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亦”兴亡探析

“也”“亦”兴亡探析陈宝勤汉语专表类同的副词只有“也”“亦”新旧两个，语义完全一致。本文以远古（殷商）、上古（西周—西汉）、中古（东汉—中唐）、近古（晚唐—明清）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文献为语料，试对副词“也”的产生与发展，副词“亦”的衰落与灭亡进行探索...     

塑造“国民”：清末政府的努力及困境

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民族-国家-国民”三位一体的综合，三者构成相互依存和相互强化的关系，国民性问题是内在于民族主义的一个问题。如果借用柄谷行人对日本现代文学起源的认识。可以说，正是有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这一装置。国民才得以发现。     

娱乐、商业与民族主义——以1930年“辱华”电影《不怕死》引起的纷争为中心

1930年,一部名为《不怕死》的美国影片在上海租界放映;未久,就因内容辱华而遭到抵制,民族主义情绪激荡起的斥责之声纷纷指向影院及影片。商人在民族主义大潮中处境尴尬,但举动并非消极。他们左窥右探,一面极力规避着民族主义运动带来的风险,一面又巧妙的因势利导,回应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冲击。大潮之下,政府亦积极介入,它意欲引导民族主义运动,当然有其目的与指向,但以利用一言而概之或失同情。在时代激荡的大环境下,政府的理性与因民族主义而起的激情相互交融,故其行动亦在如此混沌、复杂的情感中展开。与此同时,那些疏离民族主义运动大潮、只想在影院开怀大笑一场的民众,多被指斥为麻木不仁。舆论对民众的指责,一方面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多歧性,一方面也表征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压迫性。     

京沪商人"罢市"问题论析(1927-1937)--一个民族主义视角的检讨

南京十年时期,中华民族危机更甚于前,“济案”之烈度亦远在“沪案”之上,但却并未生成规模宏大的罢市激流。京沪两地的商人或一致反对罢市,或利用罢市手段与反日组织抗争以维护自身私利,或因战时环境而逼迫进行罢市。其中原因,既可归诸南京政府之压制性的民众运动政策,又与中共的弱势地位及其错误政策密不可分。不过,是否罢市、主动还是被动罢市,不应作为评判商人民族主义的标尺。     

辩证法的“存亡之战”?——“亦此亦彼”与“可此可彼”

在几年前黄展骥的《辩证派击中形式派的“要害”了吗 ?》一文中 ① ,他一方面认为辩证派的“亦此亦彼”使形式派的“不矛盾律”失去普适性 ,另一方面 ,他又把辩证派的“亦此亦彼”修订为“可此可彼” ,使两派 (在这个重大问题上 )“平分秋色” !即时引发学者、专家的“争鸣”热潮。有专家认为 ,黄先生这一“修订”引发辩证派的“护卫之战”、“存亡之战”。在本文 ,黄先生简明地摘引 (高度浓缩 )“争鸣”中几位学者的重要片段 ,然后略作比较与评析 ,旨在抛砖引玉 ,引发更多读者的参与和关注     

“民本”与“民主”之间的晚清“民权”观念

晚清思想界,无论是温和的君主立宪派还是激进的共和革命派,在民权观念上都已实现对民本的超越,但形式上却仍保持连接；而对于西方的民主理论,则接受之余亦有隔膜,主要重视国民的参政权,而模糊对待国民社会生活世界的自由权利.这种“民权”观念可说是中国传统政治意识现代转型的过渡形式,也反映了近代中国思想史“转型时代”的过渡特征.     

《说文解字》中的“亦声字”分析

《说文解字》中的“亦声字”是分化造字的产物，通过同时记录汉语语素的音和义来表词。“亦声”是介于会意和形声之间的一种表词方式。“亦声字”记录汉语语素的方式分为四种：转移“某亦声”之“某”的内涵、扩大“某亦声”之“某”的内涵、缩小“某亦声”之“某”的内涵和不改变“某亦声”之“某”的内涵。从某种程度讲，“亦声字”是一种汉字的繁化。对“亦声字”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分析汉字形声字的起源。     

近代日本“民族国家”论

个体的政治地位是决定国家性格的重要因素。近代日本的“国民”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它一方面因缺乏主体性而表现为“臣民”，另一方面又实现了与国家的紧密结合。因为没有本来意义上的国民，近代日本就不能称为“国民国家”，而只能是“民族国家”。     

试析“亦此亦彼”和“可此可彼”──评黄、马之争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逻辑室学友嘱我对《人文杂志》①一连串关于“亦此亦彼”和“可此可彼”的辩论表示点看法。现将鄙意略述于后，请各位批评指教。“亦此亦彼”和“可此可彼”的争论就是逻辑矛盾和辩证矛盾的争论，这并非仅仅是逻辑问题，更是一个本体论问题，目前还是一个心态问题。亚里士多德把逻辑规律首先看成是事物规律。恩格斯和列宁也认为两者是一致的。但是黑格尔和恩格斯不严格区别形而上学与传统逻辑，他们把传统逻辑看成辩证法的对立面，认为传统逻辑或者根本不成立或者效用日减。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左”了一…     

汉末三国初期“臣亦择君”论

汉末三国初期“臣亦择君”是社会政治的产物。当时有为者具有主动择君、征辟、被迫出仕、待机出山、投降、轻易更主、数次更主、拥有“二主”等“臣亦择君”模式。“臣亦择君”受到人主用人观、功业观、择主判断力、汉天子的正统地位、地域（家乡观）、忠孝观、诚信观、友情观等因素影响。“臣亦择君”对魏的消极作用较大，对蜀、吴的积极作用较大。     

试论“三言”中的商贾小说

“三言”中的商贾小说比较集中地表现了具有商贾生活特色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弘扬了一种以商品经济为依托的新思想，同时也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商贾生活的渗透，形象地总结了商人们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经商艺术。     

试论唐代商贾小说的特色

浓烈的人间烟火味、神仙鬼怪气和新奇的外商风采是唐代商贾小说内容上的三个特点。从以“事”为主到以“人”为主,开始注重人物性格的塑造,以叙述为主,辅之以细节、心理、语言描写,表现出高超的“写人”艺术。     

关于日本海军1874年在上海非法购地问题

日本海军从1873年就图谋长期在中国沿海立足,为此,于1874年7月在上海向英商非法购得浦东的一块面积为27亩多的沿江土地,作为所谓“海军省用地”。为了对中外掩盖真相,日方以日商出面购地,继而在海军绝对掌控的前提下,长期将所购土地租借给日商.甲午战争后,所谓”海军省用地”逐渐用于军事意图。近代日军在华非法购地之事多有发生,而海军购地则是首开其端,其以日商为掩护的手法后来也被日军沿袭。     

近卫文麿与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想比较

近卫文麿出身公家,其一生先后三次出任日本首相,是来自社会上层的法西斯主义分子;北一辉出身小商人家庭,是日本民间法西斯运动的鼻祖。两者在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产生的影响非常大,且代表着不同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通过对两者的生涯与思想的比较分析,无疑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全面地认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本质。     

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的担当精神 ——以福建"台江事件"为中心

“台江事件”可称之为“五四运动”的殿军之战,围绕这一事件在全国掀起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独立意识。在“台江事件”中,青年学生商讨“闽案”应对办法;组织游行、演讲,促使民众了解“闽案”真相;召开国民大会,促成各阶级的大联合;主导又一场抵制日货运动,表达对日侵略势力的反抗;向政府请愿交涉,力争“闽案”正当解决。这些事实均展现了“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的担当精神。     

试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日韩“预备会谈”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未能参加《对日和平条约》之签署的韩国,为解决日韩两国之间存在的悬案,在美国的斡旋下同日本举行了“日韩预备会谈”。现从韩国成立到日韩会谈前的两国关系的发展、日韩预备会谈以及日韩“预备会谈”的成果及会谈中暴露的问题三个方面加以论述,从中不难看出,由于日韩双方的利益对立以及双方都对会谈缺乏诚意和热情,使“预备会谈”未能取得美国所期待的结果。     

石田梅岩的商人伦理思想

日本哲学家石田梅岩是德川时代(1600-1867)的商人哲学家,梅岩思想的最大特点是他提出了商人道思想,论述了商人存在的意义,这在日本经济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就图书馆建设对三个代表的思考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本文就如何充分利用最新的科技手段和科技成果 ,推进图书馆的现代化建设 ,提出了图书馆不仅代表着先进文化 ,而且也在创造着先进文化的观点。进而倡导为广大读者服务 ,代表广大读者根本利益和需要的工作思路。     

日本谣曲《项羽》：虞美人草与爱情、英雄

谣曲《项羽》是取材于项羽与虞美人故事的作品,这个作品的部分内容取材于《史记》,但主体情节是日本作家的想象与创作。日本作家想象的部分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虞美人草的传说在中国文学中还是可以找到部分因素。项羽与虞美人的故事传入日本之后,中日作家各自驰骋想象,有趣的是中日作家的想象往往出现暗合的现象,这种暗合的现象是由于中日类似的文化因素造成的。     

战后中日关系论略

战后中日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冰封期、暖春期和后冷战时期。具有中日关系受到中美关系的严重制约、双方关系伴随着徘徊和停滞逐步向前推进、日本政府的"政经分离"原则与两国间"政冷经热"现象三个明显特点。决定中日关系未来走向主要有国家利益、国家政策和制约力量三类因素。它们最终决定今后的中日关系主要以良性发展模式向前推进,出现恶性倒退的可能性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