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学者边疆治理思想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述论——基于改土归流问题的分析

自历史而观,民国改土归流问题研究学者的边疆治理建议,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思想的具体表达。民初边患背景下,学者们提出改土归流、驻兵开发等边疆治理对策,强调更多的是国家统一与边疆各民族相融一体;抗战时期挽救民族危机背景下,边地经济、文化发展等治理建议则在深化民族平等团结融合,在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过程中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他们在不同时段所表达的边疆治理思想或各有侧重,但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与实践有其积极意义。     

周平:多民族国家中的族际政治整合研究

周平教授从民族政治学的视角展开对多民族国家中的族际政治整合研究,具体来讲,从国族与民族国家的讨论进行族际政治整合的理论预设;从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提供族际政治整合的时代线索;从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来展开对民族政治整合的反思;从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谈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调整;从区域主义边疆治理模式的提出进行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实践探讨。其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民族政策价值取向方面,主张将"民族主义"取向的民族政策朝向"国家主义"取向的民族政策;在族际政治整合方面,力推将国家的整体利益作为多民族国家整合的出发点及核心点。在边疆治理方面,提出边疆治理的区域主义治理模式。     

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关于边疆教育的认知与实践研究

通过发展边疆教育构建以“大国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民国时期化解日益严峻的边疆危机的一项国策。边疆教育认知的不断深化、边疆教育国策的制定和边疆教育在社会实践中的勃兴，渊源于民国时期政府和知识分子群体的双向互动。从知识分子群体层面来看，边疆教育认知涉及边疆教育概念、边疆教育与边疆治理的关系、边疆教育与边疆民族关系、边疆教育的具体实践等问题，切实影响了国民政府边疆教育政策的实施及对其社会实效的评判。探究知识分子群体边疆教育的认知与实践，既可清晰窥探民国时期边疆治理的历史轨迹，亦可考察近代中国国家意识视域下知识分子群体的“边疆形态”及其学术价值，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经验总结和理论构想。     

专家学者热议如何推进当代边疆理论研究

<正>2012年6月2日至3日,当代边疆理论创新与发展论坛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行,来自国家民委经济发展司、中国清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社会科学院、广西民族大学、云南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单位的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边疆学"学科发展的可行性、中国边疆理论建设的重大问题是什么、中国边疆面临的现实危机、跨界民族在中国边疆问题中的作用、民族学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等议题进行了主旨发言和交流讨论。     

专家学者热议如何推进当代边疆理论研究

<正>2012年6月2日至3日,当代边疆理论创新与发展论坛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行,来自国家民委经济发展司、中国清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社会科学院、广西民族大学、云南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单位的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边疆学"学科发展的可行性、中国边疆理论建设的重大问题是什么、中国边疆面临的现实危机、跨界民族在中国边疆问题中的作用、民族学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等议题进行了主旨发言和交流讨论。     

固边治边：近代边疆危机中的铁路功能

边疆研究是考察近代中国由传统天下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重要领域,而近代铁路因其与边疆危机的关系紧密正逐步成为边疆研究的重要切入点。19世纪后40年,中国的边疆危机愈演愈烈。清廷按照“由腹达边”的原则修筑了一批国防铁路干线,以期支援边防、拱卫中央,通过军事固边使边疆成为维护内地安全的屏障。进入民国后,随着时局的变化,以及现代边政学的兴起,国人意识到开发治理边疆、促进边疆发展和民族融合是缓解边疆危机、巩固国家统一的长远之计和根本途径,由此开启了新一轮筑路实践。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近代国人在应对边疆危机时对铁路的认识变化及实践,厘清铁路在近代边疆危机中的功能演进。     

政治属性与服务意识:中国土司研究不应回避的取向

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及西南等地土司政治与土司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日渐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土司研究基本形成相对完整的学术架构,成果不断增多,在专学化发展过程中,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国际化趋势明显.因此,中国土司研究不应回避政治属性和服务意识,专家学者在强化中国国家认同、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认同及推进制度创新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能力的当下,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及西南等地土司政治,利用历史积淀的制度文明,推进制度创新,建构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为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和深化土司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解决我国国家统一、边疆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和文化繁荣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学理支持和历史镜鉴.     

中国历代王朝西南边疆治理三维探讨

从基本理念、方针政策和实践启示的三维视角，总结历代王朝西南边疆治理的历史经验，可为21世纪西南边疆治理提供有益借鉴。边疆和疆域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词概念，中国边疆与中国观念是紧密连在一起的，中国疆域形成和定型有其自身的规律。西南边疆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疆域范畴，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历代王朝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活动，但历代王朝的“边政”少有主动介入地方经济社会事务，在西南边疆的渐进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诸多边疆治理的共识。清末边疆治理能力衰弱致使部分主权领土丧失，边疆社会和谐稳定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大一统秩序构建有利于中华民族认同，西南边疆治理经验构成中国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边疆治理底色的人民治理：当代西藏治理的轨迹、经验与启示

从边疆治理理解，民主改革不应简单地理解是一场废除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它还包含着中国边疆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从此之后的西藏治理不再是国家统治者与当地统治者的联合，而是西藏各族人民与内地各族人民群众之间的联合，并在此基础上对边疆实施治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藏治理的重要特点是，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治理边疆，其治理“底色”是“人民”治理，是新中国70年治藏效能提升背后的“治理密码”。“人民”治理是一种新的边疆治理观，也是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简单地讲，这种治理方式是站着人民利益角度上治理边疆。治理“底色”为治理边疆提供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各种有利于边疆发展、稳定和安全的举措均得到实施。中国当代的边疆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在充分显示“人民”治理这一“底色”的基础上不断吸纳改进各种治理办法的结果。同时，也不难发现，作为一种“底色”，“人民”治理并不排斥其他先进的治理方式，恰恰相反，边疆地区是国家的特殊区域空间，与国家治理相联系，与非边疆治理比，有其特殊性。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西藏治理的重要启示是，维护“人民”治理这个“底色”是边疆治理走向长治久安的根本方向。     

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研究20年回眸(1997-2016)

针对近20年国内理论界、学术界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研究,认为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华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和共同繁荣发展的制度保障,有着伟大的理论创新与辉煌实践,应始终不渝地坚持与实践下去.同时,针对新时期国家“一带一路”伟大战略,应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探索、实践研究和创新发展,以探讨进一步发展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处理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功能和作用,提升国家的政治整合能力和边疆治理能力.     

清前期新疆治理思想研究述评

清前期新疆治理思想研究是古代边疆治理研究的细化和深化,学界业已开展的关于"边疆观"的探讨,清代治新政策研究、制度研究,包括相关人物思想研究的积累,为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做出贡献,但独立的系统的治理思想研究体系仍待构建。本文拟以乾隆朝为主就清前期新疆治理思想相关研究做一梳理回顾。     

发现“边政学”:学术与时势之间的民国边政研究——评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

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一书将边政学还原于近代民族危机、国家重建的历史背景之下,将边政学的兴起置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从传统向现代的学术转型这一学术语境中加以考察,首次相对完整地重建了近代中国边政学产生、发展及演变的历史事实,概述了民国边政学的学术面貌与特征,构建了民国边政学的发展谱系。这不仅有助于从历史的脉络、学术史的层面重新认识中国近代边疆史地研究,而且在边疆政治地位再度升温的当下,亦不无深刻之意义。当然,是书较着力于"边政学"的"今生",尤其是边政学与时局的关联,而对其"前世"着墨较少,从而未能很好地回答边政学究竟是清季以来的边疆史地研究的现代转换多一点,还是西学中直接移植并运用于中国本土的再造多一些。此外,"边政学"的学科独立性也是值得再深入考究的问题。     

国际视域下中国边疆类型与治理模式拓展研究

为建构内外部沟通的“边疆”，有效推动中国边疆社会治理的转型升级，本文在对中国边疆类型与治理模式进行了理论抽象、拓展与概括。从内外部环境、安全与发展的维度出发，用外部国际关系、接壤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内部社会安全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作为衡量边疆特性的基本维度。通过4×4矩阵可以划分为十六种类型：边缘封闭型、边缘封锁型、边缘合作型、边缘共享型、风险封闭型、风险封锁型、风险合作型、风险共享型、安定封闭型、安定封锁型、安定合作型、安定共享型、中心封闭型、中心封锁型、中心合作型、中心共享型。在此基础上，总结抽象出六种边疆治理模式：安全合作模式、安全孤立模式、发展合作模式、发展孤立模式、“钟摆”模式和“多赢共享”模式。     

土司研究取向的新视野

自2013年至今乃至一定时段内,土司研究取向呈现出一种新视野,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在土司机构与职衔研究方面,土司机构利益的谋取、土司机构的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土司机构权力的法律监控,将成为新常态;第二,土司制度研究方面,土司制度的结构与功能、土司制度的终结、土司制度的专项制度研究,已成为新的取向;第三,土司区治理方面,其研究取向将在土司区的国家治理、土司区的地方治理、土司区的边疆治理等呈现新视野;第四,土司文化方面,其研究取向将在土司文化的理论、土司遗址、土司衙署(庄园或官寨)等方面呈现新视野.对土司研究取向视野作回眸和前瞻,以期深化土司相关问题的研究.     

人民至上：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的制度基础与实践逻辑

近代中国面对的是一个陌生而残酷的“霍布斯式”的民族国家丛林，在西方外来文明的侵蚀下，传统央地关系与边疆治理机制被迫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重构之路。系统性秩序与社会性秩序是对边疆治理过程中维持和解构边疆社会多样性的两种力量机制的一种概括性解释，通过这两种秩序的力量消长以及“人民至上”话语的历史切入，勾画传统中国在向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边疆治理逻辑切换和路径演化的内在矛盾和一般性图景。在“人民至上”话语下分析中国边疆治理相关问题，除具体的治理策略外，也为理解以下两个层面的宏观内容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视阈和微小的切入口，即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国民(人口)”与“国土(疆域)”的形而上联系，以及多民族国家建构治理的历史与现代的接续问题。     

探索多民族大国的民族治理与宪制建构之道

通过回溯清末立宪与边疆新政、清末民初五族共和、国族主义的话语建构与边疆整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奠基历程等一系列宪法实践,展示了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大国民族治理与国家建构的宪制变迁历程。文章提倡以一种本土化研究立场,以宪法史的分析为主线,综合采用法学、民族学、政治学、史学等多学科知识,以期为我国边疆治理重大政治、法律战略提供智识服务与支持。     

论新发展观、新安全观视阈下的边疆战略演变与兴边富民行动

在国家民委倡导下,于2000年启动了兴边富民行动,党中央将其纳入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经过十几年建设,边疆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社会事业长足进步。十几年后的今天,将其置入于新发展观、新安全观视阈下总结兴边富民行动的重要意义,不难看出,兴边富民行动与边疆战略演变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首先是从经济、文化、社会全方位地发展边疆、治理和稳定边疆角度,完成了中国边疆治理从"守边"到"发展"的思维转换,不能不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的举措,在世界上树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边疆治理模式,是中国走和平崛起之路的正确选择。承担了大国责任,达到安邻、睦邻、富邻的功效。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学界跨界民族研究评析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学界对跨界民族问题的研究日趋深入。特别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内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日益加剧,中国学界在跨界民族问题的研究中,开始注重从不同的学科、领域出发,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研究问题。这些学科领域包括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世界民族研究、国际关系研究等。来自多学科领域的关注和思考,使中国的跨界民族研究在边疆学、民族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中逐渐发展成为相对独立而稳定的研究领域。     

原创与整合:刘守华学术品格探寻

刘守华先生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一直坚持学术研究的民族立场,致力于民间文学研究,他相继完成的5部故事学著作都具有开拓性意义,从而奠定了他在当代中国故事学领域的先行者地位;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学术个性--整合与原创,这既是刘先生学术品格的基本维度,也是他在中国故事学领域倡导并积极实践的意义独特的学术理念.这对于当代学术界重申学术创新、强化学术品格具有启迪意义.     

中国边疆城市发展史的特点与研究方法

边疆城市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城市.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边疆城市发展形成了边缘性、滞后性、民族性、开放性、复杂性、依附性等特点.这些特点提示我们,研究中国边疆城市发展史时须注意国外理论的国情适应问题,有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与系统分析方法进行多维度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