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在几十年历史演变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经历了三期发展,即从"老批判理论"到"新批判理论"再到"后批判理论"。就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而言,第一期发展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的"跨学科唯物主义"和启蒙辩证法为代表,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第二期发展以哈贝马斯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为代表,被重建后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面目全非";第三期发展以霍耐特对早期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重新诠释为代表,被重新诠释后的马克思已经成为"另一个马克思"。因而,从总体上看,法兰克福学派三代批判理论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从欣赏、信奉到怀疑、批判,再到超越、重建。     

孙中山的对日态度及演变

本文系统地论述了孙中山对日本态度的演变过程,并通过大量史料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文章把这一演变过程划分为从求援日本朝野到幻想联合日本政府;从对日的局部的感性批判到全面的理性批判;从对日的公开抵制到坚决反对等三个阶段。认为这种划分法,既符合孙中山对日态度演变的实际,又合乎历史的认识规律。作者认为,孙中山对日态度的转变是由他二十多年同日本交往的实践和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实际所决定的。     

从批判到讥讽: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踪迹

随着主体的弥散、资源的迷乱和文化的迷思,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态度经历了从批判到讥讽的转换。在这一转换过程中,革命成为旧日往事,马克思主义也越来越成为含混而模糊的背景。     

论胡适的中西文化观

胡适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双重角色,这使得他的中西文化观凸现出复杂多变的面貌。胡适认为在现代世界,文化是立国的关键。他主张用"评判的态度"对中西文化进行双向扬弃,最终再造中华新文化。他预见了世界文化的形成,并再三强调了自由和容忍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     

《否定的辩证法》的哲学观

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以另类的表达方式阐述了他对哲学的独特理解.否定的辩证法从社会批判深入到对启蒙和现代性的批判,再到对哲学自身的批判,充满了强烈的革命性、现实感和关怀意识.阿多诺的哲学观中流露着哲学传统的延续痕迹,激进的态度背后是阿多诺对哲学批判精神的本真诠释,他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守护着哲学的灵魂.反思阿多诺的理论,绝对的否定缺少与现实的对接,因而难以摆脱自身的限度.     

曹诚英:一生一念

从1952年到1969年,曹诚英(1902-1973)在沈阳农学院(现沈阳农业大学)教学、生活了17年. 曹诚英是中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为国家培养了众多人才,培植了高产马铃薯,但她为世人记住的更大原因,恐怕是“一见胡适误终身”的悲情经历.单纯爽直的她,一生刻骨痴情于胡适,为他堕过胎,且终身未嫁.     

经济学—哲学批判时期马克思对生命的哲学思考

经济学—哲学批判时期马克思除了在理论上继续探讨贫困者的生命自由的出路,还深入到社会最底层,实地了解贫困者的生命存在的真实状况。由此,开始了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初步结合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马克思转向了经济学的研究。在研究中,马克思初步了解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者生命不自由的根本原因,于是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更深刻的批判,并提出了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形式的构想。     

胡适进宫与溥仪的公众形象建构

对于胡适进宫谒见溥仪这一事件的重新解读,应建立在对时人叙述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尽量还原胡适谒见溥仪的历史场景。通过重新解读中可以看出这次会面对胡适和溥仪公众形象的影响,以及在对待既定政治秩序方面胡适与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之间态度上的差异。     

吴晗的治学道路

一、深受胡适治学之道的影响吴晗一开始迈入史学的大门,是在中国公学读书的时候。当时中国公学的校长是胡适。吴晗选听了胡适开的“中国文化史”课,对胡适十分崇拜。胡适提倡“科学救国”,他的治学之道,如埋头读古书,搞考证采取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等等,对吴晗都产生了影响。吴晗治明史的起端,就是按照胡适的路子从考证入手的。一九三○年夏秋之间,吴晗来到北平,经顾颉刚介绍,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作馆员,他利用工作之便“读了半年线装书”。一九三一年二、三月间,吴晗看到吴之器撰写的《胡应麟传》,传中说胡氏     

胡适的白话文学观与中国俗文学传统

胡适的白话文学观与中国俗文学传统郑战兵马宏柏五十年代末，胡适在美国接受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录音访问时，曾就自己以往治学中的“个人收获”问题谈到过所谓的“双线文学的新观念”。他说，他在研究中国文学史方面很早就提出了“把汉朝以后，一直到现在...     

易卜生在中国:从易卜生到易卜生主义

欧洲思想意识在中国的传播是同1915—1925年开展的五四运动同时发生的。易卜生的戏剧很快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并且中国评论家十分注意这位挪威作家作品中的社会政治观点。易卜生主义在中国最有名的研究者是北京大学哲学教授胡适,他1918年发表了以“易卜生主义”为名的纲领性文章,从此,易卜生在中国成为某些政治思想的象征,如妇女解放,个性自由和对现存制度的批判观点;“易卜生主义”是自由主义哲学的一部分,胡适曾致力于将这种哲学运用于中国的现实。易卜生主义的核心思想——对独立个性的自我肯定——成为胡适所制定的新“生命哲学”最重要的因素。胡适反对中国的封建制度,反对“家庭较之于个性来,总是占居首位”。易卜生主义成为国家的自由主义政治的组成部分。但是,对于中国绝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来说,易卜生与其说是思想家,不如说是文学家。胡适认为,易卜生的最重要的作品是《玩偶之     

从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思想的批判看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矛盾心态

1955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动了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思想的批判。这场批判对更好地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有其正确和必要的一面。但由于对文化学术领域多方面、多类型、多层次的复杂问题采取了简单化的政治运动方式来处理,引发的一场空前规模的思想政治批判运动,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后果。笔者认为,毛泽东之所以从一开始就拒弃文化学术自由讨论的思路,而赋予文化学术问题以阶级斗争的性质,根本原因在于他对知识分子的矛盾心态。     

论石川啄木的托尔斯泰观

明治时代末期浪漫主义歌人与诗人石川啄木(1886-1912),颇具国际化眼光.他不迷信权威,对托尔斯泰的作品并非一味赞赏,而是立足客观立场,明确承认受到了托尔斯泰的某些积极影响,同时,对托尔斯泰主张靠宗教来解决一切问题的态度,旗帜鲜明地表示批判.托尔斯泰本着基督教博爱主义精神来反对战争,强烈批判与宗教对立的科学.对此,啄木并不赞同.批判“科学”,一切问题全靠“宗教”来解决,托尔斯泰的这个一主张发表后,在日本人中间产生了疑问.啄木批判托尔斯泰,焦点对准的是他的宗教感情.     

由理性实证化到理性历史化——论二十世纪科学哲学的历史转向

:2 0世纪的科学哲学主要有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三大流派。这三大流派不仅在历史上依次出现 ,而且经历了逻辑经验主义的理性实证化 ,到批判理性主义所导致的理性历史化问题的产生 ,再到历史主义对理性历史化问题的初步解答三个阶段的发展。这一发展是西方科学哲学在 2 0世纪的重大历史转向 ,使得理性历史化成为 2 1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核心     

“三资”企业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

一、浙江省“三资”企业发展过程及其特点我省“三资”企业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80年—1983年是试办阶段。1980年我省举办了第一家“三资”企业——西湖藤器企业有限公司,到1983年底全省共批准“三资”企业7家,外商投资额181万美元。这一阶段,各地各部门对发展“三资”企业抱着探索、尝试的态度,远没有提高到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上来认识和对待。1984年—1987年为第二阶段,1984年中央批准宁波、温州为沿海开放城市后,创造了扩大     

五四时期胡适论妇女

五四时期是我国女权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时期。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干将的胡适 ,以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为武器 ,在批判传统妇女观的基础上 ,提出了他的妇女观 ,对五四时期妇女在家庭与社会中的重新定位作了舆论上的准备。但由于其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固有的妥协性 ,又使其妇女观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后凯恩斯经济学70年--批判、重建与综合

后凯恩斯经济学是以反新古典主流经济学面目存在的一支异端经济学流派。它经历了70年的传承演进和三代学者的批判、重建和综合,已在方法论、宏微观经济学和内部综合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流派。     

胡适思想三题

胡适思想三题李翔海一、全盘西化与实用主义胡适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赞成中国文化走“全盘西化”的道路？这是一个让人感到不无疑惑的问题。一方面，他明确申言“我是赞成全盘西化的”，但他同时又声称，这只不过是“取其上者得其中”。与此相应，即使到了晚年，他也依然不忘...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探讨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否划分为若干阶段?倒底区分为哪些阶段?这是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也是社会主义辩证法理论研究应当着重探讨的现实课题。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论述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并未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早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共产主义原理》等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有把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依次发展的两个阶段的思想萌芽。后在《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中,则全面地阐述了这一思想。他们明确地指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需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     

媒介批评视角下的肖洛霍夫形象

中国媒体对肖洛霍夫形象的构建,与中苏(俄)两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关系密不可分。当两国关系处于和平友好阶段时,中国媒体对肖洛霍夫的态度就显得很亲善,甚至达到狂热崇拜的地步;一旦两国关系恶化,中国媒体对肖洛霍夫及其作品采取憎恶态度;只有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媒介批评才归于理性与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