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实事求是"史学(上篇)

钱大昕是清朝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他的"实事求是"史学,不只是历史考证方法,还有重要的史学思想,包含史以传信、考辨求实、记述从实、议论切实、师古之是诸多方面,总之是求"实"求"是",要求记事撰史成为信史.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大特点及优良传统.     

"过去感"之现代性——从霍布斯鲍姆的《论历史》谈起

作为当今英国最重要的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J.Hobsbawm,1917-)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尽管他主要是研究18世纪的英国、欧洲历史,涉及中国的著作并不多,但是他的著作几乎都有中译本.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中国就开始翻译出版他的论著.     

如何追求历史真实——由古都邺城研究所体会到的

历史研究与编纂如何追求历史真实?这是经常困扰史学工作者学术实践活动的一个基本问题.欲解答这一问题,须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历史真实,通过什么样的条件、途径、方法、程序获取历史真实.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本文拟结合我对古都邺城的研究,谈谈我对历史真实的理解与追求历史真实的感受和体会.     

塔西佗史学创作中的暴政问题研究——考察塔西佗史学实践生成背景的一个向度

在塔西佗复杂的一生中,图密善暴政统治对他及其史学创作影响最为深远;作为一个直接的现实性背景因素,这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塔西佗历史研究的价值取向和撰史旨趣;在此基础上通过考察塔西佗撰史目的及其史学职能,可以窥探这种经历究竟是怎样地、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史学实践.     

史学活动与社会结合的意义--读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

揭示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是瞿林东教授的《中国史学史纲》一书值得注意的特色之一。作者通过对中国史学发展历程的考察 ,以事实说明了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和史学对社会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等问题 ,强调史学家应该具有关注社会的治史宗旨 ,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史学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些认识对史学史学科建设和对我国史学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今古文融通:郑玄的经籍笺注及其史学价值

郑玄是东汉经学集大成者,郑学"小一统"对促进东汉今古文经学的融通具有重要的作用。郑玄的经籍笺注以古文经说为主要立场,又兼采今文经说,体现出他博采众家、融合今古的经学特点。郑玄的经籍笺注不但对经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而且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这种经籍笺注内蕴的史学价值也明显呈现出今古文融通的学术特点:一方面,郑玄基于古文经学的学术立场注重名物训诂和史实考辨,其经籍笺注保存了大量史料,为考察上古三代历史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他的经籍笺注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思想,他对天命王权的宣扬、古史系统的构建,以及礼治思想的阐发,都力求融合今古文经说以解释历史的发展。     

"事"、"理"与"势"、"理"探讨的深入

对历史发展的"事"、"势"、"理"的探索,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一问题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初显端倪,而司马迁汲取前代认识,提出"事势之流,相激使然"(《史记·平准书》),其撰史目的为"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史记·太史公自序》),即寻找对现实和未来具有指导意义的事理和法则.柳宗元在《封建论》中用"势"来解释社会制度的变化、更替之故,认为社会的进步"非圣人之意也,势也",这是他超越前人的地方.宋朝以后的史学家、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了前代史学家提出的"事"、"势"与"理"等范畴,并以对这些范畴的阐释来揭示历史变化的法则,凸现历史理性精神.     

史学"求真"内涵的演变与历史编纂学的发展

在中国传统史学发展过程中,治史"求真"观念的内涵不断演变,形成汉唐史学叙事"求真"、宋明史学义理"求真"和清代史学文献"求真"三个发展阶段.与之相对应的是,历史编纂学作为史学观念的外部结构和表现形式,也必然随着"求真"观念的不断演变而发展,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后现代主义与公众史学的兴起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为历史学带来了一场范式革命,它倡导保持差异的多样化历史写作,鼓励人们放弃"客观历史"的梦想,追求一种奠基于主体间性的历史真实。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大众文化崛起、话语权力扩散的产物。在历史领域内,一旦公众将研究历史与写作历史当作一种乐趣时,也就开始瓦解职业历史学的权威性。这种情形与新媒介相结合,必将促成公众史学的兴起。这是一场"小写历史"的盛宴,将历史学带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     

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求真"理念

"求真"是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根本要求.如何做到"求真",它要求史家既要有品德、责任感和勇气,也要有史才、史学和史识,还应掌握征实求信的科学的治史方法.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求真"呈现出明显的二重性特点,它既是指一种史实之"真",也包含着一种道义之"真".     

坚守求真理念致力新中国史学整体建设——陈垣1949年之后的学术建树

著名史学家陈垣在1949年之后的学术建树,与其早年的治学路径、学术精神是一脉相承、别无二致的.这种治学路径就是将精密的历史考据,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学基础之上,并且致力于史学的基础性建设,以奉献于整个学界.其学术精神的实质,是实事求是的求真理念,研讨和论断之中杜绝"结论预设"性的牵强、穿凿和曲解.1949年以后,陈垣在积极参政、议政的同时,完全坚持了一贯的学术精神.为历史学科的整体建设做出大量工作,并且独立撰写多篇考据性的纯然学术论文.其学术人生,在史德、史学、史才、史识等诸方面,都几乎达于尽善的程度.     

西方史学的传入和回响

本文分四个阶段回顾和分析了西方史学的传入及其回响.认为近代以来,关于西方史学的传入和回响,应在中西文化交汇的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认识.而这种"中西文化交汇",又是和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从传统农业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转型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近代以来外国史学的传入,既有中国历史学学术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同时在某种意义上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清代今文经学与吕思勉的史学研究

吕思勉治学曾深受清代今文经学的影响,但作为近代史学家,他治经主要是为获取治史的材料,注意今文经与古文经的派分也是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在经学的史料价值判断上,他早期相对偏重于今文经,后期则逐渐实现了对今古文经的兼采并重。吕思勉对待清代今文经学的态度和方法,为继承和扬弃中国传统学术资源,完成近代学术文化新旧转型树立了良好典范。     

21世纪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

21世纪的中国法律史学研究面临新的问题和极富时代性的挑战.应审视中国法律史学研究所处的全球化背景,转变研究思路,关注法制现代化、全球化乃至后现代化思潮对法律史学研究的影响;深入拓展研究对象--从单一化走向复合化,以实现制度与思想、通史与部门法史的结合,历史与现实、纸上的法与实践中的法的贯通;不断更新研究方法--从简单化走向多样化,在历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广泛采用法理学、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注重对法律史进行动态考察和比较分析,以提升中国法律史学的研究水平,赋予法律史学新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     

大浪淘沙 上善若水——记人民艺术家吴东魁先生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具有最高的善.大浪淘沙--在激烈的斗争中经受考验,在艰苦的磨难中成长,这是吴东魁先生最喜爱写的两幅成语,也是他的生活写照.     

“士”与钱穆的文化历史观

由"以士释史"所体现出来的钱穆之文化历史观,不仅源于他所持守的"士""是社会的主要中心"、领导"中国史之演进"以及"历史即文化"等观念,还缘起于他对晚清民国史学界"考订派"与"革新派"之弊端的批评与纠偏。钱穆"以士释史"的文化历史观的价值与意义在于,通过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士"来说明中国历史道路、社会性质和文化精神的独特性,以破除那些基于西方观念生硬解释本国历史的不当做法。但钱穆在"以士释史"时,简化了中国历史演进中事实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把"士"作为一个终极因素,夸大了"士",尤其是"士"的精神在国史演进中的解释力。以钱穆为代表的"文化史学"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史学功能的转向与史学勃兴

史学的取鉴资治和教化育人两大功能是针对社会成员的群体和他的个体两个不同的服务对象提出来的。从具体的史学实践看,为个体服务的史学相对于为群体服务的史学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在当代群体对史学需求不断削减而个体对史学需求又不断增加的社会里,史学勃兴的惟一出路是必须在服务对象上完成由以群体为主到以个体为主的转变。要完成这一转变,光靠表达方式的通俗化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要从"人"出发解释历史而不是从"物"出发解释历史,即完成历史思想的人性化。     

"史义"与通俗历史读物写作

通俗历史读物,在历史知识的普及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民众对历史的认知,大多来自通俗的历史作品.所以,要重视历史教育,发挥历史学的科学功能和社会功能,通俗历史读物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写好通俗历史读物,并非易事,需要作者具备多方面的素养.这里谈谈"史义"对通俗历史读物写作的影响.     

陈黻宸与“新史学”思潮

受西学的影响，陈黻宸在20世纪初年发表一系列史学论著，批判封建史学，主张建立新史学。在历史理论、史学的内容与方法、史学家的素质等方面，都有其独到的见解。在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中有重要的影响。     

略论明茨

俄罗斯联邦"知识协会"副主席、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十月革命史学术委员会主席伊萨克·伊兹拉伊列维奇·明茨,是当今苏联史学界一位重要人物.他在苏联所担任的学术领导职务,虽不及茹科夫那么引人注目,然而就他的资历来说却胜过茹科夫,是当今苏联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比不上的,他被人们称为"第一代苏联史学家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