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常关衰落与交通格局的变迁

清代前期，榷关税收是第三大收入，在国家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鸦片战争后，常关不断衰落，其主要体现在一是税收减少、二是征税官员视常关职务为畏途。随着西方对华侵略的加剧，近代中国交通格局友生了巨大变化，这是导致常关衰落的主要原因。     

简论晚清海关制度的双重性

以总税务司为核心的洋关制度和以海关监督为核心的常关制度并存,是晚清海关税政的重要特征之一。常洋海关并立的双重体制,既带有某些近代性因素,又具有传统因袭性,是晚清政府为应对西方强力突入、中央集权财政体制渐趋瓦解的双重压力进行制度调适的产物。     

简论近代常关衰落的三个阶段

清代前期,常关税仅次于田赋、盐税,在国家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鸦片战争以后,近代常关税收急剧下降.但是近代常关的衰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一过程明显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近代常关的衰落是伴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关税自主权的日益丧失而逐渐形成的.     

明朝钞法述论

明朝钞法述论王玉祥继宋、元之后，明朝亦印制、发行纸币。明朝发行的纸币为“大明宝钞”，有关“大明宝钞”的制度，当时人称为钞法。从商品经济角度讲，钞在明代的重要性不及白银与铜钱，但钞法作为这一时期的重要制度，其意义仍是不容忽视的。研究明朝钞法，不仅可以加...     

明代前期的救钞运动及其影响

明代前期国家出于财政需求,大肆印钞,以致大明宝钞一路恶性贬值。永乐以降国家开始寻求挽救宝钞的措施,开展大规模的救钞运动。救钞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永乐、洪熙时期为第一阶段,宣德时期为第二阶段。但是不论采取何种政策措施,救钞运动主要是围绕着增税扩税课钞这一核心主旨展开的。以此救钞,利弊相随,在疏通钞法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负面问题。在宝钞退出流通后因救钞而增置的各色商税杂课并未随之取消,而是演变成明朝的固定课税名目,成为赋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增税扩税这一做法开明代财政领域中一种惯常做法的先例,具有示范性意义。     

论明代公文运作制度

论明代公文运作制度颜广文明代是我国文官制度的成熟时期。明朝人认为：“在官言官，在朝言朝，必假文移而悉达。”①可见，明代统治者已认识到公文运作的顺畅，对于国家政权行政职能的发挥有着一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十分注意公文运作制度的建设，这对清代及近代的公文制度...     

明代卫所军城的修筑、空间分布与意义

明代卫所军城是在继承原有城市的基础上,依托卫所制度建立的军事性城镇,主要分布在北边、沿海和内地民族聚居地区。卫所军城初兴之时,以军事功能为主,但随着历史的变迁,人口构成的异质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功能也发生分化,其中部分卫所军城叠加了行政、经济和文化功能,演变成综合性城市。明代卫所军城的设置不仅对于明代政治、军事和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对明代城市以及清代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匠籍制度废除述略

明代因袭元制,对手工业工匠实行匠籍制度。清初明令废除匠籍制度,实是一大改革,这对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有着深远的影响。兹据史料对清代匠籍制度废除经过作一考述,以供研究清史者参考。有人认为:“清初继承了明代的匠籍制度”。征之史籍记载,并不尽然。这个问题得先从明制谈起,明代匠籍制度是封建国家束缚手工业者人身自由的枷锁,它表现为手工业者对封建国家政治上的人身依附和经济上的被奴役状态。当时匠籍制度下的工匠,在政治上社会地位低下,明代民户为三等,“曰民、曰军、曰匠”,匠户最为卑贱。他们世代不能转业脱籍,不得做官,洪武二年,明政府下令:“凡军、民、医、匠、阴     

梁廷枬与《粤海关志》

《粤海关志》为清代举人梁廷枬主纂的地方关志书,叙述了鸦片战争以前粤海关的沿革、行政制度和通商情况。它不仅对我们考察西方殖民主义者对我国东南地区的早期侵略活动的历史,而且对研究清朝政府在“闭关政策”期间推行的外贸政策以及中外关系的演变,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清代赣关的设置及管理制度

赣州发达的航运及其在大庾岭商路的中枢地位,为清代赣关的设置提供了有利条件。清政府为了确保赣关关税的征收,力图从制度约束和考核稽查等多方面予以切实控制。这些管理制度维持了赣关的正常运转,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客观上也有利于商品流通的发展。     

明清小说作者的科举观考察

明清小说作者对科举制度持批判和反对态度的认定有失偏颇。综观明清小说和小说作者的相关著作发现,实际上他们所批判的是科举制度及实行过程中的各种弊端;对于科举制度的存在,小说作者并没有否定,他们不主张废除科举,所希望和提倡的是扭转科举时弊,还给读书人一个清明的科举制度。     

试论明清家训的发展及其教化实践

在中国传统家训发展史上 ,明清两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主要表现为 :封建社会转衰而家训发展呈现空前繁荣 ,并在清代前期达到鼎盛 清代后期 ,虽然传统家训走向衰落 ,但其中又交织着局部的开新、变革。明清家训在其内容和教化方式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这主要表现在贞节观念的强化、社会风俗教化内容增多、女子家训大量增加、强化宗子教育、商贾家训繁荣、重视个人风操和民族气节教育、宗规族训和家法惩戒的加强、性教育的出现等方面。     

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以陈眉公为主线

晚明“山人”与传统“山人”已有了本质区别,其“山人习气”在晚明就颇受物议,故此明末清初的大多数文人都不愿直称负有清望的陈眉公为“山人”,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却是毋庸讳言的。不仅如此,他事实上还是晚明“山人”中的领袖人物,是晚明“山人”“竞述”的对象。但陈眉公毕竟又与普通“山人”有诸多不同之处:陈眉公的生活方式虽然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其“游”也非主动出游;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而为“山人”,与一般诸生被迫放弃举业而成为“山人”略有不同;陈眉公的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淡薄名利的价值观在晚明“山人”中也是颇有独特性的。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同而不同,“不同”是陈眉公在晚明享高名的根由,而“同”则使他在清乾隆朝以后备遭恶谥。     

论清圣祖的遗民策略--以"博学鸿儒科"为考察中心

在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过程中,明遗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异己力量。他们眷恋故国,心怀恢复理想,对新朝采取敌视和不合作态度。清圣祖亲政以后,有鉴于顺治和四大臣辅政时期激烈的民族矛盾,以及遗民与新朝的紧张关系,调整政策,其中在对明遗民的争取方面,采取和实施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遗民策略,这包括:营造相对宽松的政治生态,诏举“博学鸿儒科”,以及重开《明史》馆。在圣祖政策的感召下,明遗民整体上发生了深层蜕变,逐渐由敌视到认同,由反抗到亲附。     

清代文化政策的调整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演进

有清一代 ,朝廷将通俗小说纳入其文化控制范围 ,并载之刑典 ,在政策上具有连贯性和稳定性。尽管清政府严查令禁 ,但并未收到实际效果 ,这与通俗小说的特殊艺术魅力、历代帝王的双重人格等皆有一定的关系。同时 ,清代文化政策也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的。本文以清代皇帝与古代通俗小说关系为个案 ,探讨清代文化政策与通俗小说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明清戏曲审美风格理论的总体态势

明清戏曲审美风格理论中总体上贯穿着两种审美观念：一是诗论色彩较浓，侧重于华丽美意义的观念；二是剧论色彩较浓，侧重于素朴美意义上的观念。两种审美观念的冲荡融合激发出明清戏曲风格理论中包含了尽可能多的“真理的颗粒”的思想见解，即以汤显祖、吕天成、王骥德、李渔等人为代表，对素朴关、华丽美这两种最基本的审美风格的同时肯定，以及对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依存并互相融通的审美理想的倡扬。明清戏曲审美风格理论的发展态势，在戏曲雅俗的种种讨论中也得到深入表现。     

明清江南毁淫祠研究——以苏松地区为中心

明清时代苏松地区的官方毁淫祠行动主要通过毁祠庙、建社学、祀正神等方式加以展开,但并不具有持续性和普遍性。同时,由于这一行为主要依赖于地方官员的政治热情与利益趋向,缺乏制度保障,再加上他们不可能真正从根源上铲除淫祠产生的土壤,因此其成效长远而言难以得到保证。另外,自明代中后期以后,地方士绅在毁淫祠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日益显著,地方利益的博奕对毁淫祠亦有多方面的影响。     

论明清时期小说传播的基本特征

从明代嘉靖到清代中叶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繁盛期,也是中国古代小说传播的重要转折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众多的民间书坊,并成为小说的重要传播者。传播模式由人际传播的讲说转为以印刷物为主的大众传播,传播的途径从借阅、传抄逐渐转为商品流通,各种形式的版本层现迭出。传播接受者由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群组成,尤其是出现了一批特殊的接受者即评点家,促进了小说的广泛传播。从传播效果来看,既有文学的传播接受如创作续书、改编戏曲等,也有应用的接受和海外的传播。统治者虽不断下令对小说加以禁毁,但无法阻止住小说传播的强劲势头。所有这一切,都使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呈现出许多新特点。     

清初学术的传承与创新

清初学术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辉煌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陈确、傅山、颜元、李塨等学术大家,他们继承了晚明学术的合理内核,又根据时代特点,对晚明学术有发挥和创新之处。     

论明清之际戏曲叙事的类型化

明清之际,戏曲叙事出现了突出的类型化现象。主要表现为离魂—还魂—入梦—画中人/镜中人、误会—错认—冒名、信物—道具等三种模式。戏曲叙事类型化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生活现实、戏曲创作实践和戏曲理论批评等因素密切相关。叙事的类型化体现了古典戏曲的艺术精神和创作思维的惰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