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与农村公共品供给

集体土地,村社集体的经济实力是村民自治和农村公共品供给的重要经济基础.当前,解决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的方法有二:一是充分发扬农村的民主,完善村民自治,让村民有表达自己利益的充分条件;二是强化村社集体的实力.村社集体在兴办农村公共事业建设,联系农民和国家、市场关系上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但是在日前的土地制度形式下,我国村社集体的实力和办事能力被大大削弱,因此,必须完善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以提高村社集体的实力.     

乡村共同体建构的国家视角：基于“政党入户”的观察

乡村共同体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乡村共同体经历了从自我建设到国家建设的转变。中国式现代国家建设需要一个既能与国家权力互动又横向联系紧密的乡村共同体社会,再建乡村共同体内化于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之中。“政党入户”以党员联系户机制为基础,将政党组织体系延伸至乡村社会基础单元(户)的过程中,以政党联户实现了政党对乡村社会的纵向政治整合,将乡村社会重构为与国家紧密联系的高度组织化和政治化的社会;同时,在党员服务人民的机制下,纵向的“以户联户”转换为横向的“以家联家”,增进了乡村内部横向社会联结,实现了乡村共同体的国家再建。国家是乡村共同体建构的主体力量,为乡村共同体建构创造基础和条件。整合式联结是乡村共同体再建的国家逻辑。从国家视角认识乡村共同体建构可以将乡村共同体置于国家建设体系之中进行整体和历史地分析,从而在更加宏大的现代国家建设视野中理解乡村社会建设。     

和谐:村民自治的目标趋向

作为村民自治的目标趋向,和谐既主张多样,又主张平衡。和谐农村是和谐社会的内在组成部分。和谐农村其内涵体现为:是一种关系、一种理想、一种包容、一种善治、一个共同体。和谐农村的取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通过不断加强村民自治的民主程度,不断提高农村社会的物质文化条件,不断打断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不断完善村社干部与村民的自身素养,不断凝聚村社共同体的利益共识,来推进和谐农村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渠道建设、人力建设与纽带建设。     

重读税费改革:国家、集体和农民关系的视角

税费改革及其配套的改制政策在乡村社会的治理实践中将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双双从村集体中释放了出来,加速瓦解了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统"的力量和融于集体之中的村落共同体意识,促使农村基层组织退出了农村公共品的统筹领域,也使农民退出了农村公共品的合作供给,致使后税费时代的乡村社会面临着极大的治理困境.集体的渐行渐远,改变了国家与农民打交道的间接方式,而村治困境的存在亟待新"集体"的回归,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的调整.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内生机制与法律调适：浙江个案

所谓宅基地的限制交易只是相对于城市居民到农村买房而言,乡村社会内部其实一直存在原有受村庄自身内部规范调解的宅基地交易机制。原有的内生流转机制保证了村社共同体内部民众的集体主义和公平感,但这一规范由于宅基地向村外人的流转而遭到破坏,村社共同体为维护村民的相对公平感和平均主义心态舍弃了原有的村内宅基地审批的非正式规则,而采取了严格按照国家和政府有关政策文件的审核标准,因此也导致了规则前后矛盾不一所产生的纠纷。现阶段宅基地流转中必须要考虑到流转的乡村社会基础问题,宅基地流转首要的问题是要保证村民起点的公平。     

突破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困境——民国知识分子参与乡村建设运动的时代意义

1920 ～30年代农村经济破产、社会动荡所引发的乡村危机,引起城市知识阶层的极大关注,并形成相关公共舆论.他们认为拯救农村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保障农村公共品供给,由此产生以“杨开道方案”为代表的系列设想.但是,处于现代化初期的国家和地方社会并没有发展出有效的公共品供应体制,在这种特殊背景之下,知识分子群体激起投身农村、建设农村的道德行动,积极参与农村社会建设,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独特道路.这些历史经验直到今天仍有重要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     

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阶段与村社集体养老应对——以浙江省H县调研为例

如何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重大挑战。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有两种不同思路,主流思路是通过城乡统筹来一并解决城乡养老问题,最主要的主张是通过缴纳养老保险,年老时依靠养老金养老。但是,这种依靠账户养老的思路在讨论农村人口老龄化时,存在无法回应两个特别关键问题的缺陷：一是将农村老年人都当作社会负担,忽视了大多数农村老年人仍然是农村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生产者的现实;二是脱离村社这个不离土的熟人社会来讨论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不恰当的。文章以浙江省H县村庄养老院调查为基础,讨论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不同阶段及村社养老的优势及内在逻辑,认为发展基于村社的集体养老,将能有效缓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未富先老的难题,并进一步提出国家应当用有限的财政资源大力支持不离村的农村养老政策建议。     

国家权力的再嵌入：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共同体再建的一种尝试

村庄共同体之困是当前农村治理面临的最大困境，把分散的农民重新凝聚在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村庄共同体中，完成农民从身份、利益到情感的回归，不仅是破解农村治理困境的关键，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所在。本文基于村庄共同体衰落的现实，试图从国家权力嵌入的角度，分析国家权力嵌入农村的历史经验和政治逻辑，明确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家权力再嵌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出国家权力在村庄共同体再建中扮演着价值引导者、制度供给者、利益调和者、服务提供者等多重角色，必须以法定渠道、民主对话姿态嵌入农村，不断提升国家的整合能力，以弥合农村治理的裂缝。     

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均等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但是城乡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农村社会事业等方面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的发展,造成农村各方面落后的一个因素就是国家对城乡公共品供给不平衡,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不足。因此,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实现农村公共品供给均等,缩小对城乡公共品供给差距,逐步实现对城乡公共品的统一供给,这将极大的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中国农村公共品的社区供给:制度变迁与结构互动

国家在不能为农村居民大规模地直接提供基本公共品的情况下,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手段促使农村社区以自给方式满足自身基本公共品的需求,实质上形成了农村基本公共品的国家主导型(或指令型)社区供给模式.这种国家指令化的社区供给模式反映了中国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和政策取向.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的主调是将农村基本生活品最大限度地由市场供给.在此期问,农村最低限度的基本公共品供给实际上还是主要由社区来承担.当前,随着国家宏观农村政策的调整以及农村治理结构的相应变化,农村基本公共品供给正在发生从"国导(有)民办"到"国主民辅"的变化.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研究综述

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是三农问题中的重要一环,制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的进展。我国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也提出了有益的见解。从农村公共物品的制度外筹资与供给、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供给主体、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与政府责任等四个研究视角出发,梳理近几年学者在此问题上的讨论和研究成果,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目前此领域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在于对农村公共物品的界定、供给模式、消费阻力、需求表达、监督机制、如何正确处理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减轻农民负担的关系、相关配套改革等方面尚且缺乏深入研究。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工程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农民增收、生活富裕。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外供给加重了农民负担,供给不足影响了农民增收;必须充分认识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工程,对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距、化解公共风险、建设和谐社会有重大意义;要通过体制和机制创新,建立“四位一体”供给体制,构建多主体、多层次供给格局,保障有效供给。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及对策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着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表现出普遍的供 给不足。作者从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供给主体——政府和乡镇财政入手,旨在对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探讨,并努力 寻找可解决的途径。     

1982-2006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1982-2006年的统计数据，从农村教育经费、农村卫生医疗费用、农村基础设施、农村科技费用、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进行研究，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据此提出加大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从城乡差距谈农村公共产品问题

公共产品供给城乡失衡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缩小城乡差距的深层次原因。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表现出总量不足,基础设施滞后和供给结构不协调,农村居民在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方面与城镇居民相比存在巨大差距。针对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大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为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创造有利条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四川省绵阳、阿坝和遂宁的调研为例

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现存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已不适应农民日益增长的公共产品需求。近年来,由于四川省农村地区经济的增长与社会的进步,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呈现了全面快速的增长,固有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因背离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已成为阻碍农村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必须对现有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监督机制、需求表达机制、筹资机制以及决策机制等进行完善,逐步建立起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化的供给监督、需求表达、资金筹集、供给决策的新机制,以满足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     

农村公共品提供政府主体缺位的制度分析

农村公共品提供政府主体缺位,是当前农村公共品提供中存在最根本的问题。从表象上看农村公共品提供中存在的问题,如:财政用于农村公共品提供的转移支付规模过小;地方政府在提供农村公共品上缺乏动力;实际提供的农村公共品结构不合理,本质上都源于相关制度即政府官员行为诱导机制、农村居民对公共品需求的表达机制以及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品提供制度供给模式中存在的问题。致使农村公共品提供机制在运行中扭曲,并进一步引致农村公共品提供政府主体缺位。     

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与化解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与城市相比,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呈现出总量不足、结构失调、供需矛盾、主体失衡的困境。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主要制度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既是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事权与财权不对称的重要制度环境,又是导致市场和社会组织等多元化供给主体缺失的重要因素。因此,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就成为化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关键所在。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12个村庄道路和水利设施的调查

农村公共物品的供需缺口、价格水平、供给制度及农民的心理比较对供给效率有重要影响.通过对农村公共物品:道路基础建设、自来水供给、灌溉设施等质量、数量、价格、供给效率、是否征求意见、需求及满意度、资金筹集等方面的统计,分析认为:农村公共物品在质量上和数量上的供需缺口越小,价格水平越低,需求表达机制越完善,农民对公共物品的满意度就越高,供给效率亦越高.     

城镇化的新路径——城乡一体化视角下的农村社区建设

2007年以来,农村社区建设试验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而基于对农村社区内涵上的不同理解和本地城乡发展的具体实际,农村社区建设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不同的模式具有差异性的路径导向作用,“多村一社区”模式在发展路径上具有城镇化的功能,但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和阻碍;以农民需求为导向,构建多中心的服务供给体系,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成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