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概念及类型辨析

通过对小说历史资料的梳理,指出中国古代有三种既自成体系又相互融合的小说概念:学术史范畴的诸子学说;"话"基础上形成的通俗小说概念;传奇与通俗小说交叉形成的传奇体小说概念。与此相应,存在三种小说类型:诸子杂传小说;通俗小说;传奇体小说。综合三种概念的内涵、外延和各自的产生期,认为中国古代小说的文体形式产生于唐代,自觉的小说创作开始于元末明初,文学理论意义上的小说概念定型于明代后期。     

传、记辞章化:从中国叙事传统看唐人传奇的文体特征

传、记与辞章属于不同的文体类型,各有其约定俗成的写作惯例.汉魏六朝时,历史著作如范晔<后汉书>的传论,志怪小说如王嘉<拾遗记>等将辞章的艺术特质引入传、记,唐人则将这种创作倾向发展成一种划时代的风尚,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体--唐传奇.唐人传奇融传、记与辞章为一体,形成了若干新的写作惯例从选材上看,唐人传奇对想象的世界和私人的感情生活倾注了浓厚的兴趣;就艺术表达而言,唐人传奇在传、记的叙事框架内穿插大量的景物描写,注重形式、辞藻、声调的经营,大量采用第一人称限知叙事和第三人称限知叙事.可以说,只有在融合了辞章的旨趣和表现手法后,传记才成为了传奇.     

六朝杂传与传奇体制

唐人传奇体制承继六朝杂传而来,这体现在唐人传奇对六朝杂传外在形式的沿袭、对实录的有意标榜、对六朝杂传行文模式的承继等几个方面,而且,历来被认为是唐人传奇重要特征的“文备众体”,实际上也源于六朝杂传的实践.     

刘向《列女》、《列士》、《孝子》三传考论

刘向作《列女》诸传 ,其实是对司马迁所创立的纪传体作了创造性的运用。正是这种具有创造性的做法 ,不仅使杂传文体得以形成 ,也使刘向成为第一个大量创作杂传的作家。刘向所作《列士传》、《列女传》、《孝子传》三传 ,不仅是杂传之“始作” ,而且其中鲜明的小说品格 ,又开启了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化之路 ,汉魏六朝杂传由此成为唐人传奇的重要源头。     

探索早期白话小说历史面貌的力作——评俞晓红新著《佛教与唐五代白话小说研究》

如果从语体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古代小说基本上可以分为文言和白话两大类。20世纪的小说史著,多半依循鲁迅的观点,将唐代文言小说作为古代“有意为小说”的证明,而将宋元话本视作古代白话小说的开端。就语体特征而言,唐代文言小说明显地继承了前代史传文学以及杂传、志怪、笔记的影响,而宋元话本则体现出一种与唐代文言小说完全不同的文体风貌。如果将宋元话本直接衔接于唐代文言小说,其间艺术轨迹的无法接榫乃至错位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这是20世纪小说史研究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重大课题。这一重大课题在近十年间,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也取得…     

“小说”源流与唐传奇的民间口说传统--以“小说”及相关概念为考察中心

唐传奇无疑是来自于前代的文体,该文体获得娱乐精神从而性质发生转变显然有深厚的原因：一是唐代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二是前代“小说”之精神。先秦以来民间就存在着“小说”（说故事以求娱乐）传统,这类故事形成文字后就被收录在“小说”名录之下。唐传奇的产生过程,证明其确实继承了“小说”传统。正是“小说”娱乐精神融入叙事性的杂史、杂传以及宗教宣传,才改变了后者的文体性质,使得它们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传奇”。     

“小说”源流与唐传奇的民间口说传统——以“小说”及相关概念为考察中心

唐传奇无疑是来自于前代的文体,该文体获得娱乐精神从而性质发生转变显然有深厚的原因：一是唐代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二是前代＂小说＂之精神。先秦以来民间就存在着＂小说＂（说故事以求娱乐）传统,这类故事形成文字后就被收录在＂小说＂名录之下。唐传奇的产生过程,证明其确实继承了＂小说＂传统。正是＂小说＂娱乐精神融入叙事性的杂史、杂传以及宗教宣传,才改变了后者的文体性质,使得它们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传奇＂。     

论杂传在古代目录学中的地位及其演变

杂传作为古代史书的重要类别,兴起于西汉末,兴盛于汉魏两晋。阮孝绪《七录》中杂传一目．的设立,标志着这一著述样式最终争得了古代目录学中的一席之地。唐代杂传数量不少,是在南北朝杂传衰落以后的一次复兴。它一方面继承了汉魏六朝的著述传统,另一方面表现出向近代传记过渡的趋势。从宋代《崇文总目》开始,“传记”之目就取代了“杂传”,杂传与杂记最终完成了其在古代目录学中的合流。这一名称一直延用到清代。     

“寻根文学”对传奇叙事的择取和拓新

传奇这一文体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可借鉴的古典小说叙事资源之一,其中的唐传奇通常被视为中国古代小说成熟的标志,它的叙述模式、文体风格、和审美趣味等对"寻根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内在影响。从拟用传奇文体的合理性和学理性、如何在实践中承续传奇叙事以及对这一文体实践的功过得失等层面上,"寻根文学"重新处理了文学与传统的关系,这种有选择、有目标的文学实践充满着文体自觉和逻辑思辨,成为当代文学汲取古典小说叙事资源的有益尝试。     

“传奇体”辨正——兼论裴钅刑《传奇》在神怪小说史上的地位

“传奇体”这一名目 ,出于北宋尹洙之评论《岳阳楼论》,以为它和裴钅刑《传奇》都有“用对语说时景”的特点。后人因此将“传奇”看作唐人小说的文体 ,以区别于以往的“志怪”,既不符合古代小说的实际 ,也缺乏理论的根据。从字面上看 ,“志怪”与“传奇”的含义完全相通 ,二者都是从题材上着眼的。小说史上并不曾形成以“传奇”为名目的独立文体 ,更不宜将它当作一个时代小说的标志。而将“传奇”与“志怪”对立起来 ,在研究中也是很难操作的 ,诸如是“粗陈梗概”还是“篇制宏大”、是“传录舛讹”还是“好意作奇”,其实都是相对的     

《三国志演义》:演义文体的典范

“演义”是“演经书之义”的略称 ,它探寻的是经书的“义” ,而非“义”的载体———言或事。罗贯中创造“历代演义”文体的第一个贡献 ,是自觉确立了明“义”、演“义”的意念 ;他的第二个贡献 ,是通过创作实践找到了将“义”“演”好、“演”成功的各臻其妙之道     

《践约传》对《西厢记》的改编及其文化意义——兼论清末西人所编汉语教科书的价值

《践约传》以《西厢记》崔张爱情故事为基本框架,用清末北京通行的官话加以改编,成为清末西方人学习汉语口语的上佳教材。《践约传》的编写者通过经心结撰,掺入大量日常口语,以新颖的形式大大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兴趣。《践约传》不但在传递语言功能的同时成功地将《西厢记》故事带入汉语学习者的视野,自身也获得了独立的文本价值。它同清末西人汉语教科书中被编选的其它小说戏曲作品一样,在汉语教学史、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对外传播史中都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从“奋笔直书”到“以文为戏”论唐代古文家的传记写作观

我国古代的传记长期以来依附于史学而存在,所以古人往往把传等同于史,写作传记只求真实.唐代,一批兼具史才和文才的古文家,以其敏锐的眼光,指出传记写作不仅要求真,更要讲求文采,这在有意无意之间为传记挣脱史学的樊篱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全文正是从传记的真实写作观到"以文为戏"的创新写作观,较为完整地勾勒出了唐代古文家的传记写作观念.     

感悟式批评对当代巴蜀文学批评的启示

感悟式批评强调灵感、想象、即兴、直觉,这与以自由、浪漫、超越、灵性的巴蜀文化传统在精神上不谋而合。新时期以来, 出版业的振兴、文学创作高潮迭起,与之对应的是文学批评的热度持续,但此时的文学批评开始大规模引进建立在西方哲学、 社会思潮理论背景上的批评模式,而更具中国传统的感悟式批评却越来越受到文学批评界的忽视,巴蜀文学批评的发展显然 也受此影响。那么在当代巴蜀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将感悟式批评融合在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 题。从中国古代文学的感悟式批评中获取灵感,阐释其对当代巴蜀文学批评创作的启示。     

试论宋元话本小说对《聊斋志异》的影响

《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蒲松龄在创作该小说集的过程中,除了吸取传统的诗词歌赋、史传文学、文言小说的营养等因素外,借鉴和吸收通俗文学尤其是宋元话本小说的营养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本文试从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艺术形式三个方面论述宋元话本小说对《聊斋志异》的影响,以此说明蒲松龄是一个兼容并蓄、广收博取的伟大作家。     

《三国演义》与小说诗文渊源关系研究述略

虽然在明清时期就有学者注意到了古小说和诗词文赋对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影响,但真正对此展开研究则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综观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主要集中在<世说新语>和唐诗上,研究者涉及的相关小说、诗词曲和文赋还极其有限,现有研究成果所达到的系统性和深广度也并不令人满意,研究者在这方面还大有文章可做.     

论《三国演义》“年少大志”塑造模式

《三国演义》在人物形象上体现出“年少大志”塑造模式。该模式所塑造的小说人物可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即领袖型、武将型和谋士型。这一模式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古代教育文化传统的影响、古代小说家对史家纪传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同时,还与《三国演义》的集体创作方式,以及作家主体意识有密切关系。“年少大志”塑造模式在我国古代小说史上有较重要的地位,此外,该模式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试论新时期画家传记的文学性

传记文学是历史性和文学性相结合的一种文学样式。传记的文学性最基本的要求是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运用艺术性的表现手法,再现传主丰富复杂的人物形象。新时期画家传记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通过对传主精神历程的叙述,对人物的行动、语言的描写,细节的刻画等展现传主独特的个性气质。     

庄子形神论对古代文论的影响

形神论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题,中国古人对形神的问题的讨论,在很多文献中都可以得到证实。较早论及形神问题的是庄子,从庄子开始对形神问题的讨论的影响逐渐扩大,最终成为影响中国古代画论、古代文论的发展的一股力量。那么从庄子开始,形神论是如何对中国古代文论产生影响的,这是一个需要真认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