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后至北伐战争前夕的教育界风潮——以马叙伦的经历为视角的考察

五四运动后,作为最高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教育部的控制力大为减弱,教育界风潮此起彼伏.与此同时,政治势力日益渗入教育界,与教育界原有的各种派系因素交叉混杂,使得这些风潮变得更为复杂.民国初年以来教育界各方趋新势力,在这些风潮的激烈争斗中逐渐分化.马叙伦1922、1924年两次出任教育次长,与这一时期北高师(北师大)、农专(农大)、美专、东大、女师大等校发生的风潮关系密切.在这些风潮中,总体而言他倾向于国民党、北大"法日派"方面.他的经历为深入考察这一时期的教育界风潮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视角.     

朱光潜“美是主客观统一”论的真实意蕴——兼与黄应全先生商榷

朱光潜"美是主客观统一"论是站在现代哲学美学反形上学立场上的,反对把心和物作实体化处理,主观和客观的界定也是相对的,美的真实意蕴是化掉主观和客观而达到物我两忘、物我同一,重点在"统一"(同一)上。黄应全得出朱光潜"美是主客观统一"是主观论的结论,其原因是他的思维方法是旧本体论的,他对朱光潜"美是主客观统一"命题的分析也是静观的,不是动态的。他推理所涉及的"心灵"和"形象"都不是朱光潜的原意,他的实体化思维使得他非此即彼地把美同美感割裂开来,这是他的错误结论的病根。     

朱光潜的“形象直觉说”及其与克罗齐的关系

朱光潜早期美学思想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来源于克罗齐的“形象直觉说”。他对克罗齐的学术理论，经历了从推崇到怀疑再到批判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这一演变过程，显示他逐步摆脱形式派美学的束缚，并对其破绽进行“补苴罅漏”的努力。１９４９年以后，他的美学思想转向接受马克思主义．既有社会变革而产生的外力推动的影响，其自身的学术取向也具备转变立场的内在潜质。     

陈与义与南宋初期的相党之争

北宋王朝的灭亡并没有使得党争随之消失,反而以新的形式继续影响着南宋小朝廷的政局.陈与义在绍兴初年出任参知政事,经历了赵鼎相党与张浚相党之间的争斗.在党争中显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他虽然属于张浚一派,政治上他倾向于张浚之主战,但在学术上他却是主赵鼎所支持的“元祐学术”.这是现实斗争的需要所采取的一些策略或措施.党争的痕迹投射到他的诗词创作上就是创作数量锐减,内容上出了更多禅宗随缘任运的东西.     

重温朱光潜美是主客观统一的命题

《朱光潜全集》已由安徽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这在美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朱光潜是当代中国少数称得上学术泰斗的人之一,他不仅具有广博丰厚的学识,深邃细密的思想,而且具有一种献身于真理和为真理而不断否定自己的崇高品德。他的全集将为我们开辟一个新的丰富的知识库藏,同时将为我们提供一个伟大学者的详实的写照。朱光潜在美学上是以主张“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闻名于世的。“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既是他全部理论的支点,也是他整个生命的支点,他的大多数探求和大半个人生是围绕这一命题展开的。二十年代末的渴求,四十年代中的苦闷,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间的激情,八十年代以后的自信,可以说都是或为这个命题而生或为这个命题而发的。他之所以如     

30年代胡适国家统一主张述论

20世纪30年代胡适的国家统一主张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胡适强调国家统一的重要意义,坚持政治统一,反对武力统一.他提出以国会制度和均权方式维系国家的团结,反对国民党奉行的"剿共"政策,主张通过内政改革消弭政敌,造就国家统一.     

朱光潜与克罗齐美学

以前研究朱光潜的人,几乎一致认为他是克罗齐的信徒,这种看法并不十分正确。朱光潜早年受过克罗齐的影响,写文章介绍过他的理论,这是事实,但说他是克罗齐的信徒,却不尽然。现以他解放前最重要的著作《文艺心理学》为例。作者在书中确实以显要位置介绍了克罗齐的“直觉说”,但同时又介绍了布洛的“心理距离说”,立普司的“移情说”,乃至康德、席勒、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学说。所以,《文艺心理学》实际上是一本广泛介绍西方美学的书。意大利沙巴蒂尼教授评朱光潜,说他不是克罗齐主义,说他的美学思想比较庞杂,不成系统。朱光潜则认为:“沙巴蒂尼的批评是对的。我不是一个忠实的克罗齐的信徒,当时我也无意做他的信徒。”但如果说克罗齐的美学理论在三十年代对朱光潜的影响较深,这大概也是符合实     

论何香凝的国民党情结

何香凝的国民党情结是指她对国民党的无比热爱和崇拜之情。这种特殊的感情影响着她的思想和行为,并使她形成固定的行为模式,那就是一再为维护、捍卫国民党的地位和形象而努力。何香凝的国民党情结在其早年的革命经历中形成,其后的政治生涯都深受这个情结的影响。她在大革命失败后在政治上走了一段弯路,后来认清了形势,与蒋介石、汪精卫分道扬镳,再到后来建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为国民党左派领袖等等,都与其国民党情结密切相关。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政权——1937-1945年民国政治史研究述评

新中国成立后长达30年间,在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的叙事框架中,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政权一直是大陆学界批判和揭露的对象。1980年代以来,由于学术研究逐渐步入正轨,尤其是海内外原始档案资料的开放,学者们进一步摆脱传统党史研究框架的束缚,转向客观研究国民党政权在抗战时期的调适与演变。60余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学界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的研究出现了值得注意的趋势:其一,学界关于战时体制的评价,从全盘否定转向局部肯定,既注意到战时国民党政权专制、反动的一面,又注意到其抗日、进步的另一面;其二,受社会史眼光向下研究视野的影响,大陆学界对战时国民党的研究从关注高层派系斗争,转向研究基层组织和政权;其三,随着国、共双方档案资料的公布,学界对战时国共关系的研究,从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的变化为基本线索,转向关注国民党对中共态度的演变;其四,1990年代前后,伴随着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崛起的现实需要,大陆学界开始以抗战时期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为视角,来观察和思考中国在抗战时期国际角色与地位的变化;其五,对抗战时期民主政治运动的研究,从传统强调中共的领导作用,转向以第三种势力的出现为视角,同时关注国民党内部的各种力量对战时民主运动的影响与推动。     

传播学视野下的中国西部和全球化——2007年世界华人传播学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2007年6月1日,世界华人传播学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此次研讨会是首次在中国西部举办的新闻传播学界的国际高端论坛,由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传播系与美国华人传播研究学会(ACCS)联合发起,中国传播学会、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传播学研究分会、美国华人传播研究学会、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协会、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和四川大学"985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联合主办.     

《家》三题

故居 今年五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四川大学中文系联合主持的巴金学术讨论会在成都召开,我应邀参加前向巴老辞行,他因年迈体衰,未便前往,却热情地祝愿我在他的家乡生活愉快,我感谢他的好意,便问起他在成都的老家,他笑了一笑说:“现在变成战旗文工团的团址了。” 我在成都由四川省作家协会的谭兴国同志陪我去正通顺街九十八号战旗文工团,其实巴金故居在这里只剩下一株桂树和东边长约八十公尺的一堵青砖砌成的墙基,别的什么都没有     

愤懑的“回忆”——读《绀弩小说集》

聂绀驽先生是三十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位很有成绩的杂文家,几种权威性的现代文学史对他在三四十年代杂文创作方面的贡献都给予了应有的评价。然而人们却很少注意到,他还写得一手好小说,他的短篇小说创作虽然数量有限,却是他全部创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作家的这一部分有成效的劳动,后来的研究者无疑地也应加以注意。     

历史研究的偏见和综合

1938年,青年史学家伍德沃德(C.V.Woodward)应邀为《南方史丛书》撰稿,并宣称他反对南方史学界为南方盛行的社会制度(指南方奴隶制——译者)所作的辩护。后来,他谦虚地低估了他的综合著作《新南方的起源:1877-1913年》的学术正确性,后来把这本著作的经久不衰归因于迎合了某些事件的发展,特别是归因     

首次李劼人创作学术讨论会在成都召开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一日至十五日,首次李劫人创作学术讨论会在成都召开。这次学术讨论会是由作协四川分会、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四川大学中文系、四川大学学报、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四川师范学院学报等单位联合发起和组织的。大专院校、研究机关、出版机构、文艺团体的文学评论、研究工作者和其他文艺工作者四十多人参加了会议。     

李大钊和路友于在国共合作中的关系述略

路友于作为国民党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始终与李大钊站在一起,大力发展国共两党在北方的组织,扩大了两党的力量和影响;反对右派的分裂活动,维护国共合作大局;领导北方人民从事反帝反军阀的革命运动,推动了北方的革命高潮;抵制和批评国民党新右派的进攻,使得国共合作能够在艰难处境下维系和发展;文化选择上的趋同使得两人不离不弃,精诚合作,共同战斗到最后一刻.     

AB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人们都十分熟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肃反工作中,有一场称之为肃清AB团的斗争。AB团是什么组织呢?较为流行的说法,认为AB团是国民党潜伏在红色区域的反革命特务组织,AB是英文Antj——Bolshevig (反布尔什维克)的简写,AB团的头目是段锡朋、程天放。今天,实事求是地搞清楚AB团的问题,对于研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总结我们党在肃反问题上的历史经验教     

解放战争时期成都的学生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成都的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的领导下,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有力地配合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把四川变成反革命内战基地的阴谋,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第二条战线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一、声讨“一二·二”惨案成都地处四川腹地,是国民党长期统治的后方地区。成都的青年学生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在党领导下,成都青年学生早在抗战时期就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1944成立的“民协”领导开展的“市中事件”学生运动,更是西南地区反对国民党…     

朱光潜的诗学建构、美学研究及人生态度

朱光潜的诗学建构既有自觉的中西比较意识,又具调和折衷的方法论特征.他的美学研究也体现出鲜明的融通中西的特色.之所以会如此,则与朱光潜"不即不离"的人生态度密切相关.人生态度、美学研究、诗学建构这三者,在朱光潜那里,既是一个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再到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在表现形态上由隐在趋于显在的过程.     

英雄的悲剧——浅议吴虞坎坷的一生

本论文通过分析吴虞几起几落的人生经历,透析在新文化发生期间,儒家思想的潮涨潮落。吴虞一生致力于批儒反孔。对于儒家的批判使得他成为新文化阵营的急先锋,成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英雄＂。但是这种思想也使得他在自己的故乡成都几次被驱逐。当他被新文化阵营抛弃后,落寞地度过一生。     

阴谋、误判、解读:1940年成都抢米风潮中的反共摩擦

1940年3月14日成都出现饥民抢米事件,之后旋即发生了一次反共摩擦。在国共双方的叙述中,抢米风潮均系对方蓄意发动的敌对行动。事件真相是四川省会警察局长唐毅等人阴谋伪造证据,炮制了中共川康特委组织饥民抢米暴动的谎言。国民党四川当局负责人贺国光面临阴晴不定的国共关系,身处波谲云诡的川康政局,在特殊的心态之下产生误判,针对中共川康特委发动了抓捕。持续半月的反共摩擦一度愈演愈烈,后因戴笠觉察真相并报告蒋介石后戛然而止。突如其来的打击和由此引发的恐慌情绪,使四川地下党越发相信抢米风潮是国民党特务化装抢米嫁祸中共的"国会纵火案"。基于此种认识中共也逐渐形成了关于抢米风潮的解读。这次反共摩擦虽没有对当时国共关系的发展产生根本性影响,但却为理解战时国共摩擦发生和结束的机制提供了丰富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