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发展的动力要素探析

理论变革、社会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构成了中国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发展的多重动力要素。其中理论的变革主要体现为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治理理论。社会发展要素主要来源于公共需求的深刻变化和社会组织的深入发展。而政府职能转变主要是因为公共部门的有限性,表现为职能、财力、能力、理性有限和掌握信息的不充分以及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实践中存在着垄断、不充分、质和量难以度量、职责难以界定等问题。     

我国社会组织的角色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标志着我国治理模式将由政府管理模式转变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新的治理模式建立在成熟的公民社会基础之上。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①社会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主要载体将在我国治理模式转变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政府和公众对于社会组织有了新的角色期待。但是现阶段,社会组织在运行中未能完全发挥其角色功能。本文将分析治理模式转变中对社会组织的角色期待,其在发挥角色功能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提出针对性的对策。     

政府、市场、公民社会间的互动模式研究——基于公共治理理论的探讨

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利害相关方,有各自独特的行为逻辑与权利边界。在公共治理理论中,主体多元化要求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者进行良性互动。文章试图探讨三者的互动模式,从而发挥政府、市场及公民社会的比较优势,实现公共领域的良好治理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增进。     

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项目应注意的几个环节

推行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项目，是广州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举措，对于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构建服务型政府、改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但在某些社工服务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购买过程不规范、监督不到位、责任主体不明等问题。笔者认为，要克服这些问题，应注意以下几个环节。     

上海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公共治理研究

推动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是完善城市公共治理、提升治理绩效的重要一环.上海应提升对社会组织作用的认识水平,推动社会组织进一步填补城市公共治理漏洞:促进社会组织优化产品和服务,提升精细化水平,改善城市公共治理绩效;积极构建整合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公共治理的格局体系,促进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完善体制机制、丰富和拓宽参与渠道,提升参与便捷性和有效性;搭建协作平台,促进多主体协作联动,提升治理效率.     

论新时代城市基层社区治理模式的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我国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社会、居民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只有转变治理理念、加强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与核心引领作用、扶持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提高治理的信息化水平和文化教化水平,才能在新时代基层社区治理模式上不断创新,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实现。     

灾害性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行为变迁探析

本文主要就在我国不断出现的大自然破坏力作用于人类社会造成灾害公共危机事件,从中探究政府在三个不同阶段的救灾工作中的行为表现,从而揭示政府行为、政府职能以及政府角色转变的内在机制和行为逻辑。     

网络社会下公共组织治理模式的探究

网络社会公共组织的治理模式是顺应形势发展的产物,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组织实现信息化是必然的发展趋势。本文着重分析了政府与社会的新互动关系,探究新的公共组织治理模式。     

行政法第三形态视角下的行政主体研究

行政法第三形态理论随着社会治理新模式的提出而产生,以"自由权和社会权——公共行政权"为主轴,目的是适应新型治理模式,为之提供法治保障。国家应对行政主体理论加以完善,赋予社会公权力组织和行使公权力的个人在行政主体的地位;在实践上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的能力;重新构建适应社会管理新格局和新要求的行政主体理论,并从法律、资金、监督方面对行政主体权力的运行提供保障,为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提供保障。     

论政府在社会治理行动中的基本原则与价值取向

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向政府提出了以下三大要求:在社会组织和运动对社会治理过程的参与上,它要求政府促进而不是限制;在履行社会治理职能的行动方式上,它要求政府服务而不是控制;在与其它社会治理主体的关系模式上,它要求政府谋求合作而不是竞争。同样的,多元治理主体的平等、合作、多中心和网络化特征,内在的要求社会治理以公益和公德、信任和宽容、责任和契约为关键词。     

规制地方政府机会主义,须对症下药

由于我国正处于急速变革时期,特定的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使得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不仅在私人领域大行其道,在公共领域也呈现出泛化之势.当掌握公权力的政府不能将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发展目标控制在合理的边界之内,政府的自利行为势必不断膨胀并对公共管理秩序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危害.如何有效地规制政府机会主义行为,最大限度地降低公权力运行过程中所带来的社会成本,进而提升政府治理绩效,就成为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     

基于公共价值的朝阳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研究

公共价值以一种全新的形态和方式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公共价值期望与公共部门的使命目标、战略管理、组织形态以及交付模式有机联系起来，运用数字化这种形式开辟出“价值本位”的公共治理模式。本文就基于公共价值的朝阳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做出具体探究。     

传媒览要

政府部分权力可向NGO让渡——《中国经济导报》2003年3月11日作为下一步机构改革,政府转变职能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上海将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发展格局要求,全力培育发展非政府组织(NGO),积聚民间力量来推进公共服务,从而确保政府“轻装上阵”,更好地致力于把自己塑造成“服务型政府”。在过去,资源大都由政府调控,现在,要靠市场主导来合理配置资源,政府在这当中要转变角色,要提供服务,建设一个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政府部分权力向非政府组织的合理让渡、也是政府职能转变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大势所趋。     

领导干部核心资质模型的建立及意义

在政府机构转型中行政领导干部作为公共管理者代表政府行使公共管理责任，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那么，如何加强新时期行政领导干部的职业管理，提升他们执行政府决策和完成政府公共任务的能力和水平呢？本文将从组织行为学和心理学理论中提出的领导核心资质模型角度，对该问题进行探索，并论述如何在各级党政机构建立行政领导干部的核心资质模型及意义。     

公共危机治理中多元主体参与的探究

公共危机是我国政府面临的新挑战。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可以有效发挥其作用,但是由于其地位和职能不同,在进行公共危机治理时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期望多元参与主体更好地进行公共危机治理。     

宪法不能全然没有牙齿

所谓“小政府,大社会”是指学者从有限政府论中延伸出来的的一个概念,是在批判国家计划经济时期的所谓“全能政府”基础上逐渐形成的。简言之,就是主张缩小政府职能,扩大社会自治功能,即在缩小政府职能和权力,裁减政府机构和人员的同时,把原来由政府管理的大量社会经济事务交给个人,企业和社会中介组织去处理。近一些年来,在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的讨论中,这种说法甚为流行,不仅频频见诸报端和各种会议,而且在一些政府官员的谈话中也将它作为勿庸置疑的口号予以采纳。这种理论     

从社会组织看和谐社会与政府职能转变

社会组织的发展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与政府职能转变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本文分析了社会组织、和谐社会、政府职能转变三者之间的关系。政府可将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分化给社会组织，通过二者作用的结合，共同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政社分开是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必然要求——从温州市福利事业社会化看民政部门职能转变

政社分开是指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把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分开,把部门职能与社会职能分开,把社会自组织功能和社会自律机制、社会运行的动力交还给社会.这里,它包括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等内容.在浙江温州调研期间,我们发现,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社分开,是福利事业社会化的前提条件.没有政府职能的转变,就没有福利事业社会化的发展;没有福利事业的社会化发展,也就不能真正实现民政部门的职能转变和精简高效.从这个意义上讲,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     

浅谈政府购买服务面临的困境——以北京市为例

根据《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中的定义,政府购买服务是指"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把政府直接提供的一部分公共服务事项以及政府履职所需服务事项,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和事业单位承担,并由政府根据合同约定向其支付费用"。近年来,政府购买服务在政府职能转移、实现社会治理、福利制度创新、培育社会组织等各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但仍衍生出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服务需求匹配度,服务的延续性和社会机构的退出机制、定价机制和资金拨付、评估机制等方面。通过对现行政府购买服务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讨论,为改善制度政策提供思路。     

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困境与纾解策略——基于善治视角下

公民参与是善治理念下现代城市治理的重要形式，它以转变城市治理模式和解决城市化问题为中心目标，促进公民社会中公民和政府之间的互信互利和协同治理，也有助于善治下城市治理主体的优势互补，有效解决城市治理的问题。针对公民参与制度的不完善、公民参与的意识和责任感薄弱以及公民参与的渠道不畅等困境，探求新的治理策略成为提高公民参与有效性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