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克史学之东传及其中国回响

以史学巨擘兰克为代表的兰克史学不仅惠泽西方史学,同时也深刻影响着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本文阐释兰克史学的贡献、理清其东传的路径、揭示其在中国史学界的回响,以此展现这一重要史学流派对中国史学科学化的价值与意义。     

中文世界中的兰克形象

中文世界中最初的兰克形象,是经过日本史学界过滤而来的“客观”的科学史家。而至民国史坛,不论是鲁滨逊新史学派还是伯伦汉《史学方法论》,都把兰克描绘成史料考证面相的兰克,虽然在中文世界中出现过观念论或民族主义论这种“异端”兰克面孔,但都没有得到我国史学界的宣扬中国现代史学的专业化需要兰克史学中的史料辨析方法,同时乾嘉以来形成的汉学传统也需要借助“科学”的兰克而得以延续,以致“史料考证”的兰克形象在我国维持了很长时间。     

西方“科学历史学”何以可能——以兰克、马克·布洛赫和劳伦斯·斯通的史学思想为例

在19世纪形成于德国的兰克史学使历史学取得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合法地位,并且使史料批判成为历史学家写作中公认的学术规范.兰克史学发源于德国,但其影响却是世界性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兰克史学的理论和实践也受到了新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批判,其范围也超出了德国的范围.以法国的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派在批判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努力使历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中,又忽视了保持历史学自身特色,存在过分"科学化"的倾向."叙事史的复兴"则是对这一倾向的纠偏.这个发展过程体现了不同时代条件下历史学家们所追求的"科学历史学"及其之间的传承演变关系.     

史语所与抗战史学研究

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作为现代学术的一个重镇,其学者向以“史料学派”而著称。在国家罹难、民族受侵的多事之秋,他们各以其长,用“心力救国”,从不同侧面、层面在学理上为民族的解放和复兴寻找深层的精神资源支持。于是,就有了“抗战史学”。本文即以《史语所集刊》(1931～1945)为线索,借以探讨史语所与抗战史学的关系、结构及功能。     

傅斯年与中国现代史学的科学化

由于中国现代思想界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和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治史方法的熏陶，傅斯年一生致力于以自然科学为楷模建立历史学，试图“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为了追求“纯粹客观”的历史学，他极力排斥主观，消灭自我，把历史学严格地限定在史料学范围之内。他还以史语所为大本营，聚集和培养了一大批贯彻和传播其治史旨趣的专家学者，由此形成了一个以追求“科学”、“客观”的史学为目的，以整理、收集和考订史料为其内容，以“求真”和“务实”为其风格，具有强大声势和广泛影响的学术集团。傅斯年对中国现代史学科学化做出的种种努力，促进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把历史学自然科学化，他的失误也恰恰在于唯自然科学是尊，用纯粹自然的眼光看待并要求历史学。     

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 --以台湾中研院所见档案为中心

本文以台北史语所和近史所所藏"傅斯年档案"和"朱家骅档案"之有关信件为基础,探讨陈寅恪名字的读法和他与老友、史语所上司傅斯年之间的关系.这些信件显示,陈寅恪在国外求学时,一直用标准发音拼写他的名字.另外,他与傅斯年之间的关系,自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也曾有一度十分紧张.这一紧张关系的造成,与傅斯年的"学霸"作风有关,也与陈寅恪追求学术独立的立场有关.从中,我们亦可看到陈寅恪1949年决定去留大陆的一个因素.     

汉宋分野视域下傅斯年与严耕望史料观的离合

傅斯年与严耕望均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并将史料的原始程度视为史料价值的评判标准，谨慎运用消极史料。但在史料扩充上两人却存在着巨大分歧：傅斯年要求随时随地寻找新史料，并将其视作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严耕望则突出史家个人“史识”的地位，主张从基本史料中推陈出新。史料观的离合，反映的是史语所第一、二代学者间的变与不变。不变的原因在于作为“新汉学”典范的史语所，学术风格和旨趣有其连贯性；嬗变的原因与严耕望学术身份的双重性有关，其史料观出入于汉宋之间，兼采众长。     

城子崖考古发掘与山东古迹研究会之成立

1930年,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发生军阀混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同仁不得不中断殷墟发掘工作撤出河南。由于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是山东人,多年来又"一直梦想中国东方必有异于西方之古代文化体系",且适值吴金鼎在山东的考古调查叠有发现,考古组的工作重心因此转向山东。由吴金鼎首先发现的城子崖黑陶文化遗址因其意义重要,被确立为考古组在山东的首掘点。为在山东顺利展开各项考古调查工作,由史语所主导,与山东地方合组成立山东古迹研究会。该会成立后,进行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现代学术史上中央与地方为推进学术而成功合作的典范。     

中国人文学术的近代转型——胡适、傅斯年和钱穆个案

本文以胡适、傅斯年和钱穆为案例,指出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引进西方学术文化经历的特点,即对"救亡"(经世、救国、救民)关注的"现实功利"态度,压倒了对"知识、学术、真理"本身的关注.胡适的国学根底很好,但他对西方学术文化的理解很粗浅,却大力攻击传统中国文化而宣扬全盘西化;傅斯年大力推动"兰克史学",但他对兰克史学只是略知之无,他推动的其实只是清代考据学的新版;钱穆坚守中国传统学术方正博大的途径,会通文史哲学,对西学采取批判性、选择性的接受与会通,对西方文化与学术反而有异曲同工之效.钱穆很多关于学术的论说,常常比著名的重要西方学者的学说早出了二三十年.这是很值得国人反思的.     

兰克史学与史学专业化

19世纪德国伟大的史学家兰克利用学科分化的有利时机推动了史学专业化的步伐。兰克对于史学专业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确立了史学研究的对象 ,奠定了鉴别史料的原则 ,明确了历史写作者写作时应持的原则 ,特别是对于史学研究人才的培养更是兰克对于史学发展的重大贡献。兰克史学对世界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兰克史学在今天仍不失其积极意义。     

抗战前后的陈寅恪与傅斯年

抗战前夕，陈寅恪与傅斯年在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国史主研领域的确定、史语所历史组主任的请辞及对双方史学贡献的评价等问题上发生龃龉，两人关系有所失谐。抗战初期，陈寅恪曾受聘牛津大学汉学讲席，由于中英关系的波折，不仅赴英未果，而且滞留港大。虽然傅斯年对陈寅恪此举略有微词，但日军侵港后，他仍积极斡旋，使陈寅恪得以离港内渡。然而，陈寅恪到达桂林以后，由于身体及资金等因无法按期入川。对此，傅斯年颇表不满。抗战后期，陈寅恪病眼燕大，仍由傅斯年出面沟通上下，筹措资金，但结果难如所期，陈寅恪左眼全废的命运无法避免，两人关系再次投下阴影。抗战胜利后，陈寅恪由英返国，没有留在南京史语所，而是北上清华。由此，两人关系日渐疏离。结果，陈寅恪南下岭表初期，虽有赴台之想，却避开傅斯年而联络他途。此举象征着两人关系发生重大转折。虽然如此，陈寅恪对傅斯年猝死台岛还是颇有遗憾之感。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现实启示

在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过程中，傅斯年所提倡的实证主义史学思想的影响与贡献尤大。这种实证主义史学，一方面是对西方相应的史学思潮的回应，另一方面是对本土主要是清代考据学实事求是传统的继承。它在今日不仅对抵制史学中的玄学化倾向仍有助益之处，而且从世界史学发展的总趋势看，它自产生之日始就揭示的求真求实的科学化宗旨，终将代表着史学发展的主导方向     

现代科学观视域下的清学研究及其方法论得失——以新考据派史家胡适、傅斯年为中心

胡适、傅斯年从进化史观角度,以近现代科学方法论和史学观为依据对清代学术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胡适认为,清学是对宋学科学方法论的发扬,两者是一脉相承的;清代朴学最具科学精神,但与西方科学相比则存在很大不足。傅斯年主张,清代学问是历代学问中最可信和最有条理的;近代中国史学盛于清代。他们着力发掘清学中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论意义,以之作为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传统资源,体现了工具理性的价值观,为中国现代学术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他们否认中国传统学术道德理性的价值及其对中国现代学术建构的意义,是一种唯科学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论,存在一定的理论缺陷,探讨其学术方法论的得失对中国当代学术发展有着重要启示。     

皮姆·登·布尔：《作为一项职业的历史学——1818至1914年的法国历史研究》

众所周知，法国年鉴学派的兴起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是二十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年鉴学派史学家们宣称自己是一种新史学的代表，反对原有的以政治事件的叙述为核心的传统史学，认为传统史学毫无可取之处。对此，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欧洲文化史教授皮姆·登·布尔表示异议，指出传统史学并非一无是处，     

求真乎?经世乎?——傅斯年与钱穆学术思想之比较

傅斯年与钱穆,都堪称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有着自己鲜明的学术个性和学术思想的史学大师。傅斯年是科学派的领军人物,治学主实证求真;钱穆实际上则是新儒家学派的中坚,治学主经世。实证求真学派、新儒家经世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三足鼎立的三大史学流派。因之,从傅、钱二者的交往和关系看二者的学术思想及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的学术史是颇有代表意味的,给予吾人的启示意味深长。     

错位的“新史学”:何炳松学术路向辨析

民国史家何炳松虽以译介鲁滨逊的《新史学》闻名,但与美国"新史学派"却存在相当程度的疏离。何氏对"新史学"的译述以偏概全,不得要领,有负"新史学"代言人之名。更重要的是,其本人的学术立场倾向于兰克派实证史学,继承伯伦汉、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的衣钵,强调史料工作的重要。就本质而言,何炳松归属于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与"新史学"貌合神离的何氏在"新史学"的传播者中竟能独占鳌头,既反衬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实证学风在中国史学界的强劲势头,又折射出"新史学"进入中国时所遭遇的尴尬与无奈。     

从“‘梁启超式’的输入”到当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走向论析

自20世纪初以来,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下,中国史学经历了从传统史学话语体系到新史学话语体系,再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转变。近年来史学界有关建构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讨论,表明中国史家期望超越对西方史学话语的简单引进与仿效,要求建立根植于中国历史实际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史学话语体系。这标志着经过百余年中西史学的碰撞、融合,中国现代史学已开始摆脱对外来学术的依附状态,力图确立自己的学术自主性。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分析

近代史学大师傅斯年以客观实证为其史学思想的核心。但傅斯年所倡导的治学理念本身及其与治学路向之间却存在一定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既有其学术思想执著的追求因素,也与其时代冲突影响和爱国情怀的价值取向有关。故应辩证地看待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注意充分吸取其合理成分。唯有这样,才是我们对待傅斯年学术思想的正确态度。本文将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表现及其根源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对其史学思想矛盾性的现实启示和局限性予以简要陈述。     

何炳松史学思想的特色

何炳松是中国近现代最早的系统接受西方史学专门训练的史学家之一,他在国内首先传播了鲁滨逊的“新史学”。他力图以西方史学理论为基础,吸收中国传统史学之精华,构建自己的史学思想体系。     

新学术的建构——以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为中心的探讨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民国时期历史、语言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备受国际学术界关注。通过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以及书信、回忆录和史语所出版物等相关材料,可对该所前期(19281949年)的工作方针、组织机构、制度建设、学术工作和学术成果作一系统考察。史语所的创建和发展反映了现代学术企业成长的要求,其在短时间内获得成功,既与傅斯年的领导有方密不可分,又充分证明了现代学术体制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