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驱动投资与消费效应研究

文章运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年份的数据资料和1990、2000年的横断面资料,对中国人口城市化的投资效应和消费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文章认为,相对于消费效应而言,中国城市化首先是一种投资效应,由此对高投资、低消费形成了推波助澜之势。     

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分析--基于不同收入层级的跨地区比较

利用2009、2010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分析了医疗保险对不同地区、不同收入层级的农村居民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和非医疗消费支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的医疗类消费不存在显著影响，对非医疗类消费支出则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分地区来看，医疗保险对东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医疗类消费的影响差异显著，对东中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非医疗类消费支出的影响同样差异显著；分收入层级来看，医疗保险对家庭医疗类消费的影响在不同收入层级的农村居民家庭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对非医疗类消费支出的影响在不同收入层级之间差异显著。此外，商业医疗保险作为医疗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农村消费起到带动作用。最后，本文从加大政府补贴和完善保障机制两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期有效降低农村居民家庭超常的预防性储蓄，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消费。     

农民工的生活与消费——对兰州市进城务工人员的调查分析

本文通过对兰州市进城务工人员的抽样调查发现，2006年，兰州市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大约为830元；月平均消费总额约占总收入的66．7％，其中用于衣、食、住、行方面的消费占到全部消费额的75.3％，用于文化娱乐方面的消费额约占其总消费支出的10．1％。总体上讲，农民工的消费水平在城市中处比较低的层次。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城乡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本身具有动态性,与消费的关系也随之变化。文章基于1987-2011年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城、乡居民消费率与少儿抚养比之间均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少儿抚养比越低,城、乡居民消费率越低,但少儿抚养比的降低对城、乡居民消费率边际变化的影响差异不大;现阶段整体来看老年抚养比对城、乡居民消费率的作用并不显著;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的影响具有时期效应,与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之前相比,我国城、乡老年抚养比相对于少儿抚养比对消费变化的影响更大;此外,少儿抚养比通过家庭收入增长率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偏效应,老年抚养比则通过家庭收入增长率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偏效应,这说明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城、乡居民分别在子女照料、老人赡养等方面作出了消费倾斜。     

工人还是农民——消费对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分析

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研究从消费对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的角度,使用大规模的量化数据,证实了消费对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具有显著影响,农民工的集体消费对其工人身份认同成正比,但是私人消费水平却与农民工的工人认同成反比。研究发现：农民工的低工资、低福利是罪魁祸首。在现阶段,提高农民工工资,覆盖农民工的社会福利,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     

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中国消费函数计量分析--兼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对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引入标准消费人概念和变量,有效地解决了消费函数中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的分析问题。引入人口年龄结构的消费函数得到检验通过,可以用于对中国总体消费规律的分析和未来的预测。     

中国城乡居民年龄别消费模式量化与分析

文章采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量化分析年龄别居民消费模式。针对同类研究只采用年龄变量作为自变量的不足,在经典的需求和消费函数基础上扩展年龄变量构建计量模型,获得了更好的解释力和准确性。基于计量分析结果刻画了分年龄、性别的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模式,并进行城乡比较。研究发现,居民家庭消费生命周期中存在30~34岁及45~49岁两个消费高峰;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最大的是高龄老人;农村老人在高龄阶段的医疗保健消费明显下降;农村中年妇女的医疗保健支出低于男性。研究认为,应从政策层面有针对性地加大对特定年龄性别人群的扶助力度;同时,未来产业规划应充分考虑人口结构变动因素的影响。     

对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的检验与讨论

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指标是由人口学家Bongaarts和Feeney于1998年建立的,它是基于总和生育率容易受到平均生育年龄影响的缺点而提出的,希望它能够剔除进度效应,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反映终身生育率方面的相关信息。然而这一调整指标的设计与计算是否合理、准确呢?这里从该指标计算的前提条件、数据基础和计算方法三个方面进行了相关的讨论,并利用中国近年来的实际数据进行了必要的检验。结果表明:该指标核心调整公式的前提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指标对于平均生育年龄变化的敏感度高,而平均生育年龄的测量与计算方法使得计算结果产生的误差较大,导致调整指标出现错误的几率增高。对于总和生育率易受平均生育年龄影响的问题我们还需进一步的思考和解决。     

城市房价、定居意愿与户籍差异——对农民工“流入而留不下”的一个解释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但是中国城镇化进程存在一个有别于西方国家农业人口迁移过程的现象尚有待解释:为什么有相当比例的农民工流入城市进行工作却不打算长期定居?利用中国地级行政区域宏观房价数据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微观数据建立模型,从房价对定居意愿影响的户籍差异角度,解释了大量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却不打算长期定居的原因,实证结果发现:高企的房价抑制了农民工的定居意愿,但是对城-城流动人口并没有明显影响。从生活成本效应、财富效应以及稳定预期效应等三方面影响机制进行了解释:房价上涨引起的生活成本上升会降低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而房价上升会通过财富效应和稳定预期效应增强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对于农民工来说,由于生活成本效应在三种效应中起主导作用,因此房价上涨总体上降低了农民工定居意愿;而房价对城-城流动人口影响不显著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房价上涨能够给城-城流动人口带来更高的个人未来发展的稳定预期,另一方面则源于更小的生活成本效应。     

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模式的分类及改进对策

甘肃地处西北中部,全省60%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长期以来,甘肃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偏低的局面严重制约了甘肃经济发展.对甘肃农村居民的消费模式进行研究,是刺激农村消费市场,缩小甘肃与全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所必需的,因而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移民是否鸠占鹊巢?——来自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经验证据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力跨地区迁移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但移民进入可能"挤占"迁入地居民享有的公共品也令许多人深感忧虑.事实上,移民进入对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同时存在负向的竞争效应和正向的财政效应,而移民进入对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净影响取决于竞争效应和财政效应规模的相对大小.使用2000-2012年地级市数据的研究发现,移民进入显著增加了迁入地医疗卫生、基础教育、道路交通、人居环境等公共品的供给,说明移民进入影响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财政效应大于竞争效应.进一步基于回归的财政效应估计显示,在控制了财政支出及其他变量之后,移民人口占比每增加10%,迁入地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将会提高约1.01个百分点.     

论消费—环境研究与人口—环境研究的融合

消费—环境研究和人口—环境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类环境问题进行探讨,并给我们研究和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很多启发。但是由于二者研究的背景不同,其研究框架和研究成果均缺乏整体性和全面性。本文在考察消费—环境研究和人口—环境研究各自优势及其缺陷的基础上,梳理出二者融合的衔接点,提出把二者融合起来的理论框架及其研究重点,并找出其中具有杠杆意义的支点———消费模式转变。     

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研究——兼论集聚与群分效应

在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背景下,探究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及其成因有助于理解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动,对实现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2、2014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面板数据,估计了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以及集聚效应和群分效应在其中的解释力。总体而言,城市规模每扩大1%,工资水平平均上升0.13%,相应溢价主要来源于群分效应。人口规模超过500万人的超大、特大城市同时存在集聚效应和群分效应,群分效应能够解释工资溢价的35%～55%。人口规模介于100万人至500万人的大城市,工资溢价主要源自群分效应。文章发现,个体技能对工资溢价的贡献度最高,且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当地劳动力的平均技能水平也会提高,即劳动力技能存在明显的空间排序规律。超大、特大城市的集聚效应具有动态性,年轻劳动力在超大、特大城市的工资增长更快。     

中国人口转变与消费制度变迁

从抑制消费到刺激消费是中国消费制度的重大变革。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和人口经济学理论,论证了中国人口转变通过人口增长的迅速下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及其带来的人口红利对消费制度变迁的影响:死亡率下降主导的初期阶段,人口转变固化了抑制消费的制度,出生率下降主导阶段,人口转变与改革开放条件下的高速经济增长相叠加加剧了原有消费制度的不均衡。通过实证分析,揭示出消费率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下降的必然性和中国保持适度人口增长的必要。     

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和回流效应

文章分析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农村外出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的排斥影响他们的回流,同时回流迁移也受到家庭生活、家庭劳动力状况、家庭农业活动和农地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外出劳动力的回流迁移是“被动回流”和“主动回流”相结合的过程、是个体决策和家庭决策的综合过程.文章提出劳动力回流迁移具有“回流效应”,回流带来人力资本的补偿、促进流出地非农经济的发展和带来创业的增长.劳动力回流作为城镇化过程中内生的逆迁移流,构成乡城迁移和劳动力市场平衡的补充机制,与乡城迁移一起促进城镇化和城乡平衡发展.文章提出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支持“迁移效应”和“回流效应”机制共同发挥作用.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

文章在跨期最优消费理论基础上,以平均消费倾向作为居民消费行为评价指标,建立分析人口老龄化与平均消费倾向关系的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对2001～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因素显著影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老年人口抚养比越高,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越高;少儿人口抚养比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家庭未成年人抚养总支出对抚养数量弹性较小。研究还发现,消费习惯是近年来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的原因之一。     

放大与缩小：中国人口老龄问题中被掩盖的事实——兼论中国老龄研究中的指标改良与理论反思

老龄相关问题的测量与操作化是老龄研究的基础。部分传统老龄指标的衰竭与偏误导致中国当前人口老龄问题中存在诸多被掩盖的事实,其突出表现为5个方面的“放大与缩小”:一是传统的年龄划分标准会放大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而缩小人口抚养比;二是户籍人口统计口径会放大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而缩小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三是在人口迁移流动愈发频繁的当下,名义上的完整家庭结构指标会放大家庭养老功能而缩小政府养老负担;四是健康预期寿命会放大健康老龄化的成就而缩小病痛老龄化的危机;五是传统的老年年龄标准会放大养老负担而缩小老年人自身作用。重新审视传统老龄指标及其信效度,并尝试构建新的指标以推动中国自主的人口学知识体系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文本分析

伴随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对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影响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文章利用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国家政策语义与公司财务报告匹配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从微观视角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技能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优化劳动力技能结构，表现为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等从事复杂性工作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而降低从事重复性的低技能劳动力占比。该结论在“宽带中国”战略作为准自然实验等内生性检验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数字化转型会大幅度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引发劳动要素在企业间的重新配置，从而优化企业的劳动力技能结构。（3）数字化转型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也会带来产出规模的扩大，导致企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进而优化劳动力技能结构。（4）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层面，技能水平越高和吸收能力越强，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技能结构优化作用越强；地区层面，在劳动力保护程度较低和经济较发达的地方，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更为明显；行业层面，数字化转型对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     

婚姻状态对老年人死亡概率的影响研究--基于CLHLS队列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 CLHLS 队列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及经验论证，解析出婚姻状态影响老年人死亡概率的作用机理，即在婚状态以其“保护效应”减小老年人患病的机率，进而减小其死亡概率；相反，不在婚状态的“损害效应”会增加老年人患病的机率，进而增加其死亡的概率。在所得结论基础上，为促进老年健康和应对养老挑战，针对老年人婚姻问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