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价值的生成与实现

公共价值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文化背景下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客体的公共效用、主体的公共表达和具有公益导向的普遍规范。公共价值的凸显以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危机、合法性危机和全球化危机为背景;公共价值的生成以物的公共性为客观基础,以公共理性为主观条件,以公共领域为社会前提;公共价值的实现以公共治理为理想途径,以心性修养为重要方法。     

公共性观念的价值——哈贝马斯公共性思想的功能分析

“公共性”观念是哈贝马斯思想的核心范畴之一。早在哈氏的第一部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此观念就已经被提出,并且引导了哈贝马斯后来的整个批判哲学的发展方向。在哈氏看来,正是这样一种公开的、批判的和理性的公共性,凭借着自身独特的价值内涵守护着公共领域的自由、民主、正义之精神,并进而推动着西方社会的民主进程。公共性功不可没。     

百家争鸣：公共阐释的历史见证

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公共阐释的最早范例，集中体现了公共阐释的构成要素、基本形态、实现过程，为公共阐释提供了充分的历史见证。百家争鸣构建了活跃的公共关系，结构了中国历史上最早且极具现代特色的公共阐释空间。经典时代的文明创造为百家争鸣提供了知识信念与知识准备，时代之问是百家共同关注的生命主题，天下诸子自觉参与是百家争鸣可能兴起的基本根据，主体、理性以及思想的批判与融合，集中成为百家争鸣的公共自觉。阐释的公共性成就了百家争鸣，百家争鸣见证了阐释公共性的力量，凝聚了民族思想文化的主线索。     

公共人：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公共领域是“行动者”造就的公共空间;公共性则是“行动者”生产的公共理性。这些公共领域内的“行动者”可称之为“公共人”,公共领域也就成为公共人的行动场域,公共性成为公共人的核心价值。治理是指就公共议题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合作网络。现代国家治理则是实现国家政权与公共领域协同合作,在公共人供给国家政权合法性基础上,保障国家追求公共善的有效性。由此可见,现代国家治理需要由公共人建构的公共领域与生产的公共性,更需要建构公共领域与生产公共性的公共人。因此,公共人是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自由与理性——哈贝马斯传媒思想述评

德国著名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对传媒参与公共领域的重要功能作出了深刻的阐述,自由与理性是其传媒思想的重要内核。尽管哈贝马斯将丧失批判功能的传媒视为公共领域破坏者的论断不免保守,但恰恰可以返观传媒在场于公共领域的意义。以公共领域理论观照传媒功能研究,则传媒研究不仅获得公共性这一蕴涵民主特质的关怀视角,同时赋予传媒理性批判的意义从社会学走向政治学。日益加剧的传媒消费主义语境,使哈贝马斯的传媒批判思想重获现实意义。     

“公共精神”的高阶形态:走向“大共同体时代”的生态正义信仰

当今世界,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现实性的话题,而生态关怀所彰显的,则更是一种具有时代高度、且最能体现社会公共价值信念与追求的公共精神.现代文明的本质是拟生态的,生态理性基础上所形成的生态公共性精神与生态信念,理应成为现代人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生存与生活之价值观选择.关于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公共价值”和“公共精神”,学者们以往只是在人与人、人与共同体等关系维度上研究和辨析,这种意义上的公共精神缺少了基础性的前提、根基和依托.本文认为,完整意义上的、真实的公共精神信念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在人与自然及其生态环境的关系质态方面.这是属人的公共精神和公共价值信念所以可能的最为深刻的根源和最为直接的逻辑基础.由此,生态正义理念基础上生态公共性观念的形成与确立,无疑是当今处于深度迷茫与危机之境遇中的人类精神之自我拯救的最有效之途.     

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路径分析

政府理性是指政府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能力。如同其他社会行为主体一样,政府理性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现代政府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的理性活动表现出来的。公共理性是横跨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机制和能力。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理性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呵护与培育,社会行为主体理性的公共化,现代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是现代政府理性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进程中的有效路径,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必由之路。     

社会批判空间的理想模式及其现实转型——解读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指界于公共权利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一个社会批判空间,其典型的历史形态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随着公共领域发生结构和功能的现代转型,其批判的公共性逐渐被操纵的公共性所排挤,在这样情况下需要在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式和现代格局之间进行双向调整,以化解其内部的紧张关系。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引起了对公共领域研究的热潮,也造成了对其理论褒贬不一的各种评价。     

论“理性的公共性与公共理性”之哲学意蕴及启示意义——基于康德1784年两篇文本的分析

康德指明“理性”所具有的普遍性与公共性向度,强调公民应自由且自觉地使用自己的理性进行公开辩论.而“理性”的自由且自觉是产生“公共理性”的前提,“公共理性”则必须征得大多数人同意才具有普遍合法性和实践执行力.“理性的公共性”凸显的是人的内在品质,是个体善;而“公共理性”则标识的是“公意”,属公共善,二者呈现的是“个体至善-社会至善”的互构生态.社会现代化的历史是对民众“理性”持续启蒙的历史,也是“公共理性”不断生成的历史.对康德“理性的公共性”以及“公共理性”的理论澄明,必将对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现代公共理性观念的溯源——康德的公共理性观念及意义

公共理性是当代英美政治哲学一个核心观念,它关涉着现代西方社会多元化导致的冲突之解决。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公共理性概念可以追溯到康德哲学。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主张给予人们以不同方式运用理性的自由,通过理性的批判产生公意,"批判"就象"公共意志",根据全体有理性的人的同意来进行裁决。在《历史理性批判》和《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明确了"公共理性"是法治社会所给予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解决冲突的基本态度。康德对"公共理性"的这种理解,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政治哲学,特别是其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之间的有意义的联系和意味深长的区别。     

走向完善的公共性社会:后SARS时期对公共性危机的理论反思

本文从分析SARS引发的十大公共危机入手 ,指出SARS的危机是公共性社会的危机 ,抗击SARS的实践表明 ,要有效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 ,就必须高度重视建设完善的公共性社会 ,完善的公共性社会是战胜一切公共性危机的根本保障。在当前 ,重建公共理性是走向完善的公共性社会的必由之路。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现代转型及其启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主要是指介于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之间的一种社会批判空间,公共领域的现代转型主要体现为操纵的公共性正在逐渐排挤批判的公共性。我们需要塑造普遍的交往行为以在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式和现代格局之间进行双向调整,从而缓解公共领域内部的紧张关系,并充分发挥公共领域对现代政治运行的规范作用。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研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我们对现代政治生活的理解。     

论政府的公共性及其实现

政府的公共性意味着政府将公民的意志作为公共行政的首要原则,公共利益得到切实的保障和实现.在现代政治理念中,政府公共性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以"人民主权"为核心价值理念的近代民主理论最终完成了政府的公共性问题的逻辑论证,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政府公共性的缺失却是长期和普遍的现象.公共精神的确立、权力规制的实现、公共领域的培育是克服权力异化,实现政府公共性的基本途径.     

论公共政策论域中公共性的人文向度

"公共性"不是一个仅具单一面向的概念。就用以描述公共政策而言,它其实内含着多个被世人称道的可以被单独用以评判公共政策的尺度,它集中了诸多对于公共政策的价值要求。这些价值要求经过提炼,在当代都被凝练在了"公共性"之中。对于人性的关注,对于价值理性的高扬,都彰显了"公共性"对于公共生活的质的规定性,公共政策如能在这些方面具备条件,便可以称为具有公共性的公共政策。     

公共物品的公共性探讨

将公共物品的公共性价值做适当的定位，对当今我国的公共物品供给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公共性是一个指向范围较广，同时也应该是具有特定价值色彩的概念。在公共物品供给的情境下，公共物品的公共性应该具有双重维度。首先从公共物品的概念生成和公共物品问题的产生来看，正是因为公共物品具有的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公共物品的公共性价值就应该与帕累托最优的实现有着紧密的联系；其次，公共性所具有的伦理特征又要求公共物品的供给结果体现出公平正义的价值主张。由此公共物品的公共性就形成了一个二维的、情景化的表述和定义。     

媒介知识分子:公共性与议程设置

公共性作为大众媒介与知识分子的共同属性与品质,其消亡处境也是二者在当今共同面临的严重问题。在自主性屈从于媒介逻辑,普世关怀拘囿于专业知识,公共关怀受制于固有思想的情形下,媒介知识分子作为媒介文化生产过程中的现象,需要从媒体自身规律着手,并保持知识分子的理性,通过对话影响媒介议程设置,并将精英知识转化为公共理解力,以重新唤起其公共性品格。     

公共史学之公共性反思

公共史学的最大特征在于其内在的公共性,对公共史学之公共性的认识可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以传统史学为参照,公共性表现为专业史学家之外人员的广泛参与以及研究内容侧重于公共领域;二是立足于史学研究本身,其公共性表现在研究者、研究对象、研究选题、研究活动、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及其表现途径、服务对象(或成果去向)等环节;三是公共史学的公共性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担当,必须坚守真实性原则、道德原则和社会责任原则。     

公共管理模式嬗变中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公共管理的形成及其模式的嬗变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对立、竞争、互动和融合的结果：“原始民主型”公共管理是公共性价值理性诉诸于工具理性的结果，工具理性的扩张与异化是“统治型”公共管理形成的原因，价值理性的复归和工具理性的反思及二者之间的竞争与互动催生了“管理型”公共管理的产生，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初步融合及和谐统一则是“服务型”公共管理初步形成及未来“民主专治型”公共管理发展的基本动力。     

剩余价值与物自体的生成逻辑——源于资本生产的现代性形而上学

物自体的产生需要两个前提,即社会生产关系的总体性生成与理论形态的实体性外观,这表明它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物化背景下才可能呈现.物自体就是形式理性对剩余价值的物化认知,其生成逻辑同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由使用价值转向价值形态,再到剩余价值研究的过程.这也意味着它的产生是形式理性对现代性的把握从自然领域转到交换领域,止步于资本生产领域,理性自身逐步膨胀、亦逐渐萎缩的过程.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交换逻辑批判.物自体暴露了从交换原则出发理解现代性的困境,实践理性处在从交换逻辑向生产逻辑转换的关节点上.     

试论我国公共管理中公共性的缺失及救治路径

＂公共性＂是分析现代政府活动和行为的重要工具,对公共管理公共性价值的探讨则有利于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本文在深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背景下,立足研究政府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及其进展状况,探索公共性价值取向偏差及其引起的政府失灵、权力寻租等一系列公共性缺失现象,并从政府应树立公众至上的理念、建构参与式国家、建构公民社会、法治观念与制度、加强公民公共意识教育等层面,阐发了公共性缺失的救治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