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论士风

大概春秋时期,“士”已经形成为一个社会阶层,管子说:“士农工商者,国之石民也”(《小匡》)。《左传·哀公五年》有“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竞于教”的话,可见当时士虽是民,却跟有官守的大夫比较接近,所以孔子每到一个地区,总要“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卷八》以下凡引《论语》,不再加注)。从此,在我国长期封建社会中稳定了士为四民之首的地位。     

“率土之滨”释义辨正

《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目前通行的各种注本,都把后一句“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成是“凡四海之内所居住的人,都是周王的臣民。”其中“率土之滨”被解释为“四海之内”,诸家均无异议。但是追本溯源,却发现这种解释颇有牵强之处。 这种解释的来源是毛《传》、郑《笺》和孔《疏》,主要是孔《疏》(见《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毛《传》:“率,循;滨,涯也。”郑《笺》:“此言……王之臣又众矣。”孔《疏》:“诗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尽近     

春秋时代民主因素的探索

古代东方的专制制度颇负盛名,它的基础是星罗棋布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闭式的古代公社的存在。古代公社在中国是以井田制形式体现的,《诗经·小雅·北山》又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道出了古代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精髓。     

秦汉建设“大一统”文化的尝试及其特点

秦汉是中国最初的两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在经济和政治上,两个王朝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其“大一统”的局面。对此,历来沦述甚详。但对于其建设“大一统”文化的尝试,史学界至今还没有专门研究,因此,有必要进行探讨。所谓“大一统”乃是中国古代政治观念和国家学说的一种特殊表述,体现在政治上则是君主的绝对权威和对“天下”的绝对主权。用《尚书》中的话说就是“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用《左传》中的话说则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用民间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大一统”观念应当说自西周就已形成,西周时的礼乐制度就是奴隶制下的     

周昭王南征史实索隐

《史记·周本纪》云:“昭王之时,王道微缺,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讣)告,讳之也。” 周昭王“南巡狩”,据说是为了讨伐荆楚;“不返,卒于江上”是溺死于汉水(详后)。但是,《左传》僖公四年记齐桓公伐楚事,管仲代齐侯以“贡包茅不入”和“昭王南征而不复”两条罪状质问楚方。楚方承认“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对第二条却矢口否认道:“昭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反倒责备对方缺乏调查研究。这又是怎么回事? 关于昭王南征史事,《宗周钟铭》、《过伯簋铭》、《簋铭》均有记载,见于史籍文献记     

春秋楚国庶人浅析

春秋时期,楚国的庶人有国人与野人之分:国人中既有庶人,也有君子,野人则全是庶人,国人主要是楚族人,野人则通常是异族人。这样以族的同异来区别人的国野,与诸夏的情况是相似的。楚人灭国之多,拓土之广,远在诸夏之上。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的“土不过同”,到成王时的“地千里”和平王时的“土数圻”(《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史记·楚世家》),疆域扩展的速度异乎寻常。楚王常以所灭之国为县,而以公子王孙为县公。楚人所灭之国的公室,大抵被迁至楚国的后院,如“灵王迁许、胡、沈、道、房、申于荆焉” (《左传·昭公十三年》);其余的贵族,也或多或少失去了往昔的势位;至于庶人,则一般不离其故土。由此,楚国庶人所占的人口比例无疑大于同时的诸夏之国庶人所占的人口比例,而楚国庶人中野人所占的人口     

略論孔子思想的阶級性

一、孔子代表奴隶主思想的商榷西周的奴隶制社会是由周天子把土地和双隶分赐给宗室亲戚,所谓“受民受疆土”,(大盂鼎)“赐之山川,土田坿庸(仆慵)”(《鲁颂·閟宫》)“分之土田陪敦(陪、仆古音同,敦系庸字之误)。”(《左传》定公四年)这就是各国     

《左传》夏衰译文商榷

《左传》襄公四年:“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遇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沈玉成《左传译文》译首句为“从前夏朝刚刚衰落的时候”,恐非。后羿代夏在夏朝初年启子太康时。太康虽然“淫放失国”(《左传》杜预注),但不等于有夏的统治“衰落”。太康子仲康继立,尚能因“羲、和湎淫,废时乱日”,派胤往征讨之,作《胤征》(见《书序》)。仲康子后相立,“元     

楚连尹为主车之官说

春秋时,楚官即有“连尹”之号。《国语·晋语七》“连尹襄老”韦昭解:“连尹,楚官名。”但未进一步说明。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说:“尹训正也。楚官多以尹为名。”《尔雅·释言》:“尹,正也。”此孔氏所本;《国语·齐语》“立五正”韦解:“正,长也。”是尹即首长之意。连尹之名,先见于《左传》和《国语》。对这一官称的解释,自汉至清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左传正义》引汉儒服虔说:“连尹,射官,言射相连属也。”清人洪亮吉《春秋左传诂》说:     

孔墨显学对立的阶级和逻辑意义

孔子和墨子都是鲁国人。鲁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保存西周哲学遗产、文献材料最完整、最丰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聘鲁,“观于周《乐》”;《左传·昭公二年》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     

说“烝”

中华书局一九三六年出版的《辞海》于“烝”字条目下,解作“上淫曰烝”,举《左传·桓公十六年》:“卫宣公烝于夷美”作例,并注明“夷姜,宣公庶母。”以此说明“烝”是“上淫”。但在《左传·宣公三年》又有如下记载:“(郑)文公报郑子之妃曰陈妫。”杜预注:“郑子,文公叔父子仪也。汉律:淫于季父之妻曰报。”可见同样是“下淫上”,因对象不同,而有“烝”与“报”之别。不知是否有鉴于此,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出版的《辞海》修订稿,以及最近由上海辞典出版社出版的三大册《辞海》,皆释“烝”为“古指同母辈通奸。”并仍以“卫宣公烝于夷姜”为例,使义例统一。     

春秋时期楚国异族人的来源及其处境

一、楚国异族人的来源春秋时期,楚国吞并了数十个小“国”。这些被灭国的君民,大部分成了楚国人,在楚国的异族人中,以这类人为最多。熊绎被封于丹阳,尚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昭公十二年》)的艰难时期,国力微弱,无力灭他国。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他一度扩张,伐庸、杨粤、鄂,封三子于“江上楚蛮之地”(《史记·楚世家》),此时楚国的异族人一定不少了。时隔不久,由于周王室的威胁,楚人暂时停止了扩张(同上)。     

楚国经济发展脉络

(一) 西周初年,成王封熊绎于楚蛮。但在此后的二、三百年时间里,楚国的经济状况一直没有多少变化,是相当贫穷落后的。《左传·昭公十二年》记右尹子革的话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左传·宣公十二年》也说到若敖、蚧冒时还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杜预在“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句下注曰:“舍楚在山林,少所出有。”服虔《史记集解》于此句下亦有近似的说法。我们在有关的史料里,也的确找不出西同时期楚国生产了什么可以称道的物品。     

春秋早期周王室王位世系变局考异——兼说清华简《系年》“周无王九年”

清华简《系年》所记西周末春秋初年周王朝王位继承的世系、年数,不仅与《史记·周本纪》等传世文献不同,而且也与古本《竹书纪年》也不尽相同.依清华简《系年》所说,周幽王死后“邦君诸正”在虢立周幽王之弟余臣为携王,携王二十一年为晋文侯所杀,之后又经过“无王九年”的时期,晋文侯才迎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之后才东迁到成周洛邑.《系年》虽不合《周本纪》等文献的记载,但和《左传》甚至与束皙所见古本《竹书纪年》的说法相合,其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传统的义利观与职业道德

至少在中国的西周时期,某些敏感的士大夫已经察觉到少数当权者“专利”的危害,他们主张“导利而布之上下”,就是让各种人都能得到一定的利益和好处,认为这样国家才能够巩固。当然,这种“逆耳之言”,不会被人接受。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上下内外,无不明争暗斗,为谋自身的利益打得不可开交。面对这种形势,有些明智的思想家又提出“义”来,使之统帅、调剂“利”。晋国的赵衰说:“德、义,利之本也”(《左传·僖公27年》)。住在申地的申叔时对楚国的贵族说:“义以建利(《左传·成公16年》)。齐国的晏婴也指出:“利不可强,思义为愈。义,利之本也。”(《左传·昭公10年》,从此义利兼顾,义重於利,以义制利,以义求利的中国传统义利观就开始形成,并影响了中国人民几千年的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包括职业道德。然而,和各种价值观一样,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形成和发展也经历了许多矛盾和曲折。     

西夏历史文化开发与宁夏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公元1038年,在祖国西北崛起了一个以党项族为主体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这就是史家所谓的“西夏”或“大夏”。西夏建国以后,不遗余力地进行了文化建设。西夏人自制文字,史称蕃书或蕃文,用它撰写了大量的文学、语言、法律、医学著作;更定礼乐,设置“蕃学”和“国学”(即汉学),译介佛儒典籍。现存西夏文佛典无数,而汉文史籍和儒家经典如《贞观政要》、《类林》、《十二国》、《孙子兵法》、《孝经》、《论语》、《孟子》、《左传》等,均有西夏     

晋文公奔狄时年十七补证

关于晋文公重耳奔狄时年,史籍有两种记载。《国语·晋语四》云:“僖负羁言于曹伯曰:晋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左传》昭十三年载叔向曰:“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有士五人。亡十九年,守志弥笃。”而《史记·晋世家》却说:“重耳遂奔     

雇工和劳动地租是西周统治者的主要剥削方式——兼评郭沫若同志的战国封建论

(一) 西周的田,分为公田和私田两种。《诗经·小雅·大田》说:“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诗经·小雅·北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周公田和私田的所有权都掌握在西周统治者的手里。     

《左传》“公子士洩”新考

清代学者李惇、俞正燮及近代章炳麟、杨伯峻等先生均主张《左传》僖公二十年“公子士洩堵寇”、二十四年“公子士洩堵俞弥”于“洩堵寇”、“洩堵俞弥”断句。清华简六《郑文公问太伯》(甲本)有关“堵之俞弥”的表述,为《左传》应在“公子士洩”断句提供了新的有力证据。“公子士洩”系郑国公族,与宣公三年作为郑文公之子的“公子士”并非一人。《左传》及相关著作如《史记》等书的点校失误当据此订正。     

《左传》神秘预言及其文献来源

《左传》栽录有大量极为灵验的神秘预言,其范围包括星占、梦占、卜筮、相人等各个方面,从理性与常识的立场来看,这些预言既不可能是实录,又不尽是左氏的附会,与《左传》中借助贤人君子凭借“德”、“礼”原则进行的预言源流不同。在《左传》之前,就已经产生了大量分类编纂的专书,《左传》作者广采当时文籍,并卜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这些神秘预言应当所来有自,可能出自当时流传的卜筮、杂占一类的术数类专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