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哈贝马斯早期公共领域思想的困境

哈贝马斯的早期《公共领域结构转型》中包含三种理想类型,但是其早期公共领域思想中存在着普遍主义的难题,在现实中,哈贝马斯所设想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也逐渐消亡。     

对“公共领域”的仰视

汉娜·阿伦特与尤根·哈贝马斯之所以能联系起来,是基于这样一个理论事实阿伦特全部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政治主线是对"公共领域"式微的强烈关注,而这无疑是哈贝马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思想最为直接的、重要的理论源泉之一."公共领域"概念原型在二者之间有着不同的阐释和理解,但对工业化的恐惧和憎恶促使阿伦特与哈贝马斯都到"公共领域"中去寻求解脱,"公共领域"理论可以说是对政治极权和科技工具理性的一个反动.     

社会批判空间的理想模式及其现实转型——解读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指界于公共权利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一个社会批判空间,其典型的历史形态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随着公共领域发生结构和功能的现代转型,其批判的公共性逐渐被操纵的公共性所排挤,在这样情况下需要在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式和现代格局之间进行双向调整,以化解其内部的紧张关系。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引起了对公共领域研究的热潮,也造成了对其理论褒贬不一的各种评价。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现代转型及其启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主要是指介于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之间的一种社会批判空间,公共领域的现代转型主要体现为操纵的公共性正在逐渐排挤批判的公共性。我们需要塑造普遍的交往行为以在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式和现代格局之间进行双向调整,从而缓解公共领域内部的紧张关系,并充分发挥公共领域对现代政治运行的规范作用。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研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我们对现代政治生活的理解。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三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意旨深远,涵义丰富,是一个集思想内涵、社会意义和政治功效于一体的综合性概念,绝不能仅仅局限于思想史视域来理解并揭示公共领域概念的价值和意义。从厘清公共领域概念是历史范畴还是规范概念、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关系以及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三个方面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做些宏观性分析,有助于完整地把握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     

南希·弗雷泽关于全球化时代公共领域的构想

南希·弗雷泽在批判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全球化时代公共领域的构想.她认为哈贝马斯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观念在全球化时代已捉襟见肘,批判理论应予以揭露.此外,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模型是威斯特伐利亚的民族国家,然而公共领域理论应该回应全球化时代的新发展,超越民族国家的威斯特伐利亚框架,保持其批判性.弗雷泽从规范合法性和政治有效性两方面探讨跨国公共舆论如何可能的问题,意图重建公共领域批判理论.     

“公共领域”概念辨析

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公共权力领域区分开来,并构建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型。按照他的理想模型,公共领域是价值中立的、单一的、超越生活世界的。他试图通过商谈程序等来保证公共领域的中立性,然而这只是把私人领域中的差别和问题放在括号中暂时悬置起来。有差别的私人会构成多样的公共领域。人们按照生活世界中的习俗也能够构建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也不能完全超越生活世界。     

合法性: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的焦点

"合法性"是哈贝马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哈贝马斯对合法性的解述,在逻辑上肇始于他对自然法和实证主义两种合法性传统的批评性回应,在实际的理论层面上则系于他对交往理论的政治哲学转译和对公共领域概念的政治哲学审理.与自然法和实证主义传统不同,哈贝马斯并没有将先定的价值观念或者形式主义的事实的东西作为证立合法性的基础,而是将这样的基础视为公共领域以及它的交往结构的展开.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经过罗尔斯的回应,其意义被放大,但对其思想结构的评价则应当从其自身话语的语境切入,而不应简单地用外部的问题坐标或者理论范式对其进行处理.     

公共领域中的主体建构

哈贝马斯把公共性作为公共领域的政治原则，通过分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与消解，为我们确立了公共领域的研究主题。公共领域和公共性原则的内容是由不同时代的主体所建构的，这种建构必然与主体自身的发展和对自身的认识相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建立在国家和社会分离的基础上，但也是私有者把自身虚构为一般的人的结果，因此，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还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公共领域的真正确立还I必须通过人的解放阶段，只有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主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矛盾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述评

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与市民阶级对公共权力的批判须臾不可分开,这一批判精神以市民阶级对人性的自我理解或私人自律为依据.在当今社会福利国家情景中,由于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这两个过程,国家与社会由分离而重新合一,私人领域不复存在,公共领域也因为批判精神的式微而瓦解了.因而恢复批判精神乃是重建公共领域的惟一出路.     

强意识形态、弱意识形态与理性共识——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看意识形态斗争策略

哈贝马斯所构想的早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型是要通过理性商谈来达成理性共识,这种理性共识实际上是弱意识形态.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再封建化"了,人们在公共领域中展开了公开的利益斗争,这种斗争表现为强意识形态.在公共领域中,只要采取一定的程序而使所有的人平等参与商谈,那么理性共识是可能的.然而在公共领域中,大众和公众又是混合在一起的,意识形态斗争在策略上就是利用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兼论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

哈贝马斯在政治统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上所持基本立场是,政治行动领域是根植于生活世界情境之中的,只有那些与公共领域具有实效性联系的政府行动才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忠诚.可见,公共领城,主要是政治的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密切相关.政权的合法性需要由政治公共领域理性地提供.这是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哈贝马斯从两个角度详细论述了这个主题: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着重论证了政治公共领域的衰落必然导致政治的合法性危机;而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中,哈贝马斯则重点阐明了政治合法性的重建有赖于公共领域及其政治功能的重构.在哈贝马斯心目中,理想的公共领域应当被构建成一种能够提供自由、平等、开放的"民主商谈程序"的"交往共同体",公众可以自由而平等地介入其中,自由论辩以形成公共意见,借助公共舆论的监督功能将公共权力限定在合理范围内.并为政治的统治秩序生产出经过公众论辩、审视及批判的服从和忠诚.     

公共性观念的价值——哈贝马斯公共性思想的功能分析

“公共性”观念是哈贝马斯思想的核心范畴之一。早在哈氏的第一部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此观念就已经被提出,并且引导了哈贝马斯后来的整个批判哲学的发展方向。在哈氏看来,正是这样一种公开的、批判的和理性的公共性,凭借着自身独特的价值内涵守护着公共领域的自由、民主、正义之精神,并进而推动着西方社会的民主进程。公共性功不可没。     

批判、实践与解放——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解读

在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中，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科技理性的泛滥、公共领域的萎缩、生活世界的内殖民化等问题都有独到的理解。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汲取前辈的思想精华并指出其中的理论局限创立了交往行为理论，正是这一理论让他的思想大放异彩。在哈氏看来，“交往理性”正是重建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基础。     

批判、实践与解放——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解读

在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中,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科技理性的泛滥、公共领域的萎缩、生活世界的内殖民化等问题都有独到的理解.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汲取前辈的思想精华并指出其中的理论局限创立了交往行为理论,正是这一理论让他的思想大放异彩.在哈氏看来,"交往理性"正是重建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基础.     

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

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是两个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概念。西方学者对公共领域等概念的内涵理解不同 ,因而对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关系也有不同的认识。厘清哈贝马斯、泰勒等学者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话语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的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话语。     

自由与理性——哈贝马斯传媒思想述评

德国著名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对传媒参与公共领域的重要功能作出了深刻的阐述,自由与理性是其传媒思想的重要内核。尽管哈贝马斯将丧失批判功能的传媒视为公共领域破坏者的论断不免保守,但恰恰可以返观传媒在场于公共领域的意义。以公共领域理论观照传媒功能研究,则传媒研究不仅获得公共性这一蕴涵民主特质的关怀视角,同时赋予传媒理性批判的意义从社会学走向政治学。日益加剧的传媒消费主义语境,使哈贝马斯的传媒批判思想重获现实意义。     

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解决路径及其启示——从商谈伦理视角看

本文从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考察着手,对其"商谈伦理"作为合法性危机解决途径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哈贝马斯认为要解决合法性危机的根本途径在于理想的言语话语环境下重建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     

浅析哈贝马斯早期公共领域思想的理论贡献

哈贝马斯早期的公共领域思想作为他晚期交往行为理论的理论前奏,既为他晚期交往行为理论确立了问题语境及核心范畴,也为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中的生活世界提供了论说平台。同时,哈贝马斯早期的公共领域思想政治意蕴也为民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是一个集思想内涵、社会意义和政治功效于一体的综合性概念。旨在通过自由、充分的商谈形成高质量的公共意见，并以此为载体实现反映社会问题的“信号”功能和对政治系续的批判功能。当前，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培育和引导公共领域的参与者、自由的交往空间和加强传媒监督，从而保证我国公共领域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