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青岩宗教多元共存的社会功能探讨

贵州青岩镇是西部民族地区最为典型的一个宗教多元共存的代表，其独具特色的宗教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宝库中的宝贵财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西部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青岩宗教有着自身独特的社会功能，对青岩的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精神生活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宗教文化与青海地区信教群众的社会生活

文章以青海地区信教群众较多、影响广泛的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为研究对象 ,简要地探讨了宗教文化对信教群众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礼仪习俗等方面的影响     

稳定与连续、阶段与时代、继承与创新、平等与包容——执政党对待藏传佛教的主要特征

宗教问题主要表现在宗教自身结构以及宗教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互动关系的复杂性,为此,执政党不能孤立地简单化处理宗教问题,而要"特别慎重""十分严谨""周密思考",从坚定不移维护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把宗教问题放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加以考察和解决。2016年在京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进一步强调了宗教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分析了宗教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为今后做好宗教工作提出了方法、指明了方向,是指导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纲领性文献。中国共产党在经过几十年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从追求各族人民平等,关注普通僧侣生存状态,关注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的角度,对待藏传佛教问题的政策呈现出稳定与连续、阶段与时代、继承与创新、平等与包容的主要特征。     

进一步推动宗教文化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宗教文化在安抚人心、稳定社会、促进民族和睦、维护国家统一等方面,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既是社会主义发展对宗教的要求,也是宗教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进一步推动宗教文化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发挥宗教文化对人的道德导向与心理康复作用,推动宗教文化参与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引导宗教文化对社会共同理想和政治共识的促进,是宗教在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的必由之路。     

试论宗教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路径和范式

和平与安全是现代社会中人类的共同目标,主权国家和政府均采取多重政策手段以谋求自身安全及和平的内外部环境。宗教作为社会运转的子系统与中国国家安全息息相关。本文结合中国"强国弱宗教"的社会现实,从宗教作用于中国国家安全的功能路径、影响范式以及与内外政治环境的系统动态互补等三个方面来阐释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的关系。     

社会控制视角下的宗教功能刍议

本文主要以社会学理论中社会控制学说为参照系,进一步从宗教的道德控制功能、组织控制功能、文化控制功能等三个方面,来探讨宗教之作用。文章认为,宗教的道德控制功能主要通过教义和哲学层面、叙事和神话层面、仪式和宗教体验得以实现;宗教的组织控制功能,主要通过宗教的律法规则及宗教的组织系统来实现;宗教文化控制功能,则主要指以某种宗教为核心而形成的文化凝聚力和共同价值观。     

关于舟山市民宗教意识现状问题的思考

文章针对舟山市各界群众宗教意识及参加宗教活动的发展状况,分析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成因,从而对贯彻国家的宗教政策、加强宗教事务的管理、发挥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提出建议。     

公民宗教：对现代宗教社会如何确立政治信仰的新思考

公民宗教是在政教分离的情况下,借助于宗教的形式来为社会确立共同的政治信仰。它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宗教形式,而是借助宗教感情来维护政治上的团结。美国的公民宗教为我们提供了在政教分离的情况下,利用宗教的政治功能来服务于社会政治生活的“范例”。公民宗教对改善我国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在宗教界进行以爱国主义和公民教育为主题的政治信仰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宗教工作法治化的正当性基础

宗教工作法治化是解决宗教问题的有效手段,其正当性来源于宗教与政治、文化、社会、法律的协调统一。政教分离原则确立宗教工作法治化的政治基础,政治与宗教关系制度化、法律化实现了政教分离原则从政治原则转化为法律制度,并通过制度化、法律化的途径,宗教工作法治化得以实现。儒家思想中的多神崇拜是宗教工作法治化的文化基础,正是因为多神崇拜接纳了不同宗教文化的融合。多层次的社会结构是宗教工作法治化的社会基础,因为不同的宗教满足了不同社会阶层的精神需求。以宪法为中心的宗教法制体系和法治精神是宗教工作的法制基础,宗教与法律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使宗教拥有社会关怀,使法律具备终极信仰。     

宗教、文化和生态的互动关系——尕藏加对藏传佛教的诠释

尕藏加《藏区宗教文化生态》一书系统性地对藏区的宗教、文化和生态进行研究并试图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分析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的方式,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角度探讨了藏传佛教对藏区文化和生态的多方面影响,注重藏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变迁,重视从宽角度、多层次审视藏传佛教的社会功能,期望通过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比较,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发展,使藏族地区摆脱经济文化滞后的局面。     

多元宗教文化的涵化与和合共生——以河湟地区的道教文化为视点

河湟地区是我国最具民族与宗教文化多样性的文化区之一,从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双重视角,以河湟地区的道教为视点,探讨了这一地区多元宗教文化的涵化与和合共生模式。在这一地区历史上正是道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的彼此影响与整合,夯实了河湟地区多元民族-宗教文化和而不同的文化根基。同时基于这一个案的分析,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结构是"儒道释伊四教互补合一"的"一室四间"的观点。     

藏传佛教伦理的普世之途

藏传佛教作为传统宗教文化的一部分，几千年来，不仅在藏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占据重要的地位，而且佛教伦理思想为缓和社会文化的多元碰撞，提供了信仰的驻足点和缓解信仰危机的人文关怀。     

简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宗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悠久而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一种重要的社会意识形态。对于这一社会历史文化现象，人们既熟悉又陌生，许多人觉得它很神秘。宗教之所以能长期持久的生存和发展，在于它具有许多特殊的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它的有些特殊功能和作用是他社会组织和团体所不能代替的。研究宗教这一社会现象，要从宗教的本质特征进行深入分析，要从特定的时代背景进行深入考察，要从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中深入探究，就能揭开宗教神秘的面纱。     

国家在场管理边疆民俗宗教生活的技术实践

民俗宗教生活是社会管理的一个子系统,国家在场管理民俗宗教生活是权力深入微观层面的一种技术实践,意识形态、符号、行政权力网络是国家在场技术实践深入民俗宗教生活的重要载体。国家在场技术实践通过直接与间接两条路径实现对民俗宗教生活管理目标的达成,基层管理是国家在场技术实践深入民俗宗教生活的核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协调发展是国家在场技术实践间接影响民俗宗教生活的重要载体。     

简论共和国以前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的演变

本文试图从长时段的历史演变视角来分析作为外来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演变历程,并通过对清末及民国时期西北回族社会及其精英人物的政治角色和社会功能的分析,揭示民国时期中国西北回族地区伊斯兰教发展变化及其与其他文化宗教互动的特点。     

宗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作为社会系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宗教与社会政治、经济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宗教在构建社会主一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宗教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宗教与社会和谐是衡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信教群众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是和谐社会构建的一个重要课题。同时,和谐社会的构建也为宗教转换自身功能,积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机遇。     

藏传佛教宁玛派俄巴群体研究

俄巴是藏族地区民间的宗教师,属于藏传佛教宁玛派。他们既成家继嗣,又专营宗教,可谓"兼职宗教师"。本文根据田野调查资料,探讨了俄巴群体的特征、培养和传承方式、活动场所、宗教仪式及其社会影响等。作者认为俄巴最能体现宗教的神圣性与世俗性特征,他们不仅是佛教民间化和本土化的典型个案,也是藏区多元宗教文化融合的产物。     

论宗教与社会稳定

宗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它通过对客体层面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社会因素，及主体层面的作为历史活动的人的影响，转而影响社会稳定。宗教自身的复杂性，决定其社会功能的多样性、复杂性，故它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也是复杂而多样的。这就要求全面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点，全面贯彻执行我国的宗教政策，引导各宗教为社会稳定服务     

论宗教对我国西北边疆安全的双重影响

宗教对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所特有的功能上。一方面,当宗教与社会政治体系相一致时,它就能促使其社会成员共同意志、共同信念的形成,对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还是科学与非科学、理性与非理性、道德与非道德相对而言的复杂统一体,因此具有滞后性、敏感性、触发性,当它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互动源"和"感染源"时,会对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西方宗教理论下中国宗教研究的困境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努力使用西方观念、理论来诠释中国传统文化与信仰,于是在理解中国宗教方面就无法避免地出现了各种问题和困扰。首先是宗教研究的基本词汇和概念问题。中国学者不仅接受了"宗教"等西学词汇和概念,而且在以西方的"宗教"视角来分析中国社会时,竭力靠近西方人对宗教的界定。其次是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基本上都是以西方宗教价值观来看待和评价宗教在中国之存在,很多自远古以来形成的中国人世界观和共享性精神遗产都无法进入学术讨论的范畴之中,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中国宗教的主体性解释难以确立、中国宗教研究理论难有突破。因此,摆脱对西方理论的过于依赖已成为中国宗教研究必须突破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