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经济面临关键时期

当前台湾经济正处于又一轮重要转型期，其未来两年发展有五个显着趋势：第一，总体经济维持低速增长。台湾未来两年的经济增长率将维持在6％以下的中低速区间。首先，走“台独”路线的民进党上台，造成岛内朝野尖锐对立和两岸关系空前紧张，大大提高了台湾的政治风险，严重影响了民众消费和企业投资的信心与意愿。其次，民进党缺乏执政经验和技术官僚团队，而且其经济施政与策略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与“拼选举”色彩，无法形成稳定的政策运作机制。民进党的诸多政策如停建“核四”、处理基层金融改革等举措，引发严重的政治震荡和社会风波．动摇了民众与工商界对当局的信心。     

转型期撒拉族政治价值观变迁研究

生活在青海省循化地区的撒拉族信仰伊斯兰教。进入转型期以后,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与影响,撒拉族民众的政治价值观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价值观互动的特点。研究当前撒拉族民众政治价值观的变迁及其特征,探讨撒拉族民众政治价值观的建设路径,可为和谐社会建设奠定基础。     

普京权威政治改革评析

叶利钦时期十多年的自由民主改革实践,使俄罗斯社会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俄罗斯民众呼唤着政治权威的诞生。普京上台后推行权威政治改革,不断加强总统集权。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国情与民意赋予了普京权威政治改革稳固的基础。然而在实践中,普京权威政治改革越来越受到来自国内外的掣肘与挑战。从长远看,发展民主政治是其必然趋势。     

转型期群体性事件中“谈判者缺席”问题的社会结构分析

群体性事件是目前我国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而群体性事件愈来愈呈现出突发性、暴烈性、难以控制、难以协商等特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群体性事件中“谈判者缺席”问题有关。“谈判者缺席”问题直接反映的是群体性事件的无组织化状态,而其深层社会结构根源在于转型期“社会中间组织的缺失”,这导致社会缺少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载体,国家与民众之间缺失缓冲地带。当矛盾出现时,国家与民众直接互动,使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冲突以突发的、对抗的、难以协商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培育社会中间组织是应对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社会治理方式。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现实困境与策略创新——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作为政治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社会资本的理论构成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重要资源，对提升当下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实效具有借鉴意义，信任社会资本能够提升农村民众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价值认同，规范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制度化，而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扩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融资渠道。然而，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内，我国农村现代社会资本的分布还很不均衡，总体发育不够成熟，这其中，农村民众普遍社会信任的产生还面临许多困境，各级政府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制度规范存在不足，同时，农村公民社会不发达，农村文化类民间组织发育不良，农村民众参与意识较为薄弱，这些都构成了当下制约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社会根源，因此，在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必须大力提升其现代社会资本存量，强化宣传教育，着力提升地方官员的公共服务能力与农村民众的认识水平，积极转变地方政府的供给模式，实现地方政府文化管理过程的善治转变，并积极完善供给机制，大力培育农村民间组织，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中国社会转型期刑事政策调整特点探析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是一种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民众生活方方面面的全方位转型。由于社会转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敏感性等特点,决定了以指导惩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刑事政策的调整具有渐进性、复杂性、审慎性等特征,正确把握刑事政策的调整,仍将是转型期中国社会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儒学与东亚社会的现代发展——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

儒学作为以伦理道德为内核的一种文化模式,具有强烈的“德政’’和“礼治”的政治色彩。或者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终极目标的儒学,深深影响着东亚民众的政治价值观以及政治行为模式。东亚社会的现代发展使传统儒学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东亚价值观”和“东亚意识”便是基于现代化语境下,对儒学价值重新思考和发掘的产物。从政治文化视角探讨儒学的现代发展。可以为东亚多元文明的和谐相处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对话基础与合作平台。     

当代“民本”结构社会形态的升级转型

当代“民本”结构社会形态的升级转型,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本质要求,是“民本”意识理念在经济社会建设中的政治体现,更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国之策。当代“民本”价值的内涵是“一切以民为本、科学发展为民”,是民众信仰、信念和民众对社会、政治生活价值尺度的追求。其所呈现出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同时又是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问题。全面促进“民本”结构社会形态的升级转型,需要坚定“民本”价值目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需要促进优化经济结构运行升级转型;需要“五位一体”运行环境升级：需要促进道德标的建设的升级转型。     

转型期俄罗斯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及其启示

本文以政治发展模式为切入点，对转型期俄罗斯的民主政治模式和权威政治模式进行了分析，并据此得出几点启示。     

全球化背景下后发展国家的崛起策略——论后发展国家“转型期效应”的消解方式

全球化使世界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的交融格局。这一格局本身有着不平等性,给后发展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带来了“转型期效应”,形成了后发展国家特有的发展困境。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克服“转型期效应”,应该运用“倾斜—协调”发展战略,以政府主导、制度创新、人才培养为三维突破口,校正差距和弱势,寻求崛起与治理之路。     

“文化台独”及其对台湾图书馆事业的影响

由于台湾特殊的政治和历史、地理条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割断台湾和祖国大陆的联系，以达到台湾“独立”的险恶目的。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这种认同日积月累，形成以后就很难改变。李登辉和陈水扁在台湾当政的十多年问推行的“文化台独”以“本土意识”、“台湾意识”做包装，采取一种隐蔽、渐进的方式，既不容易引起台湾民众的警觉，又能冲击台湾民众文化认同，还可以直接影响台湾民众对国家认同，而作为文化事业一部分的图书馆，也受到“文化台独”的影响。     

主观绩效、社会信任与农村居民对乡镇政府信任

在我国政治信任结构存在典型的“央强地弱”的差序性样态背景下，本文使用“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调查”数据对农村居民对乡镇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以主观绩效和社会信任作为主要预测变量，以居民对乡镇政府的信任程度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主观绩效和社会信任对乡镇政府的政治信任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主观绩效的影响大于社会信任；而对于社会信任来说，普遍信任因子对乡镇政府政治信任的影响力要大于特殊信任。这些发现显示，目前乡镇政府提高民众对治理绩效的评价是获得政治信任的主要方式，但营造和谐互信的社会氛围也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政治信任。     

传统政治文化建构政治秩序的内在逻辑

传统政治文化对当前以及未来政治秩序的形成与变迁有着重要影响。传统政治文化孕育了共同的意义体系和伦理规范，建构了社会同一性，奠定了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层结构赋予中央以内在的权威性，同时通过“家”与“国”的密切联结，培育了对中央的信任感和亲和感。传统政治文化建构了权力本善的政治认知，赋予公权力执行者以“贤”与“能”的角色期望，形塑了对公权力及其执行者的政治信任。这些因素塑造了特定的政治价值、情感、评价，生成了特定的政治认同，是促成和维系政治秩序的重要因素。     

清末新知识阶层政治文化心态探析

〕1 9与 2 0世纪之交 ,新知识分子作为一群从政治制度层面思考中国问题的“边际人”,在政治文化方面表现出新的趋向 :一是对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学说的体认 ;二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载体——科举制的离异。同时 ,这两种心态在救亡的驱逼下又外化出三个特点 :急于求成的功利性、极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及浓厚的情绪色彩。而所有这些无疑都是社会文化转型期知识分子的一种必然     

为了人与发展人——社会转型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前提

社会转型期是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利益主体,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剧烈变化时期。只有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广大劳动阶层的利益与精神文化诉求,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才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然目标和实然状况的统一。为了人与发展人,应成为社会转型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前提。     

儒家民本思想发微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是一个集合的概念，也是愚昧无知的同意语。古代思想家在充分地肯定民众的整体价值的时候，也否定了“民”的个体。“民为国本，君为民主”是古代思想家对于社会政治结构的基本设计，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的专制政治是整合的。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层面是“为民谋利”的价值准则，这一原则的要害是把民众视为权力的客体。在中国古代社会，“为民谋利”是用于说明各种各样的政治的符号。     

政治参与和现代政治文化发展

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求,“参与”是民主的基本条件,无参与即无民主,它一直是民主政治的强势诉求。参与并不必然产生真正的民主,但现代化国家的进程历史显示,政治参与度的提高往往伴随着政治稳定度的提高。参与型政治文化与民主政治是一致的,中国社会发展转型期,制约法治型参与政治文化建设的主因素有德治的传统思维、完美的理想情结、功利的价值尺度,网络时代下政治参与的路径和范围将使政治文化出现新发展。     

文化归因：“中国经济奇迹”的一种新释义

我国正处于“重要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交叉并存的阶段，随着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社会文化思潮相互激荡和碰撞。文化、制度、科技与产业是相互耦合的，并深层次嵌入于我国改革、创新与转型的整个过程，推动文化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产业升级“四维”基础上的跨越发展，将直接加快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增添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源动力，利于谱写“中国经济奇迹”新的篇章。     

世纪初的“小说”神话———论“小说界革命”和言情小说

梁启超痛心中国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欲用新小说以新民，将小说纳入民族救亡大业之中，这在客观上帮助白话小说提高了文化地位。但是，“小说界革命”的终极目标是重建社会政治秩序、开启民智，而小说自身的文体价值、文本地位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作为历史转型期独特的文学、文化现象，言情小说虽经“新小说”倡导者严格限制，却在清末民初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试论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状及对策—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

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而占绝大多数的青年农民工则是这个庞大群体的中坚力量。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青年农民工群体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权利能否得到切实的保障与实现更为重要。文章侧重于青年农民工这一农民工中的主要群体，以对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概念的界定为起点，探讨了青年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化”、“断裂化”、“两极化”和“非制度化”等现状与问题，简略地从历史与制度、现实与政策及青年农民工自身等三个方面分析了造成这些现状与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