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网络问政的主要形式及其发展策略

网络问政作为连接政府与公众的桥梁,正以其独特的影响力在我国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我国网络问政存在有序的自上而下、无序的自上而下、无序的自下而上和有序的自下而上四种形式。网络作为公民问政的新型载体,其开放性和平等性激发了公民的参与热情,大大降低了公民参与问政的成本,但也表现出代表性不足、参与的非理性、非规范性等弊端。今后,政府需要建立制度规范、提高网络问政领导能力,网民需要培育良好的网络道德、树立公民意识,并通过完善立法、提高技术水平和借鉴国外良好做法等途径来整体提高我国网络问政水平,更好地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     

访民意 解民忧 聚民智 惠民生 在线问政效率高 便民服务新平台

2010年起,市政府开展了网络在线问政,实行集中在线问政和常态在线问政相结合,以制度保障实现有问必复,形成了通过网络访民意、解民忧、聚民智、惠民生的长效机制,提高了政府的便民服务水平和科学决策程度,强化了社会管理能力。     

民意提升的新路:论网络问政与群众路线

网络问政是新时期党的群众路线创新发展的表现。舆论引导权、政府公信力、网络规范等一系列问题使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面临新的挑战。为此应积极推进信息化进程,提升领导干部网络问政素质,加强政府网站体系建设。     

网络问政的阙如与进路

网络问政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政治参与方式和政治过程的隐秘性和封闭性,能够有效地消除现实政治参与过程中的地位鸿沟,实现官民之间的直接对话和平等交流,使双方都能通过网络及时获悉彼此动向,极大地彰显了对人民民主的尊重与肯定,对推进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具有积极作用。基于此,学术界结合当前网络问政建设的实际情况,多维度、多视角地剖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有针对性地从政府回应、公众参与、网络平台、制度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应对策略。除此之外,学术界还应探索和构建具有理论说服力和实践可行性的网络社会治理模式,从而进一步完善网络问政的有效机制和渠道。     

论网络政治参与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

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为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网络政治参与日益活跃,＂网络问政＂渐成趋势,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网络政治参与在给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带来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应加强网络教育与管理,加强网络制度建设,积极规范和引导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努力营造良好的网络民主环境。     

市政府应急办主任做客“网络问政”

正9月22日下午,市政府应急办主任张建刚做客青岛政务网"网络问政"栏目,围绕"加强青少年应急安全体验教育,实施‘第一响应人'制度"的主题与广大网民进行在线交流。交流中,张建刚主任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市政府应急办的基本情况。随后,广大网友纷纷围绕访谈主题对相关应急知识发出提问,并对市政府应急办各项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张建刚主任逐一细心解答、耐心聆听。以下为访谈实录问答节选:     

微博问政的利弊与对策

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发布方式,微博对社会各领域的介入和渗透日益广泛。其中,微博问政在众多功能中日益突出,不断引爆社会舆论。作为一个自由发表言论的空间,微博激发了网民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热情,促进了话语多元化,为实现我国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提供了平台。但微博这个公共平台进入的低门槛性和匿名性使发布的信息内容、用途难以甄别和控制,尤其是对于公共事件负面信息的放大和传播,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降低政府公信力,伤害官民之间的互信关系,不利于国家发展和民众自由的实现。因此,必须针对性地进行规避,在保证民众言论自由的基础上,对微博问政进行有序的理性引导,使其发展走向制度化、法律化轨道,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大学生网络休闲教育初探

网络技术蓬勃发展,正在悄无声息的改变着整个社会,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大学生作为最大的网络群体,因其特殊的心理特征,受到了网络这把"双刃剑"的深刻影响,本文从大学生网络利用调研数据入手,揭示大学生网络休闲的实际状况,初步探讨如何在"网络时代"加强对大学生进行网络休闲教育。     

网络“恶搞”与大学生网络道德素养教育研究

本文从网络"恶搞"的起源开始分析,深入剖析了它的实质以及在大学生中广为流行的深层次原因,指出了网络"恶搞"给传统大学生道德素养教育所造成的困境和挑战,提出了网络监管部门和学校教育者的责任。     

公共事件网络舆论发展态势与应对

2012年中国网民用户已突破5亿,新媒体成为人们传递信息、发表言论、生成舆论的重要平台。近两年,"小悦悦事件""、北京特大暴雨事件"等社会热点事件进一步彰显了新媒体对于公共事件网络舆论传播的重要性。新媒体在为受众搭建更广阔舆论平台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等负面影响。进一步加强网络舆情引导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从技科学视角看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

技科学（technoscience）是指科学并非独立于社会、政治与经济之外,它是一种建构性的实践活动,并处在一张由人类因素和非人类因素等异质性力量构成的动态无缝之网中,其中,政治、科学、技术、社会、自然等各因素相互缠绕在一起,无法分开。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目标是各种谈判力量在所谓科学“证据”的基础上相互博弈,建立起某种行动者网络或联盟,即达成一份新协议。但由于各方的科学“证据”分歧太大,这种联盟无法建立,会议也几近失败。因此,虽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有学术交流的公平原则,但他们在气候研究方面的不对称性同样导致了极不公平的政治与经济后果。中国要改变这种不对称地位,就应加强相对自主的气候科研,争取更多的气候科学话语权。     

一种“国际政治-国内政治”关联的分析框架——基于韩国政治发展的研究

韩国在政治发展的道路上,有两条路径贯穿始终:一条是通过移植西方民主制来推动整个社会的民主化；另一条是威权政府通过政治自由化来缓解国家所承受的国际和国内压力.本文旨在运用“国际政治-国内政治”的分析范式,对影响韩国政治发展中的国际和国内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并构建“国际-国内”关联的分析框架.本文认为,国内政治是国际体系中的国内政治,一国的政治发展是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互动的结果,必须把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的互动视为一种循环往复的过程,并置于国际体系背景下进行全面审视.     

北洋政府时期的查禁文学与文学发展空间

北洋政府时期查禁文学（包括艺术）的事件,从档案资料和有关报刊资料记载中发现的重大案例有14起。被查禁的文学艺术作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所谓＂不良小说＂,包括＂宗旨乖谬＂和＂词义淫邪＂者;另一类是所谓＂思想偏激＂的作品。北洋政府时期查禁文学的意图和目的主要是所谓＂通俗教育＂,即针对一般民众的社会道德风俗教育,其中也有抑制新思想新观念的企图,但那一时期政治没有把文学完全当作工具的意图,政治对文学没有进行奴役的打算,政治对文学的介入不是十分急迫,加之北洋政府对社会的管理相对松弛,对文学和文化没有完全控制,因而在客观上形成了20世纪初期文学自由发展的较大空间。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the Census: Influences and Trends*

Objective.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e determinants of attitudes toward the census. Methods. Data from a survey of Connecticut residents are analyzed. Some of the questions replicate items from previous national surveys. Results. Conservatives and people with low trust in government have more negative views of the census, while interest in politics has no effect. Exposure to advertising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some attitudes. Conclusions. Despite the Census Bureau's efforts to maintain political neutrality, support of the census is influenced by general outlook o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suggesting that conflicts over the census are likely to continue.     

政府网络舆论危机形成的中国逻辑及其治理——一种基于网民视角的分析

政府网络舆论危机是全球风险社会下中国社会结构紧张长期诱发的结果。处在中国社会急剧变迁中的普通网民,不单是政府网络舆论危机的发动主体,更是中国经验最为直接的感知者,因而,从普通网民视角探求政府网络舆论危机形成的中国逻辑具有合理性。政府网络舆论危机的形成,体现了网民“理性”和“非理性”言论相互交织的特点,在逻辑上具体包括利益表达逻辑、逼迫回应逻辑、群体极化逻辑、抗争动员逻辑以及情感宣泄逻辑等;在治理上,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坚持利益共享、制度表达、公信修复、信息公开、网络盟友、话语引领及真诚沟通等原则,这才是政府网络舆论危机的标本并治之道。     

Unbalanced development,public services and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an analysis based on government preference and government efficiency

发展失衡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一般认为其直接原因是公共服务的提供不足,症结在于政府责任的缺失。通过区分“发展阶段型”和“政府责任型”两种失衡形态,可以发现,公共服务供求双方的因素共同导致了中国经济发展失衡问题的集中爆发,发展阶段型失衡和政府责任型失衡的混合形态是中国当前发展失衡的本质属性。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体制制约了政府的效率,并导致了政府行为的偏差,是当前发展失衡的根本症结所在。因此,改变中国发展失衡现状的途径,不应仅仅要求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承担更多责任,更应立足体制转轨背景,加快解决引致政府行为偏差的体制性问题。     

巴基斯坦的宗教、政治与极端主义

本文从巴基斯坦国内政治与宗教的互动、国际政治与国内宗教的互动以及政治—宗教动员与宗教政党的互动考察了巴基斯坦宗教、政治与极端主义的关系。巴基斯坦政治与宗教的互动走过了一段从政府培植、利用宗教力量到完全失控的过程;国际政治与巴基斯坦国内宗教的互动推进了走向极端主义的步伐;宗教政党对于政治、法律、学校、军队、外交等方面的渗透,使宗教战斗性加强,宗教极端主义和好战的原教旨主义于是将国家一步一步地推向深渊。巴基斯坦重回温和、改良的宗教传统,任重而道远。     

The Project System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Basic Level Government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Project-oriented Opera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在基层行政资源紧张条件下,上级部门为达成工作目标,越来越多地通过项目制来调动基层政府。相比于传统的科层体制,项目制使得上级部门拥有集中的资金管理权、特殊的人事安排权以及高效的动员程序,从而能更快地见到成效。项目制在基层政府的推行使得科层体系发生重构,政府内部动员由“层级动员”转向“多线动员”,行政资源的分配也演变为项目中心模式;同时,项目制的“自我扩张”效应使得项目制越来越深入到政府体系中,具有持续性及不断增长的影响力。     

Third Way Social Governance: Where is the State?

The ‘Third Way’ politics of Blair's New Labour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has popularised a number of policy reforms centred on a supposedly new discourse of ‘devolution’, ‘inclusion’, ‘partnerships’ and ‘community’. These notions reflect a re‐emergence of the ideas and values of civil society, participation and localism. Key drivers of this discourse are: new conceptions of citizenship; a retreat from the social state to a politics of community; and a questioning of both ‘big‐state’ interventionist and competitive market approaches to public policy. These trends have resonance in the Australian context. The welfare reform agenda of the Australian Commonwealth government together with community building and engagement initiatives of State governments have been sites for these policy directions. Much of the debate surrounding these policies excludes or minimises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an active state by focusing on an uncritical conception of community. Drawing on the notion of network governance, an alternative framework for re‐conceptualising state‐community relations and delivering improved community outcomes is posited. The paper concludes by suggesting possible social governance methodologies for actioning this frame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