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俗而治下的司法判决执照论析——以清末甘肃循化厅少数民族诉讼为视角

在清末,循化厅在因俗而治的理念下,在尊重少数民族两造传统的基础上,在动员乡老等积极参与下,依据番例番规制定判决执照.执照是确定少数民族两造双方产权纠纷及赔付标准的最重要依据.本文通过对循化厅少数民族判决执照的专题探讨,不仅了解了官府制定与颁发执照的程序,也知晓了官府制定执照时的策略与技巧,更明白了执照的民族与地域特色,亦洞悉了执照在消弭两造纠纷,稳定社会秩序方面的积极作用.     

晚清少数民族赔命价管见——以清代循化厅司法档案为线索

晚清循化厅藏区部落、民族间常因争山、争佃等致人死亡。两造间的赔命价往往在考虑身份的情况下采取一命抵一命原则确定双方人命的短长后按照番例番规赔付。赔命价在部族和民族间有大体标准,但也因循化厅少数民族所居住的不同区域与社会发展的变化而有所调整。赔命钱是通过向冲突部落部众集体摊派收集的,再通过乡老、部落头人、宗教首领确认支付后结案,或者由官府裁断结案。虽少数民族两造按照番例番规确定命价与清代制定法间存在矛盾与冲突,但赔命价消弭了两造间的纷争,稳定了社会秩序,从而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0世纪以来藏族部落纠纷解决方式研究述论

20世纪初至80年代末的很长一段时期,藏族部落纠纷解决研究多以对史料的挖掘、评述(国内)和田野深耕(国外)为主.进入社会转型期,藏族传统方式与司法的关系愈趋微妙、复杂,给藏牧区的纠纷解决实践带来诸多新的问题.正因此,学者逐渐转向藏族部落传统解纷方式在当代的表达之争.进入21世纪,更多的学者加入了这一行列,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反映出一些问题与不足.本文拟对国内外的主要调查研究成果加以综述,并就某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期为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奠定基础.     

晚清循化厅所辖藏区的部落冲突与演进

晚清时期,循化厅所辖藏区部落关系比较紧张,部落冲突是部落关系的基调.持续冲突造成的安全危机,既导致部落间超越血缘关系地域联盟与寺院核心大联盟的出现,也促使冲突的规模不断扩大与升级.由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造成的生存威胁,既是造成部落间冲突的资源基础,同样也是积淀为"部落的道德"的物质基础,为部落关系演变的基本驱动力.     

清末甘南藏族聚居区的法与社会秩序——基于光绪年间黑错与买吾的冲突为个案

清末甘南藏族聚居区,番例、寺规、官谕与评议等适用于当地的、广泛意义上的“法”,都不足以获得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或规范的共有状态.当地社会秩序具有极大的流动性.它的形成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倡首者提出某种标准或方案,围绕这些标准或方案反复展开首唱与唱和,通过这种运动或尝试不断达成而又解体行为规范的共有状态.这种地域性社会秩序实际上是通过部落、寺院、官府及乡老等不同的组织或主体围绕“约”的行动,而呈现出一种对抗与整合的动态.     

金城属国

金城属国是赵充国平羌后,为安置数万降羌于神爵二年(前60年)设立的。 汉朝开地斥境,疆域扩大,把大批四邻部落囊括在疆土之内。对新拓展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三种管理制度。一是与中原地区相同,设置郡县,设官治民。二是在边塞地方,设立部都尉,领护少数民族部落。如在金城郡设立以前,陇西郡北部都尉管辖今民和、循化一带羌人部落。三是设置属国,属国居民,“因其故俗”,其原有社会组织、生产生活习惯不     

清代乡约制度在甘肃循化厅的推行

甘肃循化厅乡约设置始于清朝平定青海蒙古罗卜藏丹津之乱后,随即以“口内各族”向“口外各族”推广.其间,乡约制度的推广借助于少数民族基层组织形式,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并根据地方社会的特点设立了寺约、集约等多种形式.但其推广的不彻底性与不完整性,则使这一响应国家政权建设而向下层社会渗透的半政权化组织,并未能有效地辅助国家权力在区域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彝族民间德古调解在劳动争议纠纷解决中的适用研究

彝族民间所形成的选择控制者的规范首先指向德古调解。在现代劳务输出的背景之下,彝族人口与其他民族于外民族地区发生的劳动争议日益增多,在劳动争议这一具体的纠纷解决中,可能会形成新的选择控制者的规范。彝族民间德古调解这一非正式社会控制方式在劳动争议纠纷解决中的适用可能会丧失其传统的比较优势,法律体系适用的可能性会增大。     

“陌生”区域社会权力机制的多元分析——杨红伟著《清朝循化厅藏族聚居区之权力机制》评介

在历史学中,区域研究不但体现为一种史学观念,也构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在人类学领域,区域研究的视角近年来也颇受重视,王铭铭等学者认为区域研究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思维的视角.兰州大学历史学教授杨红伟博士所著《清朝循化厅藏族聚居区之权力机制》一书即是选取了清代循化厅藏区这一历史上的特殊区域单元作为研究取向.     

清代岑巩契约文书的法文化内涵与价值

传统社会讲究以和为贵，对于民间细故的纠纷处理往往交于民间社会力量进行自我解决。与此伴随而生的是，契约在民间社会活动中大量地被使用，形成独特的契约文化。作为清代贵州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重要载体，岑巩契约文书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以及社会价值理念为现代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     

藏区民间纠纷解决方式的困境与出路的博弈分折——以甘南藏族自治州某乡的个案为例

藏区民间纠纷的解决方式中存在的是各种法律资源、文化传统和知识体系的博弈争斗的流动场域,同时,也是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和制度进行博弈争斗的过程.对于藏区民间纠纷的解决,任何纠纷解决方式都是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知识体系,有自己的适用空间和发挥作用的社会基础.针对实际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实现各种解决纠纷方式的相互协调和分工合作,从而形成有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的运行机制.通过协调、商议以合作代替对抗,寻求使各方都获得正当利益的最佳全赢博弈策略.     

论清代青海民族纠纷解决与社会控制

青海地区是历代中央王朝治边的重心,清代作为多民族国家最为巩固的朝代,当然不能忽视对青海的管辖.由于特殊的民族格局与宗教文化,清代中原王朝对青海的统治仍然遵循着“因俗而治”的统治思想.纠纷解决中社会控制力量在国家权威认同后不断演变,以史料所见,纠纷解决中的社会控制可以分为罚服控制、调解控制、救助控制、弹压控制四种类型,社会控制模式主要有以习惯法为主、民间诉诸于官方、官方依赖于民间的三种方式.     

《格萨尔》史诗在西藏的传播特点

在西藏进行调查和翻阅相关资料时,作者发现随着西藏南北生产生活模式的明显差异,演唱形式的《格萨尔》史诗只流传和分布在北部牧区地带,而南部农区的雅鲁藏布江流域则很少有史诗的演唱形式。本文通过分析史诗中"董"氏部落与敦煌藏文文献中记载的相关部落的传说历史,结合西藏民歌演唱传统与《格萨尔》史诗演唱传统的特点,认为北部游牧部落的民歌传统更接近史诗的演唱特点,而且这种接近看起来与史诗最早传承的部落文化有密切关系。因而《格萨尔》史诗在西藏的传播过程中呈现出了鲜明的地方文化差异,史诗的传承和传播形式受限于地区部落文化传统的影响。     

边缘权力:村镇民间社团的人类学考察——以湘西古村古镇调研为中心

在湘西村镇调研之际,民间社团成为我们经常接触的重要对象,这使我们逐渐认识到,民间社团是地方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些民间社团的存在并非偶然,而是渊源于相应的历史或社会情境。相对于国家核心权力而言,民间社团处于边缘,但在组织民俗活动、调解地方纠纷、保护传统文化和维护社会权益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国家核心权力缺席的情况下,边缘权力发挥着重要的维系作用。同时,民间社团所拥有的边缘权力也是一把双刃剑,如何趋利去弊,进行合理的引导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     

晚清甘青民族走廊的族群互动与社会治理——基于多哇藏族部落与河南亲王旗一案的考察

民族走廊地带若干民族多元共生、彼此交融的局面由冲突与沟通共同促成,尤其是地域相连带来的冲突,往往转化为一种更为深刻的“糅合力”。多哇藏族部落与河南亲王旗一案,是18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甘青民族走廊各族群因争夺公共资源、生存资源而产生的群体性社会纠纷的一个典型缩影。其产生与解决暴露了人口增长、环境压力、族群互动等社会变迁带给国家治理的诸多考验,亦展示了地方政府与民间权威如何同时引导和塑造地方层面的变化。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与地方权力的界限、范围得以不断调整和重申,二者共同构成了晚清时期该区域的社会治理体系。由此,甘青民族走廊各族群的互动互容性不断增强,国家权力日益绵密,逐渐形成稳定的地域文化共同体,为后续政权的边疆统合、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地理—文化基础。     

社会契约与国家法律在现代乡村社会中的实践方式——对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考察

作者对三江侗族民间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运行状况以及以村规民约为代表的社会契约、村委会及老人协会调处为代表的社会救济方式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考察,论述了纠纷解决机制是一个包括程序和实体法实践在内的动态体系;揭示社会自治力在国家现阶段不被重视,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选择空间较小的社会现实;倡导重视社会契约和社会救济以激励社会自治.     

长阳南曲的现代价值功能转型

长阳南曲是湖北地方说唱艺术中一种较为古老的曲种,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一曲种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样态,积极地进行调适与转型;通过对传统长阳南曲与现代长阳南曲的生存条件、传播方式、演唱题材、表演方式等方面的文化变迁进行考察分析,以探究这一古老曲种在现代生活中生存延续的某些条件,并期望为民间传统说唱艺术的活态保护与传承带来启示与思考.     

试论珞巴族的部落组织

部落是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过的一种古老社会组织。它最早可追溯到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从考古学、民族学和历史文献的丰富史实来看,发展得比较完善的氏族制度,包括有氏族、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等各级社会组织。关于部落组织,一些学者只阐述部落的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无阶级、无差别的原始社会属性,这显然是不够的。实际上,在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已经产生,家长奴隶制业已出现,血缘组织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多数民族不一定能产生国家一类的政治组织。人们往往对旧的氏族、部落加以利用,以适应新的需要。我们认为,珞巴族的部落组织就属于这一类。     

解析当代甘南牧区民间纠纷调解中的藏族部落习惯法

文章以落实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后甘南牧区碌曲县、夏河县按照藏族部落习惯法处理民间纠纷的案例分析、调解协议为基础,解析藏族部落习惯法在当代甘南牧区民间纠纷调解中的应用范围、处罚制度、调解组织。     

乡村回族社区的权力结构及其功能--以宁夏南部的单家集村为例

本文以作者在宁夏南部单家集村所做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着重运用政治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回族村庄社区中的权力结构及其功能进行了初步分析.作者认为,回族村庄社区中至少存在着村干部、乡老集团和阿訇阶层三种权力,这三种权力的互动与运营状况不仅关系到村庄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国家政策在地方社会的到达程度,而且直接影响着乡村回族社区的社会秩序和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