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政府理性及公共选择分析

从经济理性行为分析开始 ,指出市场经济难得是完全理性的 ,提出政府构成的复杂 ,政府目标的多重性 ,造成了政府行为的复杂性和非理性 ,一个好的政府的行为至多是有限理性的 ,应用公共选择理论提出了政府行为的非理性问题     

论基于“公共理性”的教育制度

“公共理性”是来源于政治学并扩大到社会学各个“公共领域”的理性概念,公共理性不同于个人理性,不是绝对理性和后现代无理性。在教育制度制定过程中,公共理性是有效教育制度建构的内在要求;在教育制度实施过程中,公共理性是教育制度有效实施的核心保障力量。     

公共理性与和谐社会

公共理性是基于人类共同利益而形成的理性共识,是以人的自由、平等、正义为基点和核心,以互利双赢、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为价值取向,通过主体间的对话、沟通、交往、谅解等而达成的。公共理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机制,它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和原则相契合,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路径相呼应,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性支撑。     

执政党理性、公共理性与我国的政治现代化

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执政党的活动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过程才更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执政党的现代化也是执政党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的过程。     

公共理性视域中的制度变迁述论

制度变迁与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国家制度环境相对稳定,各种制度安排具有合理性、合法性时,各种制度就能获得社会行为主体普遍的认同与服从。博弈各方的利益矛盾与冲突推动着制度变迁。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行为主体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往往更关注自身个体理性价值的实现,而忽视了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需求。作为关注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精神、公共价值的公共理性,是协调与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体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纽带与桥梁。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其理性与公共理性在理论上是统一的。由现代化导致的空前的制度变迁与现代国家制度环境的构建,要求社会主义中国在逐步走向公共理性的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在公共权力主体与各种社会行为主体的有效互动中,逐步实现由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正向的制度变迁。     

政治理性：认知理性还是公共理性——论桑德尔对罗尔斯理性观的挑战

在对正义原则进行哲学论证时,罗尔斯借助了工具理性和基于个人间的公共理性的观念,桑德尔批评罗尔斯的这种理性观念是先验的,是与他的先验人性论——自我观紧密相联的。桑德尔越过罗尔斯的理性观,进而提出了他自己的理性观——社群背景下的认知理性:在社群背景下发现自己目的和认识自己目标的能力。     

论公共理性精神

公共理性是有限理性、渐进理性,作为导向制度正义与政策正义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尺度,其核心功能在于塑成权力的合法性与利益的协调性。它表达的是公正理念,倡导的是社会合作,追求的是协商民主,运行的是共赢思维,发展的是公共治理的逻辑。作为公共领域的核心精神,公共理性精神是和谐公共空间成长与良善公共生活营造所必需的一系列精神观念、文化要素与心理习惯。践行公共理性精神,就意味着在公共管理中充分彰显公共价值、以公共的视野和思维逻辑进行治理,实现社会的科学发展,达致公共生活的民主化与效能化。     

浅议我国市场经济主体的理性素质

我国市场主体的理性素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致使社会生活中充斥着大量的非理性行为 ,经济领域尤其猖獗 ,产生种种弊端 ,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如何克服这种非理性的状况、塑造和提高市场主体的理性素质、促使其行为合理化、理性化是当务之急 ,可从四个方面着手 :首先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其次以教育的发展和科技的振兴弘扬理性 ,再次熟悉并精通法律 ,增强法制观念 ,以法制的健全推进理性素质提升 ,最后要以人文精神重建提升市场主体的理性素质。只有市场主体理性的素质水平不断提高 ,才能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全面应对入世 ,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     

公共理性发展:从一元、多元到合作理性

从18世纪到20世纪,康德、韦伯和罗尔斯等人的公共理性思想具有一元性特征,但它们具有不同的思维基础和不同的发展主旨。康德的“普遍的人类理性”立足于认识论层面,留有中世纪理性的道德痕迹;韦伯的“工具理性”则完全融入了组织,从属于法的形式并舍弃了价值属性;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尽管局限于政治领域,但试图融合法的形式性和道德的引导性。总体而言,工业社会的公共理性主要是一元公共理性。后工业化过程中,博曼等人假设公共领域及其价值的多元化,提出了多元公共理性。这是公共理性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化,但两者都无法摆脱其本质的竞争特性,不利于合作治理的实现。因此,公共理性的发展将走向合作理性的形态。     

罗尔斯的公共理性与现代民主思想研究

罗尔斯在后期明确提出并详细阐述了公共理性这一根本性的概念。通过对现代民主社会基本状况的分析,罗尔斯认为,从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传统出发可建构出一种政治正义观念,而建立在这一观念基础上的公共理性能够成为政治正当性证明的公共基础。因此,通过考察公共理性与现代民主的关系,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罗尔斯公共理性思想的基本特征。     

公共理性：现代多元社会的价值诉求

现代多元社会中的价值观、理念的不可通约性不可避免地造成冲突和紧张,公共理性既是良善社会中公民交往的美德与风范,亦是解决冲突、达成共识并走向和谐的社会规则。它具有信任、宽容、妥协、协商等表现形式。公共理性的培育与养成,赖于“公共人”的型塑与造就,个体与组织应从狭隘的个体理性中走向公共理性;政府应重新恢复“公共人”的神圣角色,在权力的运使和责任的担负中凸显公共性,在公共领域中大胆拒绝权利。     

我国市场经济下经济伦理问题的原因探析

从深层次看 ,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许多经济问题源于对经济伦理的漠视、践踏 ,源于良心的丧失 ,因此 ,探寻经济伦理问题的根源 ,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道德建设意义重大且深远。本文认为 :经济伦理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价值观的错位 ;市场经济孕育着不道德手段产生的可能性 ;体制弊端 ;权力腐败 ;执法不力 ;道德建设滞后和思想道德建设乏力等。     

从环境的视角看经济理性的转向及其意义

从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环境问题所遇到的困难入手,指出纯粹的经济理性不仅不能解决而且恰恰导致了现实的环境问题。通过分析生态理性、法律理性以及二者与经济理性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我们必须实现从经济理性到生态理性和法律理性的转向,只有将三者结合起来,才有望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严重的环境危机。     

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整顿建筑市场秩序

对建筑市场经济秩序存在的不规范行为从几个方面加以论述,提出了整顿建筑市场秩序的措施对策.     

论我国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受制于“只有直接利害关系者才有资格提起诉讼”的传统诉讼理论,当大量社会经济公益遭受侵害时,公民、社会团体却难以成为诉讼主体,造成我国经济法可诉性的缺失。通过对经济公益制度的法律性质的界定,在探讨其理论基础的前提下,从经济公益诉讼启动主体、经济公益诉讼适案范围、经济公益诉讼保障措施三个方面进行制度设计,建立起真正适应我国法制建设需要的经济公益诉讼制度。     

公益与市场:公共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主体除了政府,还包括文化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等。在公共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上,既要反对由政府包办的纯公益路径,也要反对完全市场化的纯市场路径,要在坚持公益性的前提下进行有限的市场化,将公共机制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     

公共理性、公民教育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作为政治主体的公民具有和谐的人格、和谐的价值观念与和谐的行为方式,需要公民具备一定的公共美德、公共能力与公共意识。文章旨在从公共理性的维度,以培育构建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公民群体为核心,对公民教育做一政治学的思考。在阐述公共理性基本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该文认为公共理性对公民教育的价值定位、逻辑思维以及评估具有基础性的规导作用。要实现公共教育的根本目标与功能,就需要以公共理性为指引,积极开展公民文化建设和意识文明的培养,培育具有公共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为文明有序、均衡和谐之社会的构建提供基础。     

公共治道的转变与公共伦理学的建立

在人类政治治道从统治行政到管理行政再到公共(服务)行政发展的过程中,公共道德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原因是市场有着各种外部性,而行政也由于行政人员的角色多元化、社会多元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等而产生大量的公共道德需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提高公共伦理意识,加强公共道德建设。     

中国股市、信贷市场扩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中国资本市场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研究更多关注于股市扩张是有利于经济增长还是一个投机泡沫的结果,或者从银行角度对金融深化和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单方面考察,却往往忽略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实证分析中国股市、信贷市场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股市和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作用,股市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中国银行信贷增长对经济增长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信贷市场和股市并没有表现出预计的在功能上相互补充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