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湖十景图》的“圣境”展现与空间政治

清代《西湖十景图》呈现与重塑了江山一统下的西湖景观风物，承载着对西湖十景文化意象的传承与认同，昭显了皇权印迹下的景观政治，与帝王的江山统驭密不可分。《西湖十景图》结合传统文人绘画和舆图标识，借明晰的景观呈现融入帝王品味及政治意涵，成为权力展现的另一有效途径。作为各景观文化地标的御书碑亭被置于画面中心显要位置，通过空间展示突出强化风景所具有的权力表征与圣境意义。西湖十景作为一种重要文化意象不仅是文化的“圣境”，更是体现皇权圣意的“圣境”，带有鲜明的皇权统治色彩。     

密疏的非常制参与与嘉靖朝政治

无论怎么说,到了明代嘉靖朝以前,明代的政治格局经历明中叶几十年的发展,均已定型了.这样的格局也大体上是沿袭了自明初废相到内阁政治定型后政治运行的基本关系,即皇权独尊,“大权一归朝廷”,内阁中的阁臣也多能“同寅协恭”,且与司礼监共理,而天下庶务则由五府、六部等执事衙门分理,间有不合国家法度者,由言路负责监察.这种体制的维系,正是此间内阁票拟制度化以后,明代常设的诸机构间按正常的体制内规制的协作,来完成明代政治的常态运转.这就使得明代中叶政治的特点鲜明且非常稳定.     

从朋党到党社——明代党争之浅见

明代党争之盛行始自万历,其后才有东林、阉党之争,乃至复社运动。此前洪武、永乐所谓诸党,即以胡蓝之案、建文遗臣为“奸党”,乃是出于维护皇权专制需要的加罪之词,其实并无朋党之实。明代朋党之兴起,实因明中后期皇权专制之衰落,士大夫以结党而求发展势力以自固。弘治二年(1489年)两京御史案以治朋党为立案之本,当为明代党争之始,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朋党的势力。万历时期党争勃兴,此后朋党政治渐成明廷政治主流。此时兴起的东林党之所以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朋党,在于其独具的政治主张而提出士大夫的社会责任,它虽未形成社会改革的政治主张,但反对政治腐败和宦官当政的立场还是得到民众的支持。东林党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们的政治主张,更在于其所形成的士大夫群体这一政治集团。这种情况到复社时期更加突出,复社的立场与东林党一脉相承,但复社异于东林党之处则在于他们的组织方法与规程,因此崇祯五年复社虎丘大会才会盛况空前。复社运动影响深远,中国近代党会实与明末的结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致君尧舜与强权政治——论明代士大夫与专制皇权的冲突

中国封建政权长期倡导的儒家“敬天保民”的治国路线终于与明朝专制君权的极端发展形成了对立。坚信儒家“内圣外王”治国路线的士大夫 ,面对专制暴政 ,仍将希望寄托于“致君尧舜”的努力。始则以经筵日讲 ,企图教育帝王修德勤政 ;再则苦口婆心谏奏劝喻 ,甚至联名抗章、集体请愿 ;三则以天变、灾变、惯例、祖制施加压力。然而这一切不仅难见成效 ,士大夫们往往因此而被贬官、放逐 ,甚至横遭杀身之祸。当忠诚与信念屡遭挫败后 ,明代士大夫逐渐走向了对专制皇权的批判和唾弃     

后汉“党锢之祸”起因新探

“党锢之祸”是东汉末年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从某种程度而言,党锢事件影响了之后的历史走向,魏晋南北朝的士人气象亦由此而定。因而“党锢之祸”成因的研究对于深入了解后汉末年的政治史颇具意义。而且,党锢事件的爆发并非由宦官一手促成,士大夫阶层本身亦有问题。“党锢之祸”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造成：一是东汉皇权与地方士族的冲突;二是宦官集团对党人集团利益的侵犯;三是党人“错误”的政治理念。     

明代宫廷教育思想初论

明代教育思想家认为,宫廷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格正君心"和"懋修圣德"来培养君主的道德人格;而宫廷教育的意义则是强调帝王虽然天生聪明,但也必须实行后天教育,即所谓"虽云天笃其资,实由学得其大",保证帝王"日新不已";对于宫廷教育的途径,则认定尊师重道和重视经筵日讲为必由之路;宫廷教育的方法则强调学用结合和知行合一。尽管明代针对帝王和太子的教育思想比较丰富,但这并不意味着明代宫廷教育的成效就很大。相反,其宫廷教育思想是在皇帝的消积怠学和怠政的情势下激发出来的,多具有说理性和劝说成分,难以落到实处,但其毕竟贡献了一些宝贵的观念和思路。     

皇权与礼制:以明代服制的兴衰为中心

始于三皇五帝的中国皇权观念在春秋战固时期得到儒、法两家的理论支持,并在秦汉两代臻于完善.与以君主为政治目的的法家不同,儒家在理论上将皇权置于礼教的完整体系之内.通过一套系统的礼仪规则,儒家在维护皇权的同时,试图对皇权加以柔性的制约,明初建立的服饰制度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这套制度在明朝前期收到了稳定统治的功效.然而,由于缺少有力的维护机制.以服制为代表的明初礼制在明中期以后就失去了约束力.明代服制的兴衰既反映了程朱以来儒家思想在制约皇权上的积极性,也反映了其固有的局限性.     

国家神道的祭祀道具——“国魂命”铜镜浅析

起源于中国的铜镜传入日本后,成为太阳神祭祀时的道具,并最终转变为日本皇室祖神天照大神——太阳神的神体象征,被广泛用于国家祭祀和加强皇权的政治活动中。在对外战争期间,铜镜被利用为国家神道的祭祀道具。通过对"国魂命"铜镜的考察,可以清晰地看到从生活用品发展为象征皇权、神道的祭祀用品的铜镜,在国家神道的皇权思想之下,成为鼓动民众为战争献身、为侵略扩张造势的工具,完全背离了其原有的意义。     

晋末宋初东晋宗室政治活动略探

通过考察晋末宋初东晋宗室政治活动的各种形式可以看出当时宗室成员之间、宗室与忠于皇权的政治力量、宗室与北方统治政权的一定联合使得宗室的政治势力增强、政治影响扩大,有效延缓了晋宋禅代的进程.结合整个东晋时期宗室的政治活动来看,宗室政治势力对于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的发展起到了平衡作用,对东晋皇权政治的运转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南朝恩幸干政与中枢政治关系

恩幸是封建帝王身边宠幸的近臣,历代皆有恩幸存在,不同朝代,恩幸的特点不同,由于南朝的时代特点,南朝恩幸表现出明显的参政意识,并广泛参与政治。在中央表现为在皇权的支配下,积极参与中央决策、参与宫廷政变等政治活动。南朝恩幸得以参与中枢政治,与南朝官制变化、皇权上升、士族缺乏行政能力等有关,另外与恩幸自身具有从政能力、善于讨得皇帝信任等特点也有关。通过对南朝恩幸与中枢政治关系的分析,可以进一步了解南朝政治的特点。     

明清时期的北方宗族与地方社会——以河南新乡张氏宗族为中心

张氏宗族是明朝永乐年间由山西洪洞迁居河南新乡的北方宗族。在明末清初时,凭借宗族内正确的教育方针。张氏族人开始科举仕宦,涌现出以张缙彦为代表的科举入仕之人,张氏也逐渐成为当地望族。本文以个案的形式,考察了张氏宗族在地方社会中的发展状况以及其进行的一系列宗族建设,并且注重研究兴盛后的张氏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希望能使对北方宗族的研究进一步深化。     

就明代进士祖上的生员身份与何炳棣再商榷——以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爬梳,确认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出身少的现象乃史籍缺载所致。事实上,明代生员概率接近常态;何炳棣采集的史料若特指生员而言,其来源本身就有局限性,由此统计的数据不宜当作明代进士社会流动率高的一个依据。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在讨论明代B类进士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身份的有限记载,主要来自民间的《进士同年录》而非官方的《进士登科录》。生员身份是否有资格作为进士家状的基本内容之一,必载于或应载于《明代进士登科录》?若是,又始于何年?作者求教于方家。     

明清顺天贡院的修建及经费探究

贡院是科举考试的专用考场。明清顺天贡院既是乡试之地,又是会试之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历经近五百年的沧桑,其维护与修建不仅牵动着皇帝与天下士子的每一根神经,而且也是科举制度正常运转的有效标志。     

论东晋后期司马道子对寒人的任用

东晋时期门阀世族把持着国家政治命脉,占据官场要路,寒人难以跻身。但寒人从来没有放弃进入政治核心的努力,总是伺机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东晋后期孝武帝引胞弟司马道子主政,试图重振皇权,由于司马道子等人纵情享乐,朝政混乱,寒人被引入权力层,客观上对门阀制度带来冲击。     

论南宋胡氏《春秋》学理论“先进性”

儒家诸经中,《春秋》因其自身的特点,最容易与现实政治生活发生联系。自汉代被列入五经以来,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学者的重视,对其经传的研究代不乏人,成果丰硕,因而逐渐形成了《春秋》学,而南宋胡安国的《春秋》学却后出转精,成为诸多研究著作中的翘楚,曾与三传并列于元、明学官,成为科举考试的圭臬。     

试论清初降臣孙承泽与理学家的学术交往

清初降臣孙承泽于明朝末年考中进士并授官,1644年3月在李自成军队进入北京后投降新政权,5月多尔衮进入北京,又投靠清政权。1654年因陈名夏案休致罢官。在退居后的二十余年间,孙承泽由于气节有亏,在学术上力尊程朱,结交了魏裔介、魏象枢、熊赐履、陆陇其和刁包等著名理学家。在与他们的论学往来中,孙承泽不仅将晚年生活沉浸在经史之中,而且也赢得了"老为经生"、"所学甚正"的口碑。     

御书赏赐的文治气象--宋太宗与唐宋御书政治文化的传承和转型

在宋初文治复兴的语境下，宋太宗不断以御书赏赐来传达崇文的政治理念。其御书赏赐的方式由最初效仿和取法唐代到突破唐代的既有模式，逐步建立自己的风格。在飞白书赏赐时，太宗将“当代”的御书故事与唐代的御书典故对应，这透露出他试图复兴由唐代的御书文化所代表的盛世意象的政治意图；而随着宋太宗与词臣们频繁地进行诗词酬唱，他创造性地用御草书诗赏赐翰林学士和两制词臣，这在后人的追念中成了宋初文治昌盛的象征。此外，宋太宗还选择抄录经史故事和儒家经典这些颇有劝谏意义的内容规鉴和引导群臣，并赏赐御书历子给地方官员不断强化皇权与地方的联系。可以说，宋太宗御书赏赐是宋代文化的一个新旧相兼的政治文化传统。     

传统社会晚期以丧妻不娶为特征的义夫旌表

最迟到元代末年,义夫旌表已经开始用于指代丧妻不娶的男性。今可考证的此类义夫旌表事例始见于明初。明代义夫旌表制度尚不完善,旌表具有随机性。清代道光《礼部则例》首次明确义夫旌格,但明清民间对义夫的理解一直很宽泛。清代义夫旌表比明代更趋于严格和成熟,而旌表对象则以士绅为主。     

明代上川南地区的佛教与地方社会

明代上川南地区毗邻乌思藏,是西番朝贡贸易的必经之地,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在这一地区并行不悖,汉藏社会由此得以整合。佛教在“善”与“义”方面调和儒家思想,僧人社会接触之广,地方适应方式之多,令儒家士大夫普遍接受佛教信仰和寺院生活,地方政府的庆贺礼仪也在佛教寺院中完成。佛教仪式帮助乡民解决“死亡”问题,地方大族依赖佛教仪式祭祀祖先、维系家族组织,通过捐献茶园田土供养寺庵僧人来树立地方权威。在明末清初动乱的武装自保中,佛教为地方社会的稳定与延续做出重要贡献。     

明清“水田彝”的国家化进程及其族群性的生成:以四川冕宁白鹿营彝族为例

本文主要利用四川冕宁白鹿营彝族文书和《冕宁档案》,试图揭示明清“水田彝”的国家化进程及其族群性的生成。明万历后期,为抵抗叛乱,部分大凉山彝人被宁番卫招募到平坝充当营兵,形成白鹿营等彝族聚落。入清后,白鹿营彝人随土司的招立再次被纳入国家体制,但直到乾隆晚期,其聚落形态、权力格局和风俗文化等方面仍保持着较强的独立性。此后,随着移民的到来、保甲的编设及文教的推广,白鹿营彝族的独立性逐渐弱化,国家认同感日益增强,最终形成有别于高山彝族的“水田彝”。明清“水田彝”的国家化,既促进了边疆的稳固,同时也生成了其独特的族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