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民族形式借鉴创新断思

在探讨文学的借鉴,创新时,不可能不涉及到尊重并继承发扬民族传统的问题。何谓“民族传统”,毛泽东同志曾把它表述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民族不同,民族的性格以及表现这种性格的方法和风格自然也就各不相同。“民族传统”,首先是指内容,即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性格,包括心理,感情和道德伦理观念。这些东西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文学作品努力表现它,不仅有助于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而且也是使该民族文学以独特风姿屹立于世界文苑的一个重要前提。此外,还有一个民族形式的问题。民族形式一般是指一个民族的文学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     

中西文化交汇情势下的中国文学发展道路的选择--论四十年代民族形式问题的基本内容和意义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是世界化与民族化两种倾向互相纠葛缠绕,交替消长的曲折过程。四十年代文艺文学界所展开的“民族形式”问题的大讨论仍然是这一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这场讨论的核心的问题是如何立足民族解放斗争的现实创造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学,使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当下,这场关于“民族形式”的大讨论仍然具有很大的实践意义。     

论孙犁创作的民族化特色

孙犁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民族化特色。他的作品呈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心理、民族精神和民族生活，对中国文学的优秀民族形式加以借鉴、吸收和创新。另外，孙犁创作的民族化特色还表现在他对“五四”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上。     

文艺“民族形式”论争及其对“五四”新文学重新评价的深层根源探析

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国家利益出发进行了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转向,在这一背景下,延安开展了文艺“民族形式”运动。对“五四”新文艺重新评价成为“民族形式”论争的焦点,是形成文艺“民族形式”论争思潮的关键因素。对“五四”新文学重新评价的深层根源在于中国文学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先天悖论,在于文学所属意识形态发生转变的政治历史需求。     

“民族形式”：1939～1942中国文学“现代性”方案的新想象

1939年－1942年,延安文艺界发起了“民族形式”论争。与此相应,国统区的“新启蒙运动”“战国策派”等也对“五四”新文艺进行了再评价。讨论中,向林冰的“民间形式中心论”、胡风的彻底否定“旧形式”均受到批评;周扬则提出在“五四”新文艺基础上,整合旧形式、创制更有包容性的“民族形式”的折中方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对“民族形式”论争的总结和回答,是以“抗战建国”为核心提出的一整套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现代性方案。“民族形式”的论予实际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包括赵树理崛起的初始情境。     

文学的形式焦虑与想象——大众化视阈中的“民族形式”论争问题考察

由于民族存亡和战争的现实需要,抗战时期民族主义成为文化上的主要诉求。文学“大众化”一直以来就存在的形式焦虑,在抗战的复杂境遇中,表现得更加突出,“民族形式”论争就是这种焦虑的集中表达。论争寄托了知识分子对“民族形式”的不同想象,解放区的“大众化”运动中,“民族形式”被创造出来,赋予了具体的形态。尽管这些形态,不可能实现“民族形式”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所承载的所有意义,但是却在社会政治动员中真正发挥了作用。     

“民族主义”、“民族形式”与“民族精神”——上世纪20—40年代文学民族性的论争与思考

上世纪20-4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特别关注文学的民族性问题,这一关注具体表现在:"民族主义文学"主张的提出与论战;"民族形式"的讨论;以及从思想文化层面上对"民族精神"的提倡。这些主张与论争对于我们思考文学民族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上世纪20-40年代关于文学民族性的论争基本是从政治与现实需要出发,更习惯于从民族本位的立场出发思考文学民族性问题,而在一个全球化来临的时代,关于民族性问题的思考则应该具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与参与意识。     

一个理论命题的历史反思——兼论胡风的民族形式理论

胡风的民族形式理论直接承传“五四”文学自由的精神,民族形式的历史形态、开放形态、个性形态构成了胡风民族形式理论独立的品格和完整的形态。胡风不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他对民族传统采取的是符合艺术创造本性的审美更新原则。胡风与周扬等理论家的分歧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     

论毛泽东关于“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化思想——为不朽的哲人诞辰100周年而作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提出了“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结合起来,建立“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思想.毛泽东提出这个思想的着眼点虽然是在政治方面,即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和带有中国的特性,但这个思想的提出也为中国现代当代文艺的顺利发展开辟了通道.在后来的有关论述中,毛泽东不断扩充、完善、发展了这一思想.1940年,他阐明了“民族的科学     

论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非虚构”书写

作为引领抗战时期文学潮流的“非虚构”书写,在展现中国革命与抗战思想文化的价值体系、精神指向及时代情绪诸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文学内部而言,战时“非虚构”书写以多样的文体类别、情感方式及表达技巧,拓宽了文学真实反映社会生活和革命的表现领域,进一步发挥了其国家/民族叙事的功能。从文学外部而言,“非虚构”书写打破了文学本身最关键的以虚构为核心的“文学”的界限,拉近了文学与民众生活的距离,形成了一套极富大众化特质的民族形式,其文学史价值也正体现在这一书写潮流与现实及历史的密切联系之中,表征着文学所具有的强烈的“现代性”时代特征。战时“非虚构”书写的思想精神资源并没有随着时代发展而成为被封存的历史,它于文学自身的价值观念、生产机制、审美标准、文本形式等方面的一系列深层变化及创造性实践,都具有鲜明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试论梁斌创作的民族风格

文艺的民族化群众化是我国当前创作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迫切任务之一。毛泽东同志早在四十年代初就明确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3页)这就告诉我们:“为工农兵服务的社会主义文艺不仅必须具有革命的思想内容,同时也必须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 文艺要群众化,就首先必须民族化,具有民族形式。     

漫谈延边朝鲜族文学的风格

文学的民族风格问题,是关系到各民族文学的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正确地总结和阐明民族文学的风格特征,对于正确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积极发展文艺创作,活跃文艺批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各民族的文学,都有各自不同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政治、经济、语言、风俗习惯以及地理环境的不同,就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的特点。斯大林说,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只属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中国文学史之结构

中国文学的“显在的样式”包括各民族文学不同的表达形式、语种、文学样式、不同的传播介质。中国文学的多民族特征表现出“独享”向“群体共享”的发展趋向和复杂的“独享”、“群体共享”与“部分共享”并存的多重特性。中国文学的“隐性式样”则是制约和影响中国文学精神形成与文学发展历史轨迹的各民族复杂的文化形态和关系。传统文学史写作中线性的历史时序，忽视了共时性的历史空间各民族文学间的影响和融通。文化、语种、文学形态的多样性以及不同民族文学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融并整体推进的特征，是中国文学史结构中四个基本要素。     

蒙古族文学作品艺术特色刍议

(一)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社会主义思想内容,通过不同的民族形式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使各民族的文学作品呈现出万紫千红的景象。蒙古族现代文学作品就是这个百花园中一束洋溢着芳香的花朵,为我国社会主义民族文学增添了新的风采。     

漫谈《李自成》的民族风格

文学作品有没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是检验作家的社会生活根基和民族文化素养是否厚实的一杆可靠的标尺。从宏观的方面说,它说明着一个时代的文学究竟是否成熟;从具体创作说,它决定着作品能否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气质,能否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但对于这样一个文学上带点根本性的问题,在一个时期里,我们有些同志却理解得相当表面。他们总喜欢把文学的民族特点,归结为所谓“民族形式”,好象“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这     

中国朝鲜族文学的性质问题刍议──兼论朝鲜民族文学史的编纂

考察中国朝鲜族文学的性质时，所持的立足点、观念和视角是十分重要的。具体说来，大致可以有如下几种观点：朝鲜族文学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一种，这是以国籍为观察文学的表征；是朝鲜半岛文学的一个分支，它以民族血缘关系、文化传统为观察文学的标志；它兼有中国大陆成份和朝鲜半岛成份，此为所谓“二重性”；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文学，是某一外国文学的附庸；是“移民”文学，并非独具风姿的民族文学。朝鲜族文学是极富民族精神、气魄和人性美、人情美、人道美的自律性的民族文学     

从"旧形式"到"民族形式"--文艺"民族形式"运动发起过程探略

考察文艺“民族形式”论争思潮的发起过程可知,它是延安文化界有领导、有计划开展的一场全国性文艺运动。“利用旧形式”活动是这一运动开展的基础,毛泽东的“民族形式”命题是这一运动的理论依据。文艺“民族形式”运动的最终目的在于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新文化,其最大意义在于一条新的文艺道路和方向的重新选择与确立———既是民族的,又是现代的。     

大后方文学概论

大后方文学系指活跃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南各省和西北部分省区的以民族解放为思想特质的文学。它以自己完整的发展过程、丰硕成就、鲜明特点，成为中国抗战文学的主干部分。它以“增多激励与广为宣传”的功利原则和民族文学建设长远目标的价值取向，与世界文学、特别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进行广泛的交往，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有力一翼。它以“民族化”与“现代化”相结合的发展指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多面影响。     

“五四”后文学书写中“中国形象想象”发生的溯源考简

中国形象的想象是“五四”后中国文学写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它甚至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都具有空前的重要性。文章即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与文学书写主题之间存在的关联影响切入,论说“五四”后文学书写中“中国形象想象”发生的源头,进而揭示这一文学书写主题所具有的“民族主义”建构这一社会意义;以及说明只要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还未完全实现,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就不会在文学创作中停止。     

日本平安文坛对白居易闲适诗的新型接受与民族文化构建借势

白居易闲适诗是审视唐宋时期中国文学“跨文化”传播、流变及对他族文化构建意义的典型案例。以往对它的接受研究，多局限于白诗的语言浅俗以及文风契合日本民族风月审美等内容。结合白居易文学的内在矛盾性、平安时代汉学思潮的流变脉动、白居易形象的佛教化等因素，为其域外影响与创造性接受提供新的思考维度，可以发现：白居易以道禅二家为主的后期“闲适”文学，成为平安文坛“闲适”思想的主要来源；白居易闲适观中的“不适之适”，成为平安文人接受白居易“闲适”文学的重要分流点；仕宦顺达的大江维时通过对《千载佳句》的编撰，呈现出平安文人的汉诗学自觉以及对白居易闲适思想的诗学偏离，却没有真正体认白居易闲适思想的“不适之适”；“不适之适”注入“狂言绮语”的文学表达范式中，后来随着白居易佛教形象在日本的接受和强化，而被仕宦“不遇”的平安汉学文人发展成一种新的时代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