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与城市现代性:1898-1949年的上海

20世纪前半期是上海城市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时期,而卫生制度在其中充当了重要的推动角色。公共卫生制度的形成是租界正向示范和反向刺激、政府和民众的民族意识觉醒、华洋冲突与合作等多方作用的结果。公共卫生引发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民间社会力量在近代上海公共卫生的发展中广泛参与,民众个体的文明习性因此逐渐养成,推动了上海都市文明的进程,反映了近代上海城市现代性的增长。     

健康照顾与国家责任:公共卫生研究典范转变与重构公共卫生政策框架

2002年SARS疫情以后,中国似乎重新发现和回归公共卫生,公共卫生成为公共政策和卫生政策议程的优先领域,公共卫生研究典范随之发生若干值得关注的结构转变,健康照顾与国家福利责任关系成为理论政策研究的核心议题,实质与精髓是如何重构现代公共卫生理论框架、政策框架与制度框架,改善人民健康状况,为建构和谐社会奠定社会基础。     

情感是如何制度化的?

制度化是基于正式规别而发展的一套稳定的社会互动模式。社会化和社会控制是有效的情感制度化机制。经济制度、婚姻家庭制度、教育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分别建构了“工作型”、“私人型”、“职业型”、“公共领域型”和“价值型”的制度性情感特征。情感制度化存在着不同的功能性要求,其失调有可能引发一些冲突。情感制度化的结构是否合理、功能是否积极、手段是否恰当是影响情感制度化带来冲突的主要因素。按照冲突论的观点,情感制度化带来的一个情感冲突恰恰是它压抑了应当引发冲突的情感,因而有可能成为一种阻碍社会变革的保守力量。     

论和谐社会与政治文明

和谐社会是指基于一定的社会正义与共识,能通过有效的制度化途径化解社会冲突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从而达到平等与效率相对平衡的良性社会发展状态.政治文明则是指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社会和谐是政治文明的社会基础,政治文明是和谐社会形成的有效保障.就当今中国而言,国家的发展应优先于社会的演变.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具有关键性作用.     

现代国家建构与土地制度变迁——写在《物权法》讨论通过之际

本文由近年来《物权法》中土地权属问题的热烈讨论而引起,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分析中国的土地制度变迁。现代国家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双重性。“土地归公”遵循的是民族—国家的逻辑,它为建构统一的主权、强大的中央权威和对乡土社会的渗透提供了基础。但是,民族—国家的持续性合法基础来自于国民认同。随着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构,农民获得土地权益的要求愈益强烈。从家庭经营到《物权法》的“地权属民”原则,是民主—国家建构的逻辑,也是现代国家建构中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达到相对均衡的产物,它可以建构起农民对国家的制度化认同。     

现代化与“安全阀”机制构建

“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①,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与发展的持续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如何在谋求发展的同时不危及发展的基础条件——稳定,如何在谋求稳定的同时不妨碍发展的持续,对于每一个谋求现代化的国家来说,都是一个艰难的考验.为了在现代化的稳定与发展的两难境地寻找有效的对策,社会学家探索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其中“安全阀”机制就是一例.这是由于“安全阀”机制在稳定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决定的:一是“安全阀”机制的谋求稳定的持续之直接作用;由于“安全阀”机制允许以不公开威胁群体团结或社会秩序的方式来松驰因内部冲突与对抗而产生的紧张,消除或消减了群体或社会的不满情绪;以不危及社会根本制度的合法的意见表达方式,来消减社会存在的诸多矛盾与冲突;从而由于能及时、适当地让不满情绪和不同意见得以渲泄与表达,防止了矛盾与冲突的过度压抑与聚集,进而也防止了矛盾与冲突的总爆发,避免了社会秩序的大混乱,保障了现代化持续发展所必须的相对动态稳定局面.二是“安全阀”机制在促进发展中的间接作用.“安全阀”机制允许不满情绪与不同意见的适时渲泄与表达,从而能适时地调适与消减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共利益与私权冲突法律平衡的路径选择

以域外南非艾滋病药品专利权案和"非典"防治的中国样本为例,引出风险社会中公共利益和私权冲突呈现常态化,迫切需要法律制度予以回应的判断。法律作为社会关系调整的制度安排,如何调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共利益和私权的冲突紧张,进而保持公共利益和私权"天平"的平衡,是一般性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难以逾越的理论与现实命题。通过完善现有制度体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协同社会各种力量参与以及健全危机预警机制和风险化解机制等路径,共同实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共利益与私权冲突的平衡。     

公共卫生内涵解读——兼论刑法视域下的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与人的健康权利密切相关,各国通常通过立法建立一套稳定的公共卫生规范和秩序以保障公共健康。公共卫生的概念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经历了一个内涵和外延都不断变化的过程。在公共管理（或行政）的视域下,公共卫生的本质是有组织的科学与实践,目的是预防疾病、促进健康、延长寿命。公共卫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群的健康状况;或者政府及被授权承担公共职能的机构组织开展的环境卫生、疾病防治、基本医疗保健等以实现公众健康为目标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活动。在刑法视域下,公共卫生是刑法所保护的重要法益,包括公众健康和公共卫生秩序。公众健康是指不特定人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公共卫生秩序是行政法律规制所形成的法律秩序,刑法视域下的公共卫生秩序包括健康相关产品安全、传染病防治检疫、血液及其制品管理、医疗相关管理、环境卫生、毒品管理等内容。     

国家治理转型中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困境及超越

推进国家治理转型逐渐成为当前政治与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抉择,是建构现代国家、化解社会冲突的重要改革举措。国家治理强调多元参与、协同共治,需要理性与制度化政治参与相结合,然而,由于民主、法治等现代性因素成长较晚,加之各种体制性因素的阻碍,我国政治参与处于非理性、非制度化向理性、制度化转变与完善的阶段,这成为推进国家治理改革必须跨越的屏障。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解决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积累的诸多问题,必然推进制度化政治参与建设与发展,进而实现国家治理转型与现代化目标。     

协商民主理念下社会协商的困境与路径研究

协商民主对社会协商起着理念渗透与实践导向功能，而社会协商则是协商民主社会场域内的具体化、路径化。受历史条件、社会复杂性的制约，社会协商的发展困难重重。为此，必须在政治文化层面上，积极培育公民的协商精神与提升社会公共理性；在组织生态层面上，促进社会组织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在制度构建层面上，促进社会协商的制度化建设，构建“个人—社会—国家”互动的协商格局。与此同时，规避社会协商过程中的“过度性”协商与“抽象性”协商，强化社会协商的“真实性”。通过以上举措，进一步深化我国社会协商的实践路径，实现社会协商发展的具体化、广泛化，继而有效地推动我国协商民主发展。     

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嬗变

国家与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有机体.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本质是社会普遍利益与社会特殊利益之间冲突、协调与整合的复杂过程与状态,表现形式与途径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之间的影响、渗透与掌控.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经历了由国家社会同构一体一元结构,到国家与社会有限分离二元结构,再到国家与社会相互影响的互动演进过程,这一过程折射出社会利益变迁与治国模式的转换.     

浅论公定力与抵抗权及其关系

公定力宣告行政行为具有绝对权威,任何人都必须服从,而抵抗权却赋予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效力的质疑、不服从甚至是抵抗的权利。这二者之间似乎是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不可能同时存在于行政过程当中,但随着公定力与抵抗权两种理论的发展,二者的价值冲突正逐渐趋于缓和。二者矛盾的调和体现在制度建设上,就是建立无效行政行为制度,将公定力与抵抗权的相互关系制度化,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从“脆弱性”到“韧性”: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治理的风险与应对

新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着更为复杂多样的灾害风险。在公共卫生合作领域，多重复合致因的卫生安全风险考验着羸弱不堪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当前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治理凸显脆弱性风险，表现为治理共识的“离心性”、治理主体的“分散性”、治理体系的“粗放性”以及治理举措的“被动性”。跳出以西方为中心的治理所带来的理念、体系和技术等羁绊，克服传统“碎片化”治理的短板，构建全球公共卫生合作韧性治理体制机制，是有效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治理风险的内在要求。为此需要融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筑牢与多元主体合作、健全国内国际双循环机制、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纾解困境、提升全球公共卫生合作能力提供切实可行的路径。     

论“和谐”与“不和谐”的矛盾冲突及对策

分析“和谐”与“不和谐”的矛盾冲突,探讨消除“不和谐”因素的对策,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和谐”与“不和谐”在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冲突1、市场机制与政府权力之间的矛盾。当前,由于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政府宏观调控机制建设远远落后于市场经济改革,落     

现代政治中的民主、法治与宪政

现代政治是民主、法治、宪政三位一体的政治.民主和宪政并非内在冲突而是相互契合的.民主政治发展的制度化趋势,成为民主与宪政的基本契合点.尽管宪政和民主在价值取向上各有侧重,但在现当代政治发展中,二者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宪政以民主为基础,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而得以有效运行.宪政必然实行法治,而法治的实施依赖于宪法权威和宪政体制的确立.在宪政体制条件下,宪法以其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最高权威,使法治得以真正实现,进而为民主政治的运行提供保障.     

超越内卷：“板结社会”与国家渗透

中国先于欧洲近2000年出现了一个打破“分散而自成一体的管辖权”的“集中的国家权力”,但这一权力始终面临着“进入社会之中”的问题。中国传统乡村社会长期在内生权威的影响和控制下运行,形成了一个与国家保持疏离和张力并具有稳固根基的“板结社会”,不同程度地阻隔和消解国家政权,造成了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内卷”结局。这一历史困境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社会路径：国家政权打破“板结”及“再板结”的社会土壤,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渗透,并履行其社会职能,将自身置于民众日常生活和服务的紧密联系之中,获得民众认同,由此形成了政权“超越内卷”困境的建设路径。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不仅重构了乡村社会形态,而且塑造了政权本身。     

中国社会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制度框架

中国社会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制度框架的确立是传统与现代化不断冲突与矛盾的过程。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不能割断的“连续体”。只有正确处理好其他国家、民族的现代化经验与我国的社会文化传统 ,才能确立起适合本民族发展的现代社会制度的框架     

孙中山发达“国家资本”思想探析

资本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产物和内在驱动力,是现代社会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形式.基于私人资本盲目逐利而导致的经济危机、两极分化和社会冲突的认识,孙中山提出必须节制私人资本.而欲利用资本以实现“利国福民”,孙中山提出还必须发达“国家资本”.他提出解决发达“国家资本”的资金筹集、人才技术和产业选择的设想与方案;主张“发达国家”必须解决其“耗费而乏效能”问题;还提出发达“国家资本”目的是“利归于民”;而要做到“利归于民”,又“必民权主义实施”.     

关于完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思考

目前,江苏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中还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医疗资源配置不均、人才队伍建设落后,资金使用与管理不规范,本地社会的服务满意度较I低.对此,要想完善当地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就要正确认识存在的问题,并及时且具有针对性地解决. 落实好我国在基础公共卫生方面的服务项目,是推进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措施,2009年我国开始实施基础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机构主动落实,并取得一定成效.虽然人们对基础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满意度有所提升,但仍需面对和解决基础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规划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以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为中心

面对1918年初山西的肺鼠疫流行,中央政府与山西省政府合作,实行全民动员,迅速扑灭疫情,是为“国家的公共卫生”。1918年秋天及以后,山西临县、兴县鼠疫流行不断,人口死亡众多,中央政府和山西省政府仅表达有限的关注,防疫几乎成为县级政府的事务,是为“地方的公共卫生”。遏止疫情扩散的河流和山脉成为国家与地方的边界。围绕山西鼠疫的防治,展现的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权力分立、交织与转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