试析孙中山的“以人治党”思想

孙中山认为“党本来是人治,不是法治”。这一治党思想从中华革命党创建到中国国民党改组,甚至直至孙中山去世,虽然中间经历几多形式变化,但一直贯彻始终。它以“党魁独裁,服从个人”为中心内容,通过各种规章制度做保障安排,努力探索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革命政党的建设道路。尽管这套党建原则和具体方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但对中国现代政党的内部建设却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重思国民党改组派的政治主张

在探讨现代中国的政治进程时,国民党“改组派”的言说有着颇为重要的意义。为保持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的革命性,避免国民党走向士绅化、权贵化、军阀化,“改组派”详细分析“清党”之后国民党变质的过程与原因,提供了人们审视“清党”前后国民党发生蜕变的绝佳视角。而为了重建国民党的活力,“改组派”成员在政治组织、意识形态等方面也进行了不少探讨。虽然他们的主张一定程度上切中时弊,从国民党内部来看极具批判性,但由于始终不敢直面现代政治活动与政党建设当中的关键问题,加之为了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进行区隔,导致其言说难以真正根治国民党的症结。重新思考“改组派”的政治主张,十分有助于审视中国现代史上的政党、阶级、意识形态等关键问题。     

试论国民党改组派与中国共产党

1928年冬,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出一个政治派别——“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即改组派。由于改组派指名道姓地反蒋,有人因此而产生了错觉,以为改组派反蒋是革命的。其实,尽管国民党改组派对蒋介石政权的批评愈来愈尖锐,但他们仍然没有越出“改组”的基线,对于国民党,他们既不要求“重建”,也不要求其改弦易辙,更不否定其“党统”和“训政”,仅只要求     

1927年的汪桂之争——从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的更迭谈开去

中国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改组委员会,是“宁汉合流”结束前,直属武汉国民党中央领导的一级地方组织。它虽管辖武汉三镇,左右和影响着当时武汉地区的政治形势,但其建立和消亡,还充分反映了国民党内部汪、桂二派势力间的矛盾和消涨。本文试图通过对1927年“7·15”后出现的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改组委员会的产生、发展、消亡过程的描述,从中勾勒出发生在这个时期汪、桂间斗争的大致情况。     

从国民党的改组看孙中山的党务工作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先后组建了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等几个资产阶级政党,为建立和捍卫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而呕心沥血、奋斗终身。本文试就国民党的改组及其历史必然性来揭示孙中山的党务工作,并进而揭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民主共和而奋斗的历史发展轨迹。 一、“遥遥前路,罔知所届”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的。 早在1905年,孙中山即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鉴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险恶,同盟会采取秘密结党的形式,入会者均须宣誓,誓词是:“当天发誓,驱除鞑     

试评改组派的倒蒋活动

改组派,全称“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是1928年冬从国民党营垒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政治派别,是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矛盾尖锐化的产物.改组派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展开了旨在推翻蒋介石政权的一系列活动,本文试通过分析改组派的倒     

西欧主要政党干部的培养与选拔探析

一个政党能不能不断培养和推出大批优秀的领导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该党的政治能力。西欧政党在对干部的物色与发掘、提名与选举、监督与管理、干部的教育与培训等环节都形成了自己的突出特点,其干部培养选拔体现了突出的“选举导向”,干部选拔过程突出了公开性与竞争性原则,干部来源体现了一定的开放性与多元性,干部角色遵循了“非兼职”原则,保持了专业化、职业化。     

試论第三党的抗日主张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是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它包含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的艰苦奋斗,中国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抗战及大后方人民的积极支援,同时与各民主党派的努力和贡献也是分不开的。本文仅就第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抗日主张和活动作一评述,着重讲它的政治主张。本文所涉及的时间是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直至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前,重点研究该党在“七七”芦沟桥事变前后的抗日主张及其发展。这段时间既包括“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又包括“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为了方便起见,统称第三党。武汉失守后,该党继续为既定的抗日主张而奋斗,因政治主张无重大变化,故不在此文叙述。第三党抗日主张的提出及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西方政党阶级基础变化探析

政党是阶级的组织,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传统的观点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阶级,旧的统治阶级将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灭亡。但西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复杂化,政党的阶级基础发生了某些变化,使政党看起来已经成为“全民的党”。从阶级斗争的规律、执政基础与阶级基础的关系以及西方社会的独特性等角度,探析西方政党“全民党”化的原因。     

试析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执政党的异同

深入比较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执政党的特点,对于深化党的执政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执政党,它们都必须把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置于优先位置,都担负着社会整合的功能,执政权也都有被“异化”的可能。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为:内生党和外生党、领导党和执政党、竞争型政党和合作型政党、“松散型”政党和“紧密型”政党、“部分执政型”政党和“全面执政型”政党,以及党与军队的关系等方面。     

反蒋“扩大会议”述评

一九三○年八月,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阎锡山、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互相联合,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下简称“扩大会议”)。后因局势变化,迁往太原。“扩大会议”以“整个之党还之同志,统一之国还之国民”为号召,反对蒋介石“蒋即是党,党即是蒋,蒋外无党”的个人独裁专制主义;组织“国民政府”,成立约法委员会,草成《太原约法》,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相     

论党风问题

党风,是一个政党的全体党员——从高级领导人到基层普通成员——在思想、政治、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的作风的概括,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外在表现。同时,党风也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看待一个党并决定其对该党态度的形象依据。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注意自己的党风问题。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就制定了有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党员和革     

评《百年沧桑--中国国民党史》

由茅家琦、徐梁伯、马振犊、严安林等学者所著的《百年沧桑———中国国民党史》(上下册)(鹭江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简称《百》书),用严肃的政党研究方法,不仅对中国国民党百年历史作了客观的描述与评价,更对其未来的发展寄予了希望,是目前为止研究中国国民党百年史的集大成之作     

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军政机构改组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为应对军事上的不利形势和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向大后方转移等各种战时特殊状态,在蒋介石主导下,中国国民党在党政军决策体制及其架构方面作出了一系列调整和改组。通过设立国防最高会议、扩大改组军事委员会以及南京失守后的政军机构改组,不仅有助于稳定国民党的战时领导层,巩固国民党的执政地位,而且有利于贯彻国民党的抗战决策,并使国民党领导层尽可能做到一致对外。     

政党政府的结构与功能

政党和政府是社会产生的两种政治组织,政党经过利益集团间接来自社会,政府则经过国家间接来自于社会。政党的功能在政府体制内形成了政府的职能,政府由于功能的变化和对政党的结构性吸收并最终形成政党政府。政党政府的内在合作性质决定了政党政府的职能与单一政党和政府的功能有着本质差异,具体表现在政策制订、利益表达、社会动员、精英遴选等四个方面。     

中西政党制度的比较分析

中共中央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和执政党地位进行了区分,为中西政党制度的比较性分析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分析框架。本文分别从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政党之间的关系、政党的合法性来源、政党的内部组织结构四个方面对中西政党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为完善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政党职能问题探讨

(1)在政党科学中政党职能是一个与政党功能有明显区别的科学概念 ,有其独立的研究对象和活动领域。在本质特征上 ,政党职能所揭示的是政党应当具有的政治品质和政治技能 ,强调的是政党“应然” ,即政党“应有”、“应做”的问题 ;在概念功能上 ,政党职能是从理论原理方面回答政党做什么的必然性、必要性的基本内容及其本质特征等问题 ;在实践形态上 ,政党职能所反映的是政党在承担政治义务或政治责任时应当拥有的政治权利 ,是政党义务与政党权利的有机统一。 (2 )政党职能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科学体系。民主是政党职能的“内核”与“原点” ;高度发展的政党民主和社会民主是政党职能的根本指向和价值依归 ;组织动员、价值导向、桥梁中介、人才保障、利益协调和发展稳定是政党职能的基本表现。 (3)政党职能本质上属于政党权利与政党权力相统一的政党法权 ,是以政党义务优先为基本特征的政党文化现象 ;其合法性根源于政党政治的合阶级性、合人民性及其合法治性。 (4 )政党职能既是一种文明形态也是一个文明过程 ,本质上具有开放性 ;政党职能既是政党价值的内容展开 ,是政党活动的权限范围 ,也是政党功能的评价依据。 (5 )正确认识政党职能 ,是准确把握政党能力的入门 ,是科学而有效地增强政党执政能力的必由     

王明在第二次国共合作酝酿时期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步伐日趋加紧,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又一次严峻地提了出来,作为中国最大的两个政党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由全面的对抗和两个政权的对立到合作抗日,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历了曲折的变化,在这曲折变化的过程中,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对国共合作的酝酿起了特殊的作用.     

论中国国民党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发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酝酿期间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峰。这次工人大罢工,特别是"二七"惨案的发生不仅对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具有一定警示作用,而且是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之一。处在改组时期的中国国民党虽然没有对这次罢工实施领导,但部分中国国民党党员参与了相关的活动。基于对"反军阀,争自由"性质的认同,北伐战争前后,中国国民党不仅充分肯定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历史地位,而且坚持在每年的2月组织开展对"二七"烈士的纪念活动。     

论国民党改组后的性质和联俄容共政策

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 ,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 ,占有重要历史地位。但是 ,史学界对于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民党改组后的性质和联俄容共政策问题 ,认识上还存在着不同看法 ,下面仅就这两个问题 ,提出浅见 ,以就教于史学界。一、国民党改组后的性质　　国民党改组后的性质是什么 ?大陆史学界流行的传统看法是“改组后的国民党基本上成为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① 。实际上 ,这个提法最早来源于共产国际对国民党性质的分析。例如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