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子观音:佛教中国化的生动案例———以送子观音图像的创造史为例

送子观音图像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民俗观音画像,是中国人对佛教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典型代表。送子观音图像的形成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隋唐的初创期、宋元的形成期、明清的定型期、近现代的异化期。送子观音图像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既继承了观音信仰的文化传统,又通过不断为其增添具有象征意义的民族文化元素符号,逐步摆脱了印度观音造像文化的桎梏,从而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送子观音图像。这启示我们,优秀的传统一定是活泼的,为其注入符合时代进步发展要求的元素,可以永葆传统文化的生机活力。     

论民间信仰中送子观音与白衣观音之关系

民间信仰中的送子观音信仰非常流行。大约是从宋代开始,民间开始把白衣观音当作送子观音,因为白衣与送子之间有着深层次的宗教与民俗关联。民间广泛流传着向观音求子的白衣经咒,这进一步说明了送子观音与白衣观音的关系：白衣观音是专职的送子观音。     

藏族观音信仰的文化渊源及其三个体系

观音信仰产生于印度,大约4世纪入西藏,与藏族本土文化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形成一种独特的新型观音信仰文化现象。藏族观音信仰的内容和形式都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观音信仰文化而自成一体,并有其自身的内部体系和发展规律。藏族观音信仰内部形成显宗信仰、密宗信仰和民间信仰三个体系,三者之间既有共通之处和内在联系,同时每一种信仰又有其特点,形成独立的体系。     

论舟山观音信仰的文化嬗变

舟山的观音信仰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形成了独特的观音文化.其间,经历了神话与传说、宗教与信仰、审美与旅游等文化嬗变的过程,从而使观音文化成为舟山乃至浙江海洋文化的鲜明特色之一.     

观音信仰的中国化

观音信仰是中国佛教菩萨信仰的典型。观音信仰的中国化不但是所有菩萨信仰中国化中最彻底的一种,也是整个印度佛教中国化的代表。观音的身世、显化、灵感、道场等大乘佛教中最流行的几种观音信仰要素中,皆反映出印度佛教观音信仰传入中国后在正统佛教范畴内所发生的中国化。观音信仰的中国化是所有外来文化在中国命运走向的一个缩影,是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不断交往的历史凝结,是适应中国社会背景与文化传统而必然发生的一种文化嬗变。     

论中国化观音本生故事的形成

妙善故事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中国化观音本生故事,是观音信仰中国化的一个标志.妙善故事最初是以民间故事形式流传的,在隋唐之前就已经广有影响,<香山传>碑文进一步促进了故事的传播与完善.它的形成,与自古以来孝能感天的理念、唐宋狂热的观音信仰风气、宋代对神祗独特的认知方式以及香山寺浓厚的观音信仰环境有着内在的关联.     

湘西观音信仰与沈从文乡土小说

沈从文在其小说中,塑造了一群善良美丽的湘西少女形象,其原型竟是在中国民间普受崇拜的观音.通过研究和实地调查发现,沈从文家乡湘西地区长期以来盛行着富有地域文化特征的观音信仰.这一信仰对沈从文的美学趣味、思想情怀和人文理想有着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并影响到其小说艺术处理.与此同时,作家对观音信仰的理性认知态度,对湘西少女命运那悖离了"大团圆"审美心理文化的真实描写和处置,体现了他对民间观音信仰的超越.     

普陀山送子观音与儒家孝德思想的对话

普陀山送子观音、<二十四孝图>和莲花石刻蕴涵着印度原创佛教的生殖崇拜,体现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母以子贵"等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是观音文化与儒家孝道的融合.     

中土观音应化信仰的文化土壤

观音应化信仰是观音信仰体系中的一种类型,其渊源应该追溯到印度佛教.但观音应化信仰在中土的流播和发展,却是与中土诸种文化土壤息息相关的.原始宗教、宗法性传统宗教、民间信仰、佛教自身、道教等,都对中土观音应化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这一理路的考察,对于认识和理解宗教信仰及其文化内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舟山观音信仰的海洋文化特色

舟山群岛的观音信仰历史悠久,并具有浓厚的海洋文化特色。在观音信仰的物态文化层面上,观音信仰环境、观音塑像及佛教性自然名胜上都与海洋有关;在观音信仰的制度行为文化层面上,特有的盛大香会期及一些信众行为,表现出海岛文化特点;在观音信仰的精神心理文化层面上,有关观音的审美性文化、信仰心理情结等,都体现了深厚的海洋文化内蕴。     

观音信仰变性原因探究

观音菩萨初来中国时本为男身,传到中土后渐渐失去其"威猛丈夫"的形象,留在民众心中的是一位慈悲、祥和的女菩萨.这种转变的原因是既由于现音信仰的普遍流行,又由于观音自身内在的特点,中国民众的现实需要的心理、中土的文化传统以及唐时政治影响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印度来的威猛菩萨变成了中国化的女性菩萨.     

舟山观音信仰与海岛居民的幸福感

观音信仰是一种崇拜观世音菩萨以满足某种心理需求的文化形态,舟山观音信仰受特殊地理环境的影响,不仅形成了鲜明的地方特色,而且已经深入人心,影响着广大民众的精神生活。通过考察舟山观音信仰的由来和现状,可以看出舟山观音信仰满足了海岛居民的一些心理需求,给他们带来了幸福感。     

明清时期冀南太行山区女娲信仰的地理分布与历史变迁——以女娲庙宇及碑刻为中心的考察

河北省涉县是冀南太行山区女娲信仰的核心区域，女娲庙宇分布广泛，常建于山顶或山村最高处，称之为“顶”或“奶奶顶”。涉县女娲庙宇以中皇山娲皇宫为中心区域，由西向东呈条状分布，距离娲皇宫越近，分布越密集，越远则相对稀疏。冀南太行山区女娲奉祀起源较早，至迟在唐末宋初之时，女娲信仰已有一定规模，及至明清时期，在地域文化传统、女娲护佑事项与信众所求高度吻合、国家政策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女娲信仰达到兴盛。就碑志来看，这一时期女娲信仰的内容也有一定变化，原有补天“文化英雄”的神格逐渐失落，其“始祖母”神格成为主导，在这一转变中，女娲作为生育、护佑子嗣的独立女神的身份越来越清晰。     

观音信仰与中国民众的现实需要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向来具有兼收并蓄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外来文化传入,经过中华本土文化改造、吸收、发展,最终融入中华文化的事例。观音信仰的中国化是与传统信仰相连续的宗教精神的反映。这不仅是出自宗族、家庭繁衍的需要,而且亦是儒家思想、学说的抬头和社会安宁的反映。而《观音经》和《孝经》的相互吸收、融合,已达于默契的阶段,深入到社会的各阶级和阶层的地步,影响着世间的男男女女,新时期出现的强烈生育欲望、在《观音经》和观音菩萨的权威和神通下统一了起来。     

观音救难信仰形成的过程

观音是大乘佛教里的一位菩萨,传到中国以后,地位大为提高,成为救苦救难的救济之神、佛陀救济精神的体现者,在民众信仰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印度的观音信仰与波罗门教的双马童传说之间应该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观音信仰的中国化主要表现在观音的身世、现化,灵感、道场。     

传统文化中的信仰概念

中国历史上虽没有西方那样激烈的宗教冲突和信仰论争,但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信仰精神和信仰概念。儒家的许多范畴都包含有信仰的涵义,它们各有侧重,相互补充,共同揭示出信仰的完整内涵。“信”体现了信仰的执著精神,“忠”体现了信仰的献身精神,“敬”体现了信仰的行为外观,“诚”体现了信仰的精神境界。尤其是“诚”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信仰概念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信仰的独特理解     

观音三尊像的信仰转换及其图像演变

印度早期的观音三尊形式造像主要属于释迦信仰系统,其组合像式为释迦牟尼佛居中,观音与弥勒两旁胁侍;在佛教由印度向中国的传播中,观音三尊式造像向阿弥陀信仰系统转变,其组合像式为阿弥陀佛居中,观音与势至两旁胁侍;观音在两个不同信仰系统的三尊形式造像中转换的同时,其自身的图像特征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论罗马私法和中国官僚法的诉讼结构

诉讼结构决定法的形式甚至内容,这一深层结构可以直接追溯到文化中的权力关系、正义观念和信仰.不同的信仰背景的文化会造成迥然不同的诉讼结构.罗马法的诉讼结构是以神示(oracle)正义信仰为基础的“竞技型诉讼”,中立的第三方被认为是“神示的受托者”,因此判决(法)乃是神示正义.中国传统的诉讼结构则与神示信仰无关,对政治权力全能全知的信仰导致了一种极端政治化的诉讼结构:代表皇权的“州县”听讼决狱,诉讼者从一开始就被置于权力关系之中,对政治秩序的极端关切使得“父母官”与“人犯”处于天然的对立之中,“口供主义”使得刑讯逼供变成诉讼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结构性要素.由此形成了一种“反权利”的结构,司法正义和基本人权形成不可调和的尖锐对立.     

唐僧玄奘成都五年修习研究

玄奘少年时表示"愿入蜀受业",入蜀后驻锡成都空慧寺,空慧寺地望及玄奘在成都修习功课要迹均可考证.唐僧玄奘与巴蜀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巴蜀文化与玄奘之间的互动,起码可以从五个方面加以考察.(1)巴蜀文化从学风和做人理念两方面启发了玄奘最终的"舍身求法与西游取经".(2)巴蜀道、释底蕴为玄奘两大经典<老子>与<般若心经>的翻译奠定了学养基础.(3)巴蜀观自在佛缘促使玄奘形成了观音信仰,玄奘观音信仰又影响巴蜀形成广泛的观音菩萨崇拜.(4)玄奘为巴蜀禅系的形成增添了新养料.(5)玄奘入蜀与出蜀路线为巴蜀文化旅游资源留下了一笔潜在遗产.     

建设现代生育文化与稳定低生育水平

从历史发展看 ,现代生育文化替代传统生育文化有其必然性 ,在社会转型期建设现代生育文化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计划生育领域实践“三个代表”思想的需要。因现代生育文化对人们生育观的形成和转变有着指导、改造、调控的功能 ,故建设现代生育文化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