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新格局下的中国战略选择——技术演进趋势下的范式转变和对策研究

技术驱动是全球媒体生态和传播格局变革的突出特点。当前全球信息传播主要由传统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社交传播和智能传播四大机制交汇而成。不同机制此消彼长,相互博弈和联动,构成了全球传播格局进程的主旋律。从美国的绝对领导,历经社交传播机制的冲击,美国依然占据全球超级平台的中心地位,到5G时代所开启的智能媒体新浪潮,以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智能传播,呈现出颠覆西方中心固有格局的潜能。在历史性的机遇面前,我们应秉承顺应趋势,互联网优先,创新驱动,自下而上的战略原则,在多重传播机制叠加的、复杂的数字传播背景下,转变思维,制定富有前瞻性的战略与对策,提升中国话语权,积极参与全球传播的博弈,实现对现有"西强东弱"传播格局的颠覆,走出西方中心,推动全球走向一个均衡、公平、公正的传播新格局。     

自媒体环境下政府形象的树立与优化——以2015年社会热点及重大体育事件为例

近年来,我国政府在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工作作风等方面有了显著改进,但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政府的美誉度和支持度不佳。当今政府屡陷负面形象的重要症结,在于政治传播三要素在有机互动过程中发生断裂、失真,导致政府信息传播陷入舆情怪圈,进而使得政府信息传播丧失其应有的公共价值。网络新媒体环境下开展政府形象传播,应该在具有先进理念的前提下,优化政府行为,积极树立自媒体时代政府形象。     

跨界融合,全面提升中国传媒的国际传播力

中国传媒在国际传播格局中处于弱势,为了全面提升中国传媒的国际传播力,要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树立文化传播的主体意识;争夺有效话语权;提升对外翻译的影响力;借鉴国外媒体的经验、现成的国际传播渠道,提高与境外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构建合理的现代传播体系,打造国际一流媒体。     

论政治传媒化格局下党政干部的媒介素养

新媒体给信息传播、社会舆论环境、政治生态环境和领导工作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促使政治传媒化格局形成,考量着党政干部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从认识媒体传播的特点和功能、努力使互联网成为推进工作的重要手段、提高处置突发事件中引导舆论的能力、掌握与媒体打交道的方法和技巧等方面提高媒介素养,适应政治传媒化格局下领导工作的开展,成为党政干部执政能力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的话语噪音及意义构建

自媒体语境下,公众的批判性、非理性以及话语失控等新的公共话语范式,给政府突发事件信息传播及有效的舆情引导带来诸多噪音干扰。作为政府信息最外显、最关键的传播载体,政府话语所体现的噪音干扰主要表现为信息显性的话语符号冗余与隐性的传播意义阻塞。因此,各级政府要增强突发事件信息传播效果,一方面,要树立话语责任,提升官民良性沟通关系认知,有意识控制政府话语的冗余传递,避免突发情境下政府信息传播的误读损耗;另一方面,要善于构建官民话语共通的意义空间,不断扩大官民信息交流的话语公约数,重视政府信息传播中的"共情",进而提升政府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的话语引导力、公信力和影响力。     

危机传播管理中政府公信力“话语权”的建构

危机传播管理中,主动把控有公信力的"话语权",加强与媒体、公众有效互动,引导舆论,化解矛盾,是考量与提升政府执政管理能力的试金石。反思目前政府公信力"话语权"缺失的原因极为复杂,不仅有政府管理理念、运行机制等自身的缺陷,而且也与公众价值体系的多元化、主流媒体责任感的淡化、社会思潮的变迁以及传媒环境的激变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而产生的"化学堆反应"有关。建构有公信力的政府话语权,既要对公信力话语权的建构理念与建构路径进行战略性研究,又要提供系统、行之有效的可操作性的战术性对策。     

手机传播态势及其治理与引导

手机由于其移动性、时效性、自由性以及互动性而深受民众的喜爱,并已经成为信息舆论的重要来源.但目前手机传播存在如下问题:成为各种违法信息和垃圾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政府的参与和管理没有完全到位;其未来将有更大的发展,更加难以控制;传播主体呈多元化,管理难度高;手机传播必须与网络传播问题同时治理.治理的措施包括:政府应积极参与手机媒体的管理;需要综合运用多个专业领域的知识和经验,以求更好的效果;通过舆论和社会道德力量让人产生羞耻感、荣辱观,从而不介入不良信息传播.     

去科层化:互联网在中国政治传播中的功能再考察

由于传播内容和传播渠道受到政治组织控制,中国的政治传播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科层的层级与链条过长,也使信息传播中的失真较为严重.互联网的出现使政治传播呈现出扁平化和非线性的特点.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互联网的最大功能在于打破了政治传播的科层制,使得层级传播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去科层化"的互联网重构了政治科层体系中的信息沟通,减少了传播的层级,提高了系统内的透明度,为政治决策提供了较为真实的信息环境.去科层化的互联网也重构了政治体系内的权力关系,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民意间的博弈格局发生一定变化.在中国的政治转型中,互联网对民主化的推动是通过"去科层化"的机制发生的.     

微博时代:舆情挑战与政府应对

最近两年来,以微博为主要传播平台的网络舆情成为社会和政府关注的焦点。当下中国的信息和舆论传播环境日趋多元,以官方媒体和微博为代表的主要传播平台,事实上已经构成了两个"信息场"和"舆论场",撕裂着社会的价值共识。微博从三个方面给社会管理带来了严峻挑战:信息多源挑战信息控制;舆论多元挑战"舆论一律";社会动员挑战社会管理。政府应转变理念,采用新的思路调控微博时代的信息传播和舆论形成:推进信息公开,打造透明阳光政府,通过信息的公开透明赢得民众信任;参与舆论竞争,成为新舆论环境的"领唱者",用回应民众诉求来赢得舆论支持;尤其要注意防范微博的社会动员功能所引发的风险。     

当代新闻学的重大创新性成果——评叶皓的《政府新闻学》

在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媒介的格局发生了全新变化,如何正确认识新闻的多重功能,如何科学把握新闻学的理论使命和实践价值,是当代新闻学面临的重大课题.一方面,基于互联网的信息传播社会,公众无不处在"媒介化生存"的环境中,传统的新闻理论、新闻管理方式容易"失灵";另一方面,作为向服务型转变的政府,又必须理性的应对媒体、重新认识媒体并借助媒体来树立亲和的政府形象,使之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动力.正是在这样的重要时空节点上,叶皓同志的《政府新闻学》著作一经推出,在新闻界、学术界以及政府机构中产生广泛的社会反响也就在预料之中了,因为无论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发展和应用,还是从信息社会带来的新闻学体系的变革和丰满的大背景来看,《政府新闻学》构建了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引发了新闻学术话语的传播变革,体现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应用的双重意义,堪称是中国当代新闻学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创新性成果.     

新形势下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的变迁

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变迁,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传播方式已经从单位传播转变为社会传播。互联网、影视媒体和手机通信的快速发展,不仅实现了当代文化视觉化,而且也提升了意识形态感性传播的效力与地位。在意识形态的感性传播中,大众的或民间的信息权力迅速增强,并且获得了更加广阔和更加有效的展开形式与运行空间,导致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新媒体背景下政府危机传播的新策略

在诸多公共危机事件中,新媒体为公众提供了"发声"的平台,为民间话语和官方话语之间的博弈提供了可能.而借助于新媒体,公众正成为传播格局中正在崛起的新生力量.公众在危机传播中主体地位的确立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信息垄断,弱化了政府对社会信息的控制力.政府要积极与公众进行互动对话和权力分享,使民间力量充分、全面地参与到危机传播中,在双重话语空间的冲突与调和中尽可能地掌控话语权的"制高点",从而在危机舆情收集、危机舆论引导和危机决策中与公众进行沟通与协商,最后化解危机.     

政策解读的传播模式与传播效果评估研究

政策解读是推动政策得到良好执行的重要手段,因此,梳理政策解读的传播模式,建构传播效果评估的方法,推动政策执行过程中政府、媒体与公众的良性互动就显得格外重要。政策解读的传播模式根据传播渠道与传播关系的不同可分为直线模式、压力模式等七种。对政策解读传播效果的评估将以"政府—媒体—公众"的互动为分析框架,针对信息发布主体、传播中介以及受众确定相应的评估指标与方法。     

“中国威胁论”与中国文化传播力的建构——以日本媒体的中国报道为例

21世纪以来的日本媒体的中国报道,呈现出一个以"中国威胁论"为终极目标的趋同意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不管什么样的中国报道,日本媒体皆通过想象乃至编排中国,营造出一种挑战世界秩序、冲击全球经济、干扰地域格局的"中国威胁论"的氛围。我们需要一方面秉承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努力提高自身实力;一方面亦要深刻把脉日本媒体的潜在意图,有力地展开话语批评与形象宣传,加强中国文化传播力的建构。文化传播力的建构应当从创立文化传播中的议程设置能力、培养文化传播中的叙事技能、提升文化传播中的整合传播力等三个方面着手,积极推动媒体宣传,正视来自日本、美国,乃至世界媒体的报道乃至挑衅,正面积极地宣传自己,加强文化传播力的建构,树立起中国在整个世界的大国国家形象与话语权力。     

房地产从大众传播到小众传播

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是广告传播的主要渠道,也是大众选择产品信息的主要渠道。当社会进入信息和网络时代,新媒体的不断增加使广告传播的大众媒体效应逐渐被削弱,尤其是房地产这种大宗商品,仅靠大众传媒的单向式传播是很难奏效的,而伴随现代技术产生的双向互动的沟通形式则成为房地产广告传播的首选。房地产从大众传播到小众传播是营销模式转变的结果,也是信息传播渠道多样化、个性化的结果。     

提升我国网络媒体国际传播力的路径探析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媒体的国际传播力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和"软实力"强弱的重要指标。作为互联网后发国家,我国网络媒体国际传播力的提升,一要创新传播思维,全面掌握"互联网思维",正确解读"话语权思维",灵活运用"隐性传播思维";二要优化传媒布局,继续提升政府网站的国际化水平,推动官办国际传播新闻网站的合并重组,加大对民办国际传播网站的政策支持,强化与国际主流网络媒体的合作;三要积极回应国外网民的信息诉求,在媒体层面建立国外网络受众跟踪调研机制,在市场层面推动国外网络受众调研的商业化,在学术层面加快国外网络受众研究理论的转化。     

中国政治传播体制与政府的多层合法性结构

由于政治传播使公众通过大众媒体获得大量的政治信息,从而对公众的政治心理产生作用,所以政治传播会对政府合法性水平产生重大影响.在中国管制性政治传播体制下形成了"俯视型"舆论监督机制,这对地方政府的合法性水平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从而造成了不均衡的多层合法性结构.因此,研究如何完善政治传播体制和舆论监督机制,对地方政府形象的改善及和谐社会的建设都至关重要.     

微信传播与电影竞争力的增值路径

在全球媒介发达的当下,任何国家的电影都处于世界市场体系之中,电影竞争离不开借助传播渠道、实现意义增值的维度。韩国电影即是借助网络、手机等融媒体、移动媒体传播的成功案例,形成席卷亚洲的"韩流"现象。这对于急欲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当下中国电影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告诉我们,在媒介发达的当下,传播渠道与传播内容同等重要。在手机这一移动媒体中,微信已成为重要的传播工具,具有自身的特点。具体说来,微信的"熟人与半熟人"的特殊状态制约了传播内容,其中的实用信息与情感交流、公共交往、资源共享等错综交织;微信传播要求选择正能量的社会信息、符合伦理道德的价值观、具有适当深度以及艺术形式明显的电影文本。     

危机传播、新媒体定位与舆论引导

新媒体传播有着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这使其在危机传播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新媒体是危机潜伏期的"预警者"、危机爆发期的"信息源"、危机蔓延期的"扩散体"、危机模糊期的"辟谣者"、危机结束后的"反思者"。发挥危机传播中新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应加强新媒体与政府的互动,及时公开信息,反映真实舆论;加强新老媒体的融合,强化危机传播的效果;将舆论引导的优质化与社会主义的法治化相结合,发挥法律规范的功用。     

河南省重大突发性事件的互联网信息传播及其治理研究

河南省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各种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在重大突发性事件的处置中,互联网信息传播及治理是危机处理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环,也是政府危机公关成败的关键。从研究河南省重大突发性事件的互联网信息传播现状入手,结合传统马克思新闻理论与西方传播、媒介理论,建构了符合河南省网络舆情的传播框架,并以目前的互联网信息传播体系为基础,提出了充分体现政府主导性、媒体客观性、公众理性参与性从而实现维护社会稳定的三方互动网络信息传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