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所见辽代宫廷服务系统职官考——《辽史·百官志》补遗之四

辽代官制承唐仿宋,宫廷服务系统的职官亦不例外。但由于《辽史·百官志》的疏漏,对一些辽代宫廷服务系统的职官不见记载。根据钩沉出土的辽代石刻文字资料,可对辽代宫廷日常物用服务类职官、侍奉役使服务类职官、官苑畋游服务类职官以及随驾差遣服务类职官进行考证,以弥补《辽史·百官志》记载的缺漏,并有益于学者对辽代宫廷制度史的研究。     

简述辽代的四时捺钵

捺钵即意为辽帝的行营，目前，学界对辽契丹王朝的“捺钵”已有较多研究。捺钵作为辽契丹王朝一个重要曲行营文化，起源于季节性、游动性，的生活方式，后来这种生活方式被直接引入到契丹辽朝的政治文化生活当中．成为辽代治国安邦的基本制度。     

《辽史·百官志》补遗二则

因元人修《辽史》时的粗疏,使得不少辽代职官被遗漏不载,为今人研究辽代职官制度造成了很大障碍。好在近百年来大量辽代石刻被发掘出土,尤其是以辽人＂墓志铭＂为主的石刻文字资料被刊布。其中,     

契丹斡鲁朵(宫分)制经济分析——辽社会经济结构研究之一

斡鲁朵(宫分)制与辽代相终始,历时二百年.在维护契丹专制主义统治过程中,它与捺钵等制曾起了巨大作用,所以被《辽史》作者称之为:“立国规模,莫重于此”正由于此,这项制度早就引起中外学者的注意,广为探索.四十年前,傅乐焕先生留学英国时所作《捺钵与斡鲁朵》博士论文,即系探索这一问题的专著,可惜在国内没有流传.这一时期的探索,大都着眼于斡鲁朵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意义和作用,很少对其进行经济分析.建国     

《辽史·世表》史源考

《辽史·世表》是探究契丹族源的重要史料,今人所见之《辽史》为元人作品,由于其成书仓促,错误讹漏较多,当时修史时所参引的资料如耶律俨之《实录》、陈大任之《辽史》,今天均无法得见。因此对《辽史》中史料史源的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理清根源,才能对契丹族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得出正确的认识。     

《辽史·世表》史源考

《辽史·世表》是探究契丹族源的重要史料,今人所见之《辽史》为元人作品,由于其成书仓促,错误讹漏较多,当时修史时所参引的资料如耶律俨之《实录》、陈大任之《辽史》,今天均无法得见。因此对《辽史》中史料史源的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理清根源,才能对契丹族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得出正确的认识。     

《辽史》所记“善医”官员及其仕进

《辽史》记载有8位“善医”官员,其中包含契丹人、汉人和吐谷浑人。辽代“善医”者虽然出身不同,既有皇亲国戚,也有卑微的下层民众,但却都因为其精湛的医术得到统治者的器重。他们或成为专门的医官,或为朝官、部族官、地方官。此外,石刻文献和《契丹国志》也提及有“善医”官员数位。从“善医”者的仕进看,辽代医者的社会地位还是较高的。     

《辽史》传论的文化性质初探

“传论”以阐述治国之道为核心而构成史论体系。《辽史》传论继承了我国传统史学中亦史亦论的风格 ,但一概以中原传统价值观念对契丹君臣进行评论 ,不仅导致对辽代许多社会现象无法证明 ,也抹煞了契丹族的文化个性。     

契丹辽地寺院“官化”现象初探

钩沉历史文献及石刻文字发现,契丹辽地寺院有程度不同的“官化”现象。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映在寺院建设上的“官化”因素,诸如存在由契丹皇帝皇后所建、有某种“官化”成分之寺院;或是存在由契丹皇帝赐额并敕修的“官化”特色明显之寺院。二是寺院功能中融入某种特殊的“官化”成分,譬如,因行香饭僧,寺院成为国喜国忌佛教法事活动之场所;因镌石刻经,寺院成为官藏佛教石经制作瘗埋之场所;因僧官挂锡,寺院成为地方佛教管理机构之所在;以及因“奉安”御容、勒石纪功、皇帝驻跸、官客食宿、外使观游、赈灾施钱、囚禁罪臣,等等,佛教寺院成为诸种涉“官事”活动之场所。契丹辽地寺院“官化”现象的出现,是契丹皇帝信佛、崇佛甚至佞佛的一种结果。但契丹辽地寺院的“官化”只涉及部分寺院,所以,寺院的“官化”现象并没有对整体的寺院宗教功能造成太大影响,多数寺院的宗教自主性和发展的独立性依然存在。     

略述契丹辽文化研究成果——怀念王承礼名誉会长

契丹辽文化的研究领域成果突出 ,诸如《契丹族文化史》等多部论著 ,对契丹辽文化的各个层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名誉会长王承礼先生 ,他多年来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在渤海史、辽史、东北历史与考古等方面 ,辽史研究则侧重于辽代文化、宗教、礼仪习俗等方面     

契丹春捺钵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研究

契丹春捺钵文化旅游资源具有独特性、神秘性、丰富性等特点,开发契丹春捺钵文化意义深远。吉林省至今没有一个专门展示契丹春捺钵文化的旅游景点,因此加强对契丹春捺钵文化的开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契丹春捺钵故地的界定、吉林省契丹春捺钵文化史实及主要物质遗存,以及科学合理打造有特色的契丹春捺钵旅游文化等方面的阐释,对于揭示吉林省契丹春捺钵文化的丰富内涵,开发契丹春捺钵文化旅游资源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薪传火继，拯救绝学——契丹文字专家刘凤翥先生来赤峰学院讲学纪要

2007年6月7日至20日，年逾古稀的刘凤翥先生在赤峰学院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讲学活动。内容涉及“契丹文字的创制”、“契丹文字的失传”、“契丹小字资料的最初出土和初步研究”、“国外对契丹小字的研究”、“研究契丹小字的新高潮”、“契丹小字资料介绍”、“契丹大字资料介绍”、“契丹大字研究概况”、“日本国爱宕松男教授解读契丹小字方法之剖析”、“解读契丹文字与深化辽史研究”、“契丹大字‘应历碑’为金代墓志说”、“契丹文字中辽代双国号解读的历程”、“已经解读的契丹小字语词”、“部分契丹小字的原音字音值之构拟”、“契丹小字墓志解读举例”、“契丹大字墓志解读举例”等专题。     

辽代功臣制度初探

针对辽代功臣制度研究不足的现状,以《辽史》等文献资料为基础,充分利用了辽代的汉文石刻材料。结果表明,辽代功臣制度呈现出较大的随意性;功臣号授予方式包括“初赐后加赐”和“赐后改赐”。得出如下结论：辽代的“功臣”被赐予社稷大臣、属国的国主、耄年和致仕官员以及功勋后代;一般情况下,带有节度使身份的官员才有被封赐功臣资格。     

1997年-2003年内蒙古史学界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综述

(续)三、关于契丹(辽)史的研究关于契丹(辽)史研究的专著有盖之庸编著的《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62万字),全书收录了近20年来在内蒙古地区发现的辽代墓志、石刻60余方,附有插图66幅,图版26幅,由作者加注考证。并且,作者还详细介     

辽代马盂山考

辽代马盂山得名于辽代习见的生活器皿马盂;又有永安山、明安山、马云山等别名。马盂山是分散的个体的,喀喇沁旗、宁城县、平泉县都有自己的马盂山。马盂山又是一个整体,是今日的大兴安岭南麓之七老图山脉。马盂山是土河、三肤河、阴凉河的发源地。喀喇沁旗、宁城县、平泉县同属马盂山覆盖范围的一部分;马盂山(永安山、明安山)在契丹民族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首先是契丹民族的发源地,又是契丹社会上层人物的归宿地,更重要的曾经是契丹时辽朝四时捺钵的重要场所。     

契丹铸币上限考述

关于契丹铸币上限,《辽史·食货志》载:“鼓铸之法,先代撒拉的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祖其子,袭而用之,遂致富强,以开帝业。”五十年前,郑家相作《辽钱考》,据当时所见钱币实物资料,维护《辽史》关于契丹铸钱始于建国之前的说法。同时代人袁寒云等也持相同意见。①但由于元朝官修辽史素有成书草率,考订     

辽代佛教供养行为考论

在辽代佛教信徒的信仰活动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供养行为。钩沉辽代考古实物资料和石刻文字资料发现,辽代佛教信徒所供养的对象为“佛”（诸佛造像、佛塔舍利）、“法”（各类佛经）、“僧”所谓之“三宝”;施供之物品种类繁多,但以香花灯烛及衣食等为主;供养人的身份、地位各不相同,分布于辽代社会各个阶层;供养模式,多为夫妻与子女等“合家”供养,亦有邑社众人集体供养者;供养人为表示对佛的虔诚,往往还绘、刻自己的形象,置于被供养对象侧旁;供养行为的终极目的,或为赎罪灭苦,或为祈福消灾。     

古诗文中所体现的契丹春捺钵文化

契丹四时捺钵独具特色,尤其是契丹春捺钵。大量的古诗文中的春捺钵记载,反映了契丹人的游牧渔猎旧俗,独特的政治统治特色,以及尚武精神。本文主要从古代一些诗文中来探索契丹春捺钵文化,从而更好地了解契丹春捺钵文化。     

云南契丹后裔宗教文化存续研究——兼论捺钵文化遗存现状

中国北方草原少数民族契丹族建立的辽(907—1125年)纵横草原、大漠与传统汉地,积极汉化并发扬佛道儒教法,对中国北方的经济、文化开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而辽亡后身居云南大山深处的契丹后裔们,仍然保留着部分辽时契丹人的佛、道、儒教信仰,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衍生出属于自己的宗教文化特色,同时他们的聚居区域亦留有与辽时契丹人不同的捺钵文化遗存。通过对云南契丹后裔宗教文化存续和捺钵遗存现状的研究,可以完善并丰富云南地区契丹后裔研究理论成果,推动云南契丹后裔族群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展开。     

辽代制度文化的兼容与变通--基于契丹君主文化追求的考察

辽代9位契丹君主在文化追求上有共同性也有差异,共同性在于他们普遍重视契丹民族传统文化,因此,他们都精于骑射,而且在其国家制度体系中斡鲁朵制、部族制、四时捺钵制占据重要地位,他们崇拜多种神灵,对各种宗教持包容的态度;差异则体现在他们各自对本民族文化发展所采取的举措,以及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尊重与学习的程度有所不同。他们的文化追求致使制度建设和各方面的政策的调整具有兼容和变通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