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抽象的具体内容——《论持久战》中的逻辑问题初探

革命实践中的思維活动問題,是邏輯科学領域中的一个嶄新的問题。这一問題,实质上是有关如何把认識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两种活动紧密地衔接和結合起来的問題。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抽象,为认識世界提供了真实的思維材料,同时,也为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建造蓝图。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典著作中,认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总是完美地被反映为科学的統一体。作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抽象,是对具体矛盾进行具体分析的結果,而具体地分析对象的具体矛盾,則是辯証思維的基本特点。     

錯誤思想不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

炳石、刘星同志和董玉琛同志所爭論的,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問題:错誤思想是不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我們认为,錯誤思想不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为什么?下面就是我們具体的意见。大家知道,存在决定意識,意識     

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飞跃的标志究竟是什么——与厚民同志商榷

讀了厚民同志的《感性认識到理性认識的飞跃是怎样‘飞’起来的》一文后,学到不少东西,受到很大启发。厚民同志的許多见解是正确的,但也有一些問題值得商榷。厚民同志在从感性认識到理性认識飞跃的問題上,只承认有一种飞跃,即只承认有正确的飞跃,否认有錯誤的飞跃,这种见解     

湖北哲学工作者继续讨论思惟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湖北哲学学会5月19日召开了关于思惟与存在同一性問題的討論会,有些高等学校的哲学教研室也討論了这一問題。在討論中,大家对思維轉化为存在的条件問題存在着不同的見解。第一种意見認为:思維轉化为存在的条件是思維必須正确地反映存在。思維轉化为存在必須以正确認識存在为前提,只有正确地认識了存在,思維才能轉化为存在。錯誤的思維不能正确地反映存在,也就不能轉化     

錯誤思想是怎样产生的

《江淮評論》上期发表了炳石、刘星同志和董玉琛同志的两篇文章,就“錯誤认識是否从实践中产生的”問題展开了討論。弄清这个問題,对于領会馬克思主义认識论的基本原理,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我們願意談談自己的看法,求教于同志們。     

武汉逻辑工作者座谈形式逻辑的对象和客观基础

武汉市逻辑工作者于3月27日举行邏輯学座談会,座談的中心問題是“形式邏輯的对象及其客观基础”。关于形式邏輯的对象問題。有些同志不同意某些教科书中把形式邏輯看做是“研究思想的形式結构的科学”。个別同志認为这个定义源出于康德,康德将思维規律和形式作为一个东西,而且是人們主观意識所造成的,     

经济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經济理論的学习和研究要貫彻理論联系实际的方針,这已經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实际的活动中,严格地、切实地按照这个方針的要求去做,却不是那么簡单的事情。在我們的学习和研究活动中,在涉及方法論的問題上,确实存在一些值得我們提出来共同探討的問題。我想就这些問題发表一点个人的感想。研究問題,当然也包括研究經济問題,首先应該从客观实际出发,在研究經济問題的时候,就是要从客观的經济条件出发,从大量的客观的經济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发出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认識它的规律。客观經济规律是社会經济运动过程中的必然的现象,而不是偶然出现的,它是能够被人們所认識和掌握的。但是不經过人們的反复实践,不具体研究客观經济运动的过程,就算对經济规律的表述或概念背得烂熟,也不能說对經济规律有絲毫的认識。馬克思在《資本論》初版     

认識和实践的关系是哲学的根本問題

越是反复閱讀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越是跺戚正确地解决认識和实践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同志的全部著作,都是理論和实践密切联系的,他系統地、完整地、正确地解决了认識和实践的关系,而这又成为毛泽东同志全部革命活动和理論活动的一个最大特色。认識和实践到底存在着怎样一种关系?这当然是一个哲学問題。然而,哲学所以要解决这个問題,正是因为我們在阶級斗爭、生产斗爭、科学实驗三大实践活动中,都迫切需要解决这个問題。这个問題沒有得到解决或者解决得不正确,我們就不免要犯錯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是常常会犯这样那     

漫談清官

离开了阶級分析法和历史辯証法,是不能正确地认識清官問題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清官,总是立足于剝削阶級方面为这个阶級的統治机构服务的。他的爵祿职权授自皇室,他的思想意識生根在封建传統中,他的政續不能不适应整个封建統治阶級的需要。他可以成为王朝车队中輞坚幅凑运轉圆遂的一个车轮,但是他决不能脫离那个牢牢保持当时統治阶級根本利益的轂軸。把清官描写成为“爱民如子”“代民立言”的蒼生大救星,无异把车轮設想成为离軸滾动迹不輾地的奇妙圜器。星宇同志根据马克思所說的法定权利和习慣权利的矛盾来分析清官产生的社会根源,是接触到了問題的本质的。一般說来,維护封建統治阶級的法定权利对立足于习慣权利破坏这种权利的豪貴斗爭,的确是清官     

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关系”问题——兼与刘节先生商榷

中国古代学者提出的“天人关系”問題,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一項重要課題。就今天的科学水平来說,这个問題当然不见得怎么复杂,不过是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問題而已。但是在古代,事情就不那么簡单:一方面由于科学知識的限制,古人对“天”往往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另方面在阶級社会中,統治者亦往往利用“天”作为維护他們統治的思想工具。因此“天人关系”在中国思想史上就不单純反映人和自然的关系問題,在这里亦交織着人与人之間的关系,或者可以說是交織着阶級斗爭的关系。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各个时期,每一位思想家对“天人关系”的不同看法,都与当时的阶級斗爭有     

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统一——《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学习笔记

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中,毛泽东同志精辟地扼要地論述了辯証唯物論的认識論的根本問題,揭示了从物质变精神和从精神变物质的认識的辯証运动,闡明了社会实践在认識中的巨大作用,論証了认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統一,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統一,等等。这篇著作对于我們各方面的实际工作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本文拟就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統一的問題,談談学习这篇著作的初步体会。一在《实践論》中,毛泽东同志指出无产阶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任务,包括改造     

苏联史学家評述我國古史分期問題的討論

苏联东方学雜志一九五六年第六期,刊載了謝尔金娜的一篇文章,作者在文中,全面評述了我國学者在中國古史分期問題上的爭論。就文章所涉及到的中國書刊以及中國学者的爭論意見的廣泛性來看,表明苏联歷史学界对中國人民的歷史和东方各國人民的歷史十分关心。謝尔金娜把中國学者們的爭論,归納为以下几方面的問題: 1.中國学者在中國古史分期問題上的观点; 2.中國学者关于中國階級社会的發生的意見; 3.殷商时代奴隸制特征的定义; 4.中國学者关于西周社会分期的观点; 5.說明古代中國生產力水平的爭論材料; 6.春秋、战國、秦、漢时代末期社会的分期問     

教学工作中的理论与实践的联系问题——学习《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的体会之一

一教育工作的一个重大任务是傳授知識。学生怎样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識?这是教育工作者所关心的一个问題。从教育史上来看,对待这个問題的态度和教育工作者的認識論是分不开的。例如在資本主义社会的初期,教育上出现过一些重大的革新。許多教育工作者开始注意教学上的直观性原则。他們不象过去一样只是讓学生去背誦一些書本上的詞句,而是要讓学生去接触实物,至少要看到标本、模型或图片。因此他們很重視采用直观教具,組織参观、观察等教学方式。这些革新就是受了历史上的經驗論的影响。因为按照經驗論的意見,知識的来源是威     

社会主义建成与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

在由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問題的討論中,有两种相反的意見:一种认为社会主义建成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开始,另一种认为建成社会主义是这种过渡的終結。两方面都力圖用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阶段論的原理說明自己的观点,但具体論据各不相同,认識不得統一。第一种意見的主要論据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同質的两个阶段,标准不同,任务不同。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建成社会主义并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就象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一样,“准备过渡”和“开始过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第二种意見的主要論据是:共产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社     

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必要性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問題,学术界已討論好久了。苏联从1951年討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时就曾討論这一問題,直到現在还未取得一致的意見。但通过几次規模較大的討論,大家对这个問題的認識已深入了很多。我国經济学界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也是一直在不断地探討和研究这一問題,发表了不少有益的意見。最近,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决議”中,明确指出人民公社无論在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既要发展     

怎样看待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与李冬生、季象图、粱楠等同志商榷

讀了去年《江淮学刊》第三、四、六期上分别发表的李冬生同志的《略論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季象图同志的《关于社会主义文艺性质的一些問題》、梁楠同志的《文艺的題材和性质》等文章后,很有启发。觉得认真弄清楚李、季、梁等三同志所討論的一些問題,是有一定意义的。这里,我們也談談自己的看法,借以就教于各位同志。社会主义性质的文艺,究竟应該按什么标准来判断呢?根据馬克思主义关于“存在决定意識”、“經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文艺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之一,就必須反映它所由建立的社会經济基础,同时又能够反过来給予經济基础以积极的影响。毛主席就曾說过:“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     

論黃巾起义的目的

自从郭老提出替曹操翻案以后,史学界中对曹操这一历史人物应如何給以正确的評价問題展开了热烈的討論。在討論中关于曹操和黄巾的关系問題存在着不同的意見,郭老認为曹操虽然打了黄巾,并沒有違背黄巾起义的目的,有些同志同意这个意見,也有許多同志不同意郭老这种說法。作者認为意見分歧的关鍵是对于黄巾起义的目的和性质有着不同的看法。本文仅就这个問題进行論述,提出个人的粗淺意見,恐有不当之处,請史学界同志們批評指正。     

论“曙石器问题”争论的学术背景与中国猿人及其文化的性质问题

裴文中先生和贾兰坡先生在《新建设》发表了关于曙石器問題和中国猿人文化問題的两篇文章,以及1961年9月22日两位先生和吴汝康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见,综合起来,大概有如下几个问题:一、“曙石器問題”,二、人的系统从猿的系统分出来的时期問題,三、“木器时代”或“使用天然石块的时代”問題,四、中国猿人石器的性质問題,五、中国猿人的“骨器”問題。     

是什麽力量促使杜甫成长的——对傅庚生先生“杜甫诗论”的一点意见

什么是决定杜甫走向人民,成为我国古代偉大的詩人的主要原因呢?这是杜甫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問題。是人民,还是作家个人?兩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反映了文学研究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关涉到誰是歷史上的主人的問題。在这个关鍵問題上,傅庚生先生在‘杜甫詩論’中沒有明白的表示意見,也沒有作專門的探討。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傅先生关于这个問題的全部答案,虽然这些答案是支离破碎地分散在各个章节中。为了便于說明問題,揀主要的抄錄如下: ……更重要的是自述不羈的情怀,显示了詩人的傲骨,……这种詩人的傲骨在封建社会里难免‘不安分’起来,作了些刺时的詩如‘兵車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詠怀     

科学和科学方法

談到历史科学研究的方法論問題,我想需要从什么是科学說起。毛泽东同志在《整頓党的作风》中談到什么是知識时說:“自从有阶級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識只有两門,一門叫做生产斗争知識,一門叫做阶級斗争知識。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