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干涉"神话与美国意识形态

近年来“人道于涉”论在西方甚嚣尘上,其实,所谓“人道干涉”并无人道可言,“人道干涉”论只是西方为确立美国霸权下的世界新秩序所做的舆论准备,以此为法理依据的关国新干涉主义对非西方国家的安全和主权造成了极大威胁。美国海外干涉往往具有多重动机,包括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后者除政治意识形态如民主、人权外,还包括民族意识形态即关国的道德优越感和全球使命感。美国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尤其是美国新干涉主义的关键。     

略论民主政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

所谓民主政治,是指“由多数人统治的国家形式”,或称“人民大众的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制度的国家,由于阶级性质不同,民主政治的性质也不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即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种由多数人统治的国家形式。其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事业的权力。下面以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依据,就民主政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条件、特点和趋势等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台湾地区西方式民主政治的劣质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民党开启“政治革新”之后，台湾政治朝西方式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但是，在以李登辉、陈水扁为首的“台独”分裂势力主导下，西方式民主政治的内涵被严重扭曲，统独争议、民粹主义、黑金政治和依附西方等因素交互作用，将台湾的所谓“民主政治”引上了一条危险的发展道路。“台独”分裂势力“假民主、真台独”的实质值得高度警惕。     

现代性与民族意识:关于西藏近代史上一次政治改革性质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主要运用社会学方法分析西藏近代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改革,认为这次改革的提倡者十三达赖喇嘛的初衷虽然是希望有利于西藏的未来,但由于他本人缺乏现代意识,加之西藏内部权力斗争的干扰,很快使这次改革变成他本人巩固个人权力的政治行为,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不过,这次改革也给西藏带来一些后果,即使藏族中的不少有志之士展开对藏民族未来命运的反思,形成20世纪中期西藏历史上的“民族自省运动”。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中央政府的新的民族政策无疑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的民族意识的基础。     

现代性与民族意识:关于西藏近代史上一次政治改革性质的社会学分析(续)

本文主要运用社会学方法分析西藏近代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改革,认为这次改革的提倡者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初衷虽然是希望有利于西藏的未来,但由于他本人缺乏现代意识,加之西藏内部权力斗争的干扰,很快使这次改革变成他本人巩固个人权力的政治行为,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不过,这次改革也给西藏带来一些后果,即使藏族中的不少有志之士展开对藏民族未来命运的反思,形成20世纪中期西藏历史上的“民族自省运动”。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中央政府的新的民族政策无疑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的民族意识的基础。     

为什么中国不能把宪政民主当成改革目标

近年来西化思潮再次抬头,社会上有些人主张把宪政民主作为政治改革目标,认为“中国应跟上世界宪政潮流”;还有人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宪政”的概念,企图用来代替社会主义民主的概念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因此,宪政民主话题已成为一个我们必须严肃对待的大是大非问题.     

选举在近代中国底层社会的工具性悖论

一人一票的选举,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在引进西方制度的同时,中国自然也引进了选举制度.在近代中国,选举只是上层政治的工具.民主跟老百姓,依然距离很远.当选举仅仅是上层政治的工具时,这种选举如果仅仅是装装样子,跟底层社会具体的人关系不大,不会对底层产生多大影响;但是,如果这种选举真的在深度动员下进行,推行得越久,底层政治就越是畸形.     

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民众政治参与的关系

近年来,有些地方和单位在发展党员的过程中,无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将一些所谓“有用”、“有社会影响”和“有钱”等诸如此类的人列为党员发展对象。对此,本人提出,要在坚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现有政治制度的民主功能,提高民众政治参与的有效程度,以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从达赖喇嘛给皇帝跪叩看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属领关系

“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帝之间仅有檀越关系说”是“西藏独立”论的核心论点之一。本文依据新近首次刊布的五世达赖喇嘛给康熙皇帝跪叩称臣的奏章原文和七至十三世达赖喇嘛给清朝皇帝跪拜稽首的历史史实,对此谬说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用达赖喇嘛自己的言行,确证达赖与清朝皇帝之间是臣与君的关系,即政治上的属领关系,从而彻底揭穿了贝尔和夏格巴之流编造的政治谎言,证明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评析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80年代后半期,若干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打出的一面纲领性旗帜.从今天的现实情况看,自一些国家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以来,社会局势迅速恶化,民族骚乱和地区冲突此起彼伏,政治反对派峰起林立,经济形势每况愈下,群众思想混乱,社会剧烈动荡,有的国家和民族甚至发生了分裂和解体.实践证明,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已经破产和失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之所以破产和失败,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它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鉴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还有影响,以及至今仍有不少人在理论上未彻底划清它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因此本文拟就“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试作一些分析和评说.     

网络民主的价值分析

网络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参与的新形式,其无界性、迅即性、低成本性带来了对传统代议制民主理论的 超越.网络的虚拟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平等性、自由性,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罗尔斯、哈贝马斯等理论家实现社会正义和协商民主的理想条件.网络民主在公众意愿汇集、公共事务管理、公共权力监督、公民权利维护等实践方面也发挥着重要功能,使“由民做主”与“为民做主”相结合的双轨民主得以更充分实现,有助于提升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网络民主带来的政治参与扩大是政治良性发展的推动力量,只要能够真正把民意吸收进政治决策过程,多党竞争就不是中国政治的必要选项.所谓技术控制、群体极化、数字鸿沟等问题并非网络本身固有的局限,并可经由网络民主得以克服.     

浅论梭伦改革与克利斯提尼改革的差异

梭伦改革与克利斯提尼改革可算是雅典民主政治进程中最重要的两次改革,梭伦打破了以往政权由少数贵族控制的贵族寡头政治,使得平民阶层有机会参与政治,但是他的改革带有明显的保守性和局限性.而克利斯提尼改革则在方方面面具有很大的彻底性,他的改革为雅典奴隶制民主政治高峰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因此,对于梭伦、克利斯提尼二人所领导的改革差异之研究,可使我们更好的理解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原因及其历程.     

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民主意蕴及其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从三个方面回答了当今世界面临的“民主之问”: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乱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世界现代化中着力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解决国际政治中的“民主赤字”问题;中国的政治实践和发展成就将“民主向何处去”从所谓的“民主改造”的歧路中解放出来,“三大倡议”为人类民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物质条件、更安全的国际环境和更加多元有效的交流平台。中国在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民主实践是一以贯之的,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新探索、新发展、新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推动着人类民主事业的发展。     

民主的灵魂是人文精神

“五四”作为新文化运动,是先进的中国人在西方文明冲击下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一次反思.当时提出的“民主”和“科学”的主张至今仍极有意义.比较而言,民主比科学更根本,做起来也更复杂、困难.我以为,民主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要达到对民主灵魂的先行领会和深切把握,以便产生对民主的理性自觉.我们现在还不完全有这种自觉. 民主的灵魂就是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和尊重,亦即人文精神.从西方文明史看,作为政治     

毛泽东周恩来的人民民主思想之比较观

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与周恩来都形成了丰富、系统、各具特色的关于人民民主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对发展人民民主政治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保障人民民主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方面，周恩来的主张与毛泽东是完全一致的。只是由于两人在党内外分工与所担负的政治责任不同等原因，毛泽东作了更多的思考，在基本理论和民主政治架构上进行了更为充分的论述；以他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当然包括周恩来）设计和创立了保障人民民主的基本政治制度。豆．明确提出“人民民主”的科学概念，深刻阐发了“争取民主”的战略意义。1939年毛泽…     

新加坡选举文化优化探析——以2011年国会大选为例

新加坡选举文化的嬗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政治体制的改革方向和民主进程.近年来,在执政党的主导下,新加坡的威权体制中的民主因素开始增多.2011年国会大选被普遍认为是新加坡的“政治分水岭”,反对党首次夺取了集选区的胜利.也正是由于人民行动党主导的选举文化的优化,这次大选也被学者称为“新加坡民主的成人礼”.此次大选被注入了更多民主、理性、多元、和谐等正面元素,推动了新加坡选举文化的进一步成熟.人民行动党对选举规则的调整,增强了选举文化的公平性;新加坡各政党之间的斡旋与竞争渐趋理性,使选举进程中政党关系向规范化迈进;选民的政治理性水平日趋提升,促使选举文化主体的成熟.这次大选对新加坡选举文化甚至政治文化的优化,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新加坡独特的民主模式也正在自我调适之中.这次大选是新加坡在政治民主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责任政治的儒家传统——兼谈中国式民主的传统文化渊源

责任是政治生活的基本伦理与核心规范,责任政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秉承并建构的重要形态。基于儒家思想精华,中国责任政治建设的逻辑起点迥异于西方,在责任优先于权利的思路中,形成了从“责任社会”到“责任国家”的路径。在“仁”和“礼”的基础上,儒家思想中的责任贯通了观念、结构与行动,协调了人与人以及人与秩序的关系,彰显了责任社会与责任国家的相互嵌套,在道德与政治的深度融合中提升了传统中国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中国式民主的发展应以传统的责任政治观为思想资源,结合时代进行扬弃,嵌入在责任政治之中。中国式民主以责任和制度规范民主程序中多元主体的关系和交往,不断形塑植根于政治场景与生活场景的两种民主模式,整合“作为政治的民主”和“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赋予民主以社会性与伦理性,在融合现代文明要素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构建出了独具特色的政治文明新形态。     

邓小平对民主与稳定关系的解读及其时代价值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超越了就民主、稳定本身谈论民主与稳定关系的思路,而是将其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来认识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在民主、稳定和现代化建设三者关系中,实现现代化才是第一位的任务,民主与稳定都要服从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和稳定有其相一致的一面,也有其内在的张力,如果民主化改革出现方向错误和措施不当,民主与稳定之间就会出现紧张状况.邓小平关于民主与稳定思想的时代价值主要体现在:有助于破除不顾国情的抽象民主观,扎扎实实通过改革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为实现更高程度的稳定和民主创造条件；有助于破除“维稳”思维,进一步加快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真正实现稳中求进.     

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起点与基础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立足本国国情和已有的民主实践,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充分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高起点”与“低基础”的问题,在不断实践和探索的基础上,选择正确的民主政治建设道路,扎实有效地推进这一历史过程,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贤能民主：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融合

近年学界对贤能政治讨论比较热烈，但是基本上把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对立而论，且主要从干部选拔角度论之。中国政治现实更应称之为贤能民主，是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融合，融合着公意民主和众意民主，融合着根本利益与具体利益。贤能民主，就是选出优质的人并通过优质的人做出优质的决策，不只体现于“用干部”，更体现于“出主意”。用干部方面，“政绩突出”体现着“贤能”，“群众信任”则是“民主”的要求。出主意方面，“民主的决策”是“民主”的要求，“科学的决策”则体现着“贤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