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平议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诗经》有关的简帛古籍大量出现。阜阳汉简《诗经》残本,郭店楚简《缁衣》、《五行》等篇中引《诗》、论《诗》的内容,上博简《孔子诗论》,这些出土文献的面世解决了《诗经》学研究中许多重要的问题,对今本《诗经》的考释起了推动和补充作用,展示了早期儒家论《诗》传《诗》的风貌,印证了《诗》与礼乐文明的关系,丰富了《诗经》研究史,把《诗经》研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     

宋代《诗经》学研究的新气象——以三家《诗》研究为中心的考察

鲁、齐、韩三家《诗》在两汉时期盛极一时.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主客观多方面原因,三家《诗》式微,或亡佚,或不传.至唐代,《毛诗》定于一尊.宋代以后,伴随着《诗经》学和辑佚学的发展,三家《诗》学也成为《诗经》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学者在《诗经》著作中对三家《诗》的运用是一个逐步增化的过程,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唐以来《诗经》学界的革新要求.到宋代,随着废序弃毛疑经思辨学风的发展,有的学者在《诗经》著作中关注到三家《诗》,并运用三家《诗》说:或以三家之序非毛序,或以三家之说补毛义,或以三家之说驳毛说,或以三家之说解《诗》,形成了宋代《诗经》学研究的新气象.     

《诗经》婚恋诗中的性别观及其对中国爱情文学的影响

在中国的爱情文学中,赞美女性、贬抑男性的性别观是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这一特征在《诗经》的婚恋诗中就已显露出来,并贯穿于中国爱情文学发展的始终。可以说,《诗经》婚恋诗中的性别观对中国爱情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诗三百》的经典化源流

自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从尘封的历史中现身以来,《诗三百》的经学化过程再一次受到关注,《孔子诗论》的出现为我们探寻《诗经》的经典化源流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推进了《诗三百》的普及,战国诸子的著作中引《诗》、证《诗》比比皆是,《孔子诗论》正是产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孔子诗论》与先秦的用《诗》风气是密切相关的,而《毛诗序》与之是一脉相承的,所注重的都是《诗》的教化作用;《诗论》释《诗》与汉儒解《诗》的方式、内容、思想内涵又有很多差别,对《诗三百》走向经典《诗经》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日本汉儒对中国诗经学的继承性接受研究

自公元五世纪《诗经》传入日本,即开始长达千余年的日本《诗经》接受史。日儒对《诗经》的接受大致可分为继承性接受与改造性接受两种方式。而继承性接受的特征更为显著,是日本诗经学的主流接受方式。继承性接受思维主导下的日本《诗》著带有鲜明的注疏表征,与日本自古以来重传统、重家学的传经模式一脉相承,在保存《诗经》古本与承传中国主流文化精神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汉书》引《诗》初探

《汉书》是汉代引《诗》较多的一部典籍。《汉书》引《诗》显示了《诗经》在以政治伦理为主的多种文化领域的认识价值和借鉴意义,又体现出“《诗》以正言”的《诗》学观念,并有助于理解其具体含义。考察《汉书》引《诗》可以为《诗经》研究开启一扇新窗。     

论《诗经原始》在《诗经》学史上的进展及其保守性

清代学者方玉润晚年写定的《诗经原始》一书,在《诗经》学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顾颉刚古史辨派以来的《诗经》学发展有重大影响。方玉润着力于探讨诗三百的本意,被后人称为独立思考派。方玉润批评了《诗序》、朱熹的《诗集传》和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确立了依照文本探索本意的解诗宗旨和方法,他对诗的评点往往细致入微,能挖掘出作品的种种妙处,富有启发意义。在追求诗人之意、把文本作为最高依据、重视诗的特有情性等方面,他实际上承继了以朱熹《诗经》学为代表的解诗传统。方玉润在解诗方法上表现得相当激进,而其思想观念则相当保守,故在解诗方法方面,《诗经原始》取得了长足进步,可它对诗歌内涵的把握,依然深受儒家政教伦理观念的拘囿,很多时候还不如《诗集传》。从本质上来说,它跟《诗序》依旧属于同一个儒教体系,甚至可以说跟《诗序》极为密切。     

论诗纬

诗纬为汉代三家诗及毛诗之外的一种《诗经》解释学 ,其基本性格以天人感应为核心 ,具有浓厚的神学色彩。诗纬虽已残佚 ,但其中也不乏一些可取的见解 ,包括对《诗经》的整体理解和对篇义及章句的解释。另外 ,诗纬中也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文献 ,以及富含文学性的精警文字。古代因其与经义相悖谬而予排斥 ,近代则以其语涉荒诞多说祥瑞而予否定 ,此皆无助于认识其《诗经》学史上的本来面目     

《诗经》的史料价值

《诗经》不仅是文学研究者的诗歌宝库 ,也是史家的史料渊薮。最初的《诗三百》百科全书地涵盖着精神文化现象 ,历史的许多细节都在诗的具体而微的描写中体现出来。《诗经》中的许多作品对研究西周春秋时期的历史状况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以周人的五篇开国史诗为例 ,可以清楚地看到周人在灭商以前的历史进程。然而 ,《诗经》虽记载了许多历史事件 ,史学研究者也可从中找到具有研究价值的史料 ,但诗毕竟不是史 ,以此来考察当时社会还应参考地下考古资料 ,并与先秦的其他文献相佐证。     

“诗经”审美心理论

明人万时华云:“今之君子知《诗》之为经,而不知《诗》之为诗,一蔽也。”①李泽厚和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虽然把握了《诗》之为诗的视角,但他们把中国古代美学的起点或定于孔子,或定于老子,均未对《诗经》所涵盖的审美心理作系统的阐论,这是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一大缺憾。其实,任何理论的起点既不可能是不可穷尽的无限,也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有限,它只能是一个无限与有限相统一的动态过程。不揭示《诗经》的审美心理,就不可能真实把握中国古代美学的起点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结构。《诗经》作为我国最…     

《小雅·采薇》的创作时间、主旨和其他

《小雅.采薇》是《诗经》中的名篇,也是《诗经》战争诗中的翘楚之作。本文拟从《小雅.采薇》的创作时间、主旨及其独具魅力的末章之美等几个方面入手,对《采薇》诗加以解读。     

论《诗经》中与陕西有关的战争诗

《诗经》中有大量的反映战争的诗篇,这些诗篇大多产生在今天的陕西省境内。笔者重点论述了《诗经》中与陕西有关的战争诗所涉及到的周代军礼、车马、兵器、军队三官等方面的情况。旨在说明周人对礼的崇尚与认可,同样体现在战争中。一方面表现为战争诗中对车马、旌旗、鼓金等相关器物饱含感情的描写,另一方面表现为对这些器物背后所代表的纪律和秩序的认同。     

《诗经》篇名正变

《诗经》的篇名,无论从其来源看,还是从其词性看,都呈现出统一性与多样化的特点。《诗经》篇名方式的统一性表现为以诗首取字,为正格;正格的发生与时代风气、社会需要、“兴”的表现手法等密不可分;而命题者的主题意识及其对名篇艺术的追求,又决定了名篇方式的多样性。以诗首名篇,是中国古代诗文命题史上的初始阶段,《诗经》篇名由正格到变格的演化,是诗歌的命名从篇首取字向以意立题的过渡的先声。《诗经》以后,变格逐渐为正格。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诗论与《诗经》古义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诗论除少量对《诗经》总体进行评论外,大多数是分别对某一首诗的评论,从形式上看,类似于《毛诗序》,但是,从内容上看,与《毛诗序》却有很大区别。与《毛诗序》相比,楚简诗论所论诗义更接近《诗经》古义。考释楚简诗论所论诗义,对于重新认识《诗经》的一些诗篇具有重要意义。     

《诗经》中的天文星象

《诗经》不只是展现给我们文学的一面,它也是一座极为丰富的矿藏,内涵是多方面的,传统研究《诗经》者有"名物学",后世治《诗经》者多从"博物学"一系。为了对诗能有一个更为深透的理解,对《诗经》的天文星象作一些探究也是必要的。     

先秦大农业文明中的《豳风·七月》与《易经》之交互关系

在先秦农业文化的大背景之下,《诗经》与《易经》交互影响,共为中国文化之根。区别在于认知自然、社会、人生的方式不同而已,一为感性的、艺术的方式,一为理性的、逻辑的方式。在先秦社会制度剧烈变革时期,《诗经》与《易经》在思想上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影响及于诸子各派思想。《七月》是《诗经》中一首比较突出的农事诗,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尤其是易学中"变"与"和"两大观念,就受到《七月》的深刻影响。     

历代诗经研究述略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自春秋中叶编辑成书之后,一直受到后世读者的普遍重视。历代学者对它作了许许多多传、笺、注、疏。从宏观到微观,从篇章的宗旨阐述到具体的问题探讨,以至训字解词、标音绘图,进行了广泛,大量的研究工作。远在先秦时期,虽然极少研究《诗三百》的专门著述,但是评论诗经的言论和征引诗经的文字记载却屡见不鲜。春秋时代的人们在宴会上、典礼上,在外交往来乃至日常生活中,都习惯于“断章取义”地援引《诗》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虽然说不上研究,但是可以由此看出人们对《诗》的理解和运用。     

论俞樾治《诗》的特点

俞樾治《诗经》,尤重汉儒训诂考据之法,他认为要通训诂须通晓音韵、文字之学和语法规律,从校勘入手,总结古书注释通例,最后才能达到真正了解古训目的。俞樾推本训故,吸收前人研究的各种成果,对《诗经》进行全方面考证,使许多疑难问题涣然冰释,总结了《诗经》研究的基本方法,将其纳入科学的研究轨道,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纠弹“以诗法解《诗经》”发微——兼及经典与时代的互动关系

《四库全书总目》对晚明士人“以诗法解《诗经》”的风气严加痛斥,认为不过是簸弄聪明,终将变圣经为小品。馆臣对原本奠定天人秩序的“诗教”大义,包括讲筵启沃、引经筹今等经世内涵,均自有体会,但却因乾隆朝的政治环境而不敢正面发扬,只能抑之为“在经解中为别体”,转而在经学史梳理和考据实学上用力。民国已还,五四学人群趋以文学歌谣来认定《诗经》,仿佛晚明士人的异代知音,《诗经》最终也从一本确立价值规范的“经”典,变成吟咏性情的“歌谣”,诗教大义随之沦灭。然而可惜的是,五四学人的这些举措,并没有深入彼时社会的有机体之中,其本质是以一种否定性的目光看待自我,最终错过了从自身发现生机并有效落实他们所倡导价值的契机。     

谈方玉润的《诗经》研究

方玉润(1811～1883),字友石,一字黝石,自号鸿濛子，是清代有名的《诗经》研究家摹妒肌芬皇楸蝗酥厥樱矶嘌芯俊妒返闹骱臀难罚家隽似渲械募狻?方玉润自称要“原诗人始意”,亦即寻求《诗经》本义,这是困难的。来欧阳修《诗本义》中分《诗》义为“诗人之意”、“太师之职”、“圣人之志”、“经师之业”四类。清人皮锡瑞在《诗经通论》中说,“有作《诗》之意,有赋《诗》之意”,“故《诗》有正义,有旁义,有断章取义。以旁义为正义则误,以断章取义为本义尤误。” 在孔子以前,《诗》据说是王者“陈诗观风”的工具。《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