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如何演变为民族——论清中叶前"满洲"认同的历史变迁

天聪九年,皇太极下诏以"满洲"来称呼被他统治的全体"诸申"部众.自那以后,这个原先由金元女真边缘人群后裔的部落集合蜕变而来的共同体,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直到乾隆时代,通过将满洲人的集体记忆"世谱化"和重新勘定"满洲源流"等大规模的文化动员,满洲人的集体身份意识,方才成功地转型为以"共同血统"观念为中心的前现代民族认同.民族认同意识并不完全是"民族"作为一种"已然的客观存在"在人们观念中的反映,它实际上是民族"构建"的积极参与者.     

试论雍正帝对东北地区"满洲本习"的维护

雍正时期,东北地区以骑射技艺为核心内容的"满洲本习"呈现出颓废之势。雍正帝采取种种措施试图维护满洲在兴起与发展过程中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传统习俗。骑射技艺的荒疏实乃东北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学习而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但是,雍正帝通过"满洲本习"规范旗人的努力塑造并强化了满洲人有别于汉人的集体文化特征,这对于维护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壮大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满族入关前社会性质初探

满族是我国一个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她的先世称作肃慎,东汉以后称为挹娄、勿吉和靺鞨,唐末以后又称女真。明时女真分为三部:居住在黑龙江两岸和乌苏里江流域的黑龙江女真(俗称“野人”女真)、居住在松花江流域的海西女真、居住在牡丹江和图门江流域的建州女真。建州女真经过几次迁徙,于明正统三年(1438年)定居于今辽宁省浑河支流苏子河流域。正是以这部分女真人为主体,到十七世纪初,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     

简论清代康熙时期的“新满洲”与“布特哈八旗”

清代康熙时期(1662——1722年),为了加强对东北边疆地区的封建统治,抵抗沙皇俄国的武装侵略,对分布在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流域以及库页岛辽阔山河之间的满族(女真)、索伦(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赫哲、费雅喀、库雅拉人等,在沿袭清初设“乡长姓长”管辖,采取种种措施密切他们和清朝中央的关系的同时,还按照“兵民合一”的八旗制度,将他们之中的部分居民,编组为“新满洲”与“布特哈八旗”。这对于加强东北     

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区别

契丹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契丹人乘唐末之乱建立契丹王朝之后,出于民族感情和为了适应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需要曾先后创制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字,即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这是我国东北少数民族自行创制文字的先声,对于后来西夏文字、女真文字、蒙古文字和满洲文字的产生都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清代满文文献概论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统治中国近三百年，其统治民族为满族(清代称满洲)。满族是女真(亦为女直)的后裔，而女真的前身为肃慎、挹娄、勿吉、靺辐等。满族在清代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称满语满文。满语由女真语演变而来，系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满文属拼音文字，已有400年历史，初创于1599     

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在满洲建立的过程

几乎在日本侵略满洲的一开始,原东北军各个部分就违抗不抵抗的命令,自作主张开始抵抗日本侵略军,并在其周围逐步形成各种抗日队伍,但初期的抵抗运动带有自发的性质。李立三的“左”倾路线严重影响了满州抗日统一战线建立的过程。种种因素又干扰了中共满洲省委及时纠正“左”倾错误和正确分析新形势、制定新路线,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经历了许多曲折,中共满洲省委才逐渐纠正了“左”的错误,满洲的统一战线由狭隘的发展为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一发展过程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能够准确地确立它的策略方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     

安寿吉“满洲”时期作品中的“他者”认识

伪满洲国朝鲜作家安寿吉的作品中存在着对于“民族”的思考与认识,其相关作品中的“他者”（即“满洲人”和“日本人”）叙事认识既是构成作家在“满洲”时期的现实认识的基础,也是朝鲜人在“满洲”探索生活方向的重要坐标。     

论明末清军对索伦部战争的起因及其后果

从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阿巴海清军对明朝藩属索伦部连续发动了三次战争。结果,阿巴海清军胜了,索伦部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三族联军败了。时间虽然过去了三百四十多年,但是,对于这场战争的起因及其后果,确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战争的起因 明天启六年(1626年),努儿哈赤死去,皇太极阿巴海即位。明崇祯八年(1635年)改女真为满洲,九年(1636年)收后金为清。从此,阿巴海主要向明朝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同时,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十三年(1640年)、十六年(1643年)向明朝藩属索伦部发动了掠夺性战争,把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三族人民推进了深重灾难之中。     

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维特的满洲政策

1900年春夏之交,义和团运动蔓延东北,东北三将军没有根据边疆地区的形势制定特殊的应对策略,而是在迟疑犹豫中不同程度地执行中央政府的命令,听任爱国官兵附和义和团,破坏铁路与俄为敌。俄国远东政策的缔造者维特先是指望中国东北地方当局自行靖乱,保护铁路安全,后随着东北局势的演变,又敦促沙皇出兵东北。义和团运动被扑灭后,维特反对占据北满部分领土,反对在满洲留兵护路,提出了以寻求经济补偿为主的满洲善后政策,并亲自参与中俄第一次交收东三省谈判。但由于杨儒最终拒绝在俄方修改后的协议上签字,中俄第一次交收东三省谈判失败,维特的满洲善后政策也遇到了严重挫折。     

图们江沿岸朝鲜民族传说中的满族形象

在朝鲜咸镜北道和中国图们江沿岸朝鲜族民族传说中与满族人有关的故事或形象出现的频率颇高。综合史实从语言学、历史文献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分析 ,可以认定清朝最重要的始祖努尔哈赤一族的发祥地是在包括朝鲜咸镜北道六镇在内的图们江沿岸一带和中国延边地区 ,朝鲜王朝王室的祖先同努尔哈赤的先祖有着密切关系。传说中也表现了朝鲜人因“华夷之辨”思想而对女真人怀有的偏见。     

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民族融合和维吾尔族的形成与发展

史前时期,居住在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居民,主要是操印欧语系语言的塞人、月氏人或吐火罗人,他们属欧罗巴人种。汉唐时期,匈奴人、汉人、羌人、高车、突厥、吐蕃人等,先后进入塔里木盆地的边缘地区,不可避免地与之发生民族间的同化和融合,但该地区的民族构成和分布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八九世纪及其以后,随着大批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部落南下,以及回鹘的西迁和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的居民开始了回鹘化和伊斯兰化的进程。经过六七个世纪的融合发展,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在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和宗教诸方面逐渐统一,该地区居民的回鹘化和伊斯兰化最终完成。于是,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近代维吾尔族形成了。     

有关民族与“民族性法”的几点思考

建构于近代民族国家基础上的世界格局，从根拳上将民族的演进历程区分为王朝帝国的民族阶段与民族国家的民族阶段。伴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人类的民族形态与民族关系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后民族时代”。王朝帝国的民族阶段的法是宗族性法，民族时代的法是“民族性法”。尽管民族性法在当下世界各国国际国内都还有着现实基础和实际影响，但“后民族时代”的民族与法律的总体关系已经出现了对民族性法的一系列新的修正和要求。     

梁启超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及其对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的贡献

在20世纪初期中国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大背景下,梁启超开始了中国民族史研究。其目的是想激活中国人的自觉意识、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精神,但客观上却在民族概念、民族源流、民族关系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众多学术成果,为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最早提出中国民族史的学科概念,把民族史作为中国史研究的核心,认为中华民族的起源是多元的,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国历史。     

皇太极两征朝鲜的“盟誓神判”及降礼

降礼体现着一个民族或政权的文明程度。作为两征朝鲜的胜利者,皇太极决定了采用的降礼仪式。他把萨满信仰的"盟誓神判"同汉降礼文化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降礼文化特征,即按萨满信仰的"盟誓神判"来作"兄弟之盟";用汉降礼对"小中华"朝鲜作"君臣之盟"。当然,也反映出满族礼文化的欠缺。     

满族居室装饰艺术网络及成因初探

满族居室装饰风格同民族风俗习惯、民族文化传统、民族审美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从中给我们的启示是：风格要有时代性、民族性和人本性。     

滇民族消失之路探索

滇民族,古滇国的建立者,靡莫之属中最大的一个集团,汉武帝封其首领为滇王.但滇国归附汉王朝后,史书中就不再见到“滇”“靡莫”的记载.20世纪50年代,云南考古工作者发掘滇王墓葬群,出土了“滇王金印”及许多具有民族地方特点的青铜器,展现出“滇”是一个青铜文化高度发达的古王国.但考古文化与后来居住滇池区域民族的文化不相衔接,于是滇人是什么民族？到哪里去了？虽然出版了许多研究论著,但学术界仍觉得是个谜.本文提出:滇国的建立者是孟高棉族群中的孟人,他们消失在“蜀国”、在“交趾”古战场,并与云南建宁霍氏部曲“同归于尽”,其他则融合于(灾)民族中.     

清代满文文献概论

本文概述了清代满文文献的形成过程与满语满文兴衰的关系、满文文献形成的阶段性、满文文献基本情况及代表作等     

尼泊尔林布族的社会变迁——喜马拉雅山地文化的女性视角

林布族居住在尼泊尔东部,是喜马拉雅山地民族中人口数量相对较多的一个族群。由于历史上印度高种姓阶层不断迁徙到林布族人居住的地方,林布族人被迫抵押肥沃的土地,甚至离开原住地外出谋生。挣到钱的林布族人回到家乡,不仅赎回质押的土地,还开始从事其他贸易,取代往日的头人成了地方精英。林布族人对种姓制度的认识表明了他们具有民族主义情结,但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又让林布族文化逐渐与印度文化趋同。林布族妇女的权力在社会结构变迁中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经济活动和文化接触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