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男女比例失衡对农民进城务工意愿的影响

文章提出农村男女比例失衡是导致农民外出务工人数持续增长的重要推力。首先,当适婚年龄段青年男女比例失衡时,男性婚姻挤压现象会成为一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未婚男青年将会在婚姻市场中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为了提高自己在追求配偶过程中的竞争力,外出打工挣钱成为一个合理途径。再者,男孩的父母会通过对当地青少年男女比例的观察来调整他们对儿子将来择偶过程中所要面临的竞争压力的预期,从而决定是否有必要通过外出务工积累财富来提高其儿子将来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最后,性别比失衡将通过对未婚男青年及男孩父母的影响而间接影响到其他人群进城务工的意愿,如单身女性或是女孩的父母,从而导致全体农村居民进城务工比率的增长。     

摇摆的家庭：农村“新逃婚”的呈现及其产生机制——基于对赣南H乡新逃婚现象的调查与分析

“新逃婚”的出现给农村的婚姻与家庭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从相关案例分析发现,“新逃婚”现象主要出现在年轻夫妇、有婚生子女、跨省婚姻、男方家庭经济条件差和夫妇长期外出打工的家庭。“新逃婚”在打工潮的背景下表现的更加激烈,以打工过程中女性的婚外情为突出表现,并最终以女性的出走为结局。多数发生新逃婚的家庭男性都难以再婚,而女性则开始了新的婚姻生活。传统道德、舆论与地方性规范的式微,家庭关系与夫妻关系的松散和婚姻市场化程度的提升以及女性择偶观念的经济理性是导致“新逃婚”出现的主要机制。     

论我国婚姻市场“挤压”的人口学因素

<正> 婚姻市场及婚姻挤压的概念从概念上看,婚姻市场就是寻找配偶的男性和女性聚合在一起,互相商讨缔结婚约的可能性,以至达成婚姻的场所。我们熟知的“婚姻介绍所”就是典型的婚姻市场。婚姻市场不同于经济市场。婚姻市场比一般的经济市场复杂和微妙得多,除了经济因素外,它还包括伦理的、道德的、心理和意识形态的等多种因素。结婚是两性的结合,在一夫一妻制下,结婚的男女人数应该是相等的。如果婚龄男女比例失调,会导致一部分男性或女性不能按     

相识方式与婚姻稳定性——基于CFPS数据的事件史研究

中国离婚率的走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夫妻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究。在当前自由恋爱式为主流的婚配背景下,学习和工作场域成为适婚个体在婚姻市场认识潜在对象最重要的两个场域,因此在学校或工作场所相识成为夫妻相识的主要方式。文章基于2010～2018年五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研究“学校相识”和“工作场所相识”两类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学校相识”比“工作场所相识”的婚姻稳定性显著更高,前者的离婚风险约为后者的39.043%;(2)“工作场所相识”的离婚风险峰值出现更早,约在婚后7年,而“学校相识”的峰值出现在13年左右;（3）分教育程度看,高教育程度群体在“学校相识”比“工作场所相识”的婚姻稳定性更高,其中前者的离婚风险约为后者的45.611%,而低教育程度群体内不存在该差异;（4）分出生队列看,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效用在不同出生队列组中均显著且比较稳健。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基础上,文章呈现了夫妻不同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讨论集中于婚姻稳定性维度。然而,稳定的婚姻不一定是令人满意的、幸福的婚姻。因此,研究结论并不能...     

闪婚-闪离：农村青年的婚姻异化及其社会基础——赣南B村的新型婚姻模式

传统婚姻模式与家庭和村庄稳定的具有密切的关系,因而围绕婚姻模式形成了诸多的支持机制。而在打工经济引起青年农民大量流动的背景下,村庄与家庭结构发生了迅速的变迁,农村青年的婚姻支持机制逐渐走向衰落。本文分析了赣南B村的“闪婚”与“闪离”现象,探讨这种婚姻模式在宗族性的村庄是如何可能的。当传统的婚姻支持机制逐渐走向瓦解,农村青年的婚姻得不到支持与整合．在“闪婚”这一新现象之后,随即走向“闪离”,农村青年则在面对自身婚姻时感到了无奈和无力感。     

略论招赘婚姻对解决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积极意义

1 招赘婚姻的源渊 有关对婚姻与家庭起源的研究结果表明,从远古人类进入智人时期后,婚姻形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前后经历了乱婚、两合氏群婚、对偶婚姻直至一夫一妻制的转变。人类婚姻制度的每次转变都是与当时社会生产条件相适应的。在原始社会,对偶家庭是以母亲为中心,女子定居于本氏族,丈夫来自其它氏族,实行男到女家从妇而居的一种婚姻方式而形成的。表面看来这是与当前招赘婚姻相似的最早形式,但究其外表和内容都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发生第一次产业革命后,人类生产力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两性在生产中的地位再次趋向合拢,婚姻形式也逐渐发展为一夫一妻制。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随着社会发展有的壮大、有的消亡,但作为单个家庭都一直在谋求延续和抗争消亡。其中有的有女无儿户为了传宗接代就留女在家招婿上门,首开招赘婚姻的先河。我国云南省纳西族以没有女儿为绝后,家中无女,就抱养养女,或为男成员娶妻,娶来的媳妇就当“家长”或接班人,这在当地也算得上是招赘婚姻了。因此我们可以广义地称:招赘是家庭在遇到因子女性别而导致传统意识中的“绝后”现象时而采取的一种婚姻形式。它不是一种独立的婚姻现象,而是依附于当前社会传统婚姻之上的、为了维系传统婚姻的一种补救措施。如当前招赘家庭一旦     

个人主义视域下农村青年婚姻“啃老”现象探究--以黑龙江省D村为例

在社会转型期,“啃老”这一现象较为普遍。农村男青年在婚姻中需要父母提供住房以及高额的彩礼,实质上是一种“啃老”。以个人主义的视域观之,青年人由于缺乏作为个人主义核心价值基础的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的意识,其行为表现极度自私。农村父母将为儿子完婚视为自己的一种责任,青年人的“无思”导致其缺乏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观念,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了农村男青年婚姻“啃老”现象的发生。个人主义视域下,破解这一社会问题的进路在于培育具备主体意识的现代公民。     

试论婚姻、家庭因素对人口生育率变动的影响

<正> 婚姻、家庭是人口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家庭又是以婚姻为起点。婚姻与家庭对人口过程特别是人口再生产有着直接的制约作用与影响效果,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列出以下几个方面,(见下图):     

试论我国人口要素的变动对妇女家庭状态的影响——家庭状态生命表模型及其应用

本文试图研究我国人口的婚姻、生育、死亡等要素的巨大变动如何影响妇女的家庭状态。这里所说的家庭状态是指妇女的婚姻、胎次、存活子女数,父母是否在世,一生中预期有多少时间处于“上有老”(父母大于65岁),“下有小”(子女小于18岁)的状态等等。我们先阐述家庭状态生命表的原理(计算方法在附录中给出),然后分别就我国妇女的婚姻     

晚清东北旗人的婚姻与死亡风险关系探析——基于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双城)

婚姻与死亡风险的关系是人类社会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使用中国双城多世代人口数据库,运用离散时间事件史分析技术考察了晚清(1866-1913年)东北双城旗人移民社会中的婚姻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不同婚姻状态的死亡风险存在显著差别,未婚、丧偶和再婚等婚姻状态的死亡风险要高于初婚人口;不同婚姻行为对死亡风险存在不同影响,结婚降低死亡风险,丧偶提高死亡风险。研究验证了婚姻对个体健康的保护机制及其时期效应,表明了家庭和社会因素对于婚姻与死亡风险关系存在重要影响。     

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青年农民工“闪婚”的行为框架——以皖北Y村为个案

本文通过实地调查获取大量的田野资料，对当下Y村外出青年群体中普遍存在的“闪婚”模式予以揭示和全面呈现，经由当地人鲜活的讲述和故事来透视当地人的婚姻观念和婚恋实践．力图全面呈现当地青年农民工“闪婚”模式中，当事人、媒人、父母角色的变迁，指出“正统”的“闪婚”框架对自由婚恋强大整合消解能力，及“闪婚”与传统婚嫁形式的承续关系，继而清晰全面的洞悉闪婚这一婚恋模式的实践背景及其在传统与现代框架内的运作逻辑。     

婚姻市场、农业剩余与光棍分布--一个理解农村光棍问题的中观机制

在婚姻市场渗透下，中西部农村家庭继替具有市场参与性特征：婚姻市场竞争过程形塑出以竞争力为指标的婚姻梯队序列，在优势梯队实现的家庭继替具有向上社会流动的特征，梯队末端则呈现为底层沦陷；农村男性青年在婚姻梯队序列所处的位置取决于其家庭的资源积聚方式、能力和分配方式。调查发现末端梯队集中分布于农业剩余稀薄村庄，其内在机理是农业剩余稀薄通过形塑家庭劳动力的不合理配置与以年轻人为主体的资源积聚方式和向家庭日常生活基本需要进行倾斜的资源分配方式削弱了男性青年的婚姻市场竞争力，其现象表征是扎堆分布的光棍。     

冲突与回应：建国初少数民族地区婚姻问题研究——以贵州省为例（1949-1956年）

建国前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婚姻具有四个异质特征：1．妇女在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2．除了同宗不婚和特殊的“还娘头”外，相对汉族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少数民族的婚姻还是比较自由的；3．“还娘头”与同宗不婚或同姓不婚；4．通婚禁忌与婚姻神判。建国后在《婚姻法》的冲击下迅速嬗变：1．离婚案件呈上升趋势；2．处理婚姻问题的权利由传统的三老四少转移到国家政府手里；30对女性是一次重大的解放，从而终于纳入到了国家预设的轨道。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妇女家庭地位的比较——基于兰州市妇女社会地位的调查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的城镇化,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高低不仅可以反映农村城镇化水平,更代表了社会的文明程度。本文充分利用问卷调查数据,从“家庭资源的占有及支配”、“个人事务的自主决策权”、“夫妻在家庭中实权比较’’及“妇女对家庭事务决策权的分享’’四方面对城乡妇女家庭地位进行了全面比较,在此基础上,借助“资源假说”理论和“文化规范论”的观点,从资源和文化两个维度分析差异形成的原因,最后提出对策建议以切实提高兰州市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     

在灾难中成长——中国“80后”、“90后”坚强面对汶川大地震

在中国，1980年以后和1990年以后出生的青少年分别被称为“80后”、“90后”。他们多是独生子女，集全家几代人的关爱于一身，强调自我价值，追求个性张扬，但却缺乏自理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在很多人眼中，他们是“被惯坏”的群体。     

稳定低生育水平是缓解“四二一”担忧的一个安民告示

自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四二一”家庭的问题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从人口学、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认为“四二一”家庭不会成为我国家庭的主要人口结构形式．但如果生育率持续过低、过久则有可能引发倒金字塔型的社会人口结构。本文根据中国国家老龄委公布的“人口老龄化百年人口预测数据”。对我国高、中、低三种生育方案进行比较，发现把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0.1的中方案是比较适合我国21世纪人口发展的方案。避免生育率过低或过高既能控制我国人口总量增长过快。又能避免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和速度加剧．是控制人口与缓解人口老龄化的最优平衡点．     

进城还是回村？——跨省婚迁者的空间选择

在经济社会转型、人口频繁流动的条件下,婚迁由乡到城的单向迁移转变成为城乡互动的双向流动。婚迁者留在城市还是回到乡村,要取决于多种条件。本研究通过测度跨省婚迁的性别比发现,自1990年来的20年间我国省际婚迁性别比下降近一半。全国省际婚迁性别比呈现城市-城镇-乡村两端大中间小的“微笑曲线”。在婚迁的空间选择上,男性以城市为主,女性则以乡村为主。进一步分析影响婚姻迁移的因素发现,经济变量中人均GDP对总婚迁和城市婚迁呈正向影响,城镇和乡村呈负向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状况对婚姻迁移产生正向影响,但消费的城乡差别则对其产生负向影响;人口的城乡流动与迁移以及社会变量中各因素对跨省婚迁产生正向影响,而文化变量中的各因素则形成负向影响。     

建立以人为本的婚姻、家庭关系

依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与以人为本的理念，认识到婚姻、家庭关系是建立在人的社会属性之上，并赋予和表达着人的精神追求；自由、平等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家庭是以人为本的本质需要。探索建立以人为本的婚姻、家庭关系的有效途径，对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外军婚姻家庭援助及启示

军人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军人婚姻家庭与一般家庭相比较，显得更为脆弱。外军为了提高其军人婚姻家庭质量采取了很多措施。如举办各种婚姻培训班，实施家庭援助计划，帮助军人子女等，有力促进了其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外军在提高军人婚姻家庭质量上的做法，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要求我们加强军人婚姻家庭制度保障，积极开展军人婚姻家庭知识的培训，并加大对军人家庭的帮扶力度。     

Young women’s transition to marriage

This paper examines determinants of timing of marriage for young women by model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single to the married state by age. This approach, combined with a large longitudinal data set, allows us to disaggregate the analysis into fine age groupings and to include situational and attitudinal factors in our model. We find that those characteristics of a young woman’s parental family that reflect the availability of parental resources tend to decrease the chances of a marriage during the early teens. Chances of marrying appear to decrease with increases in the availability and attractiveness of alternatives to the wife role and in the costs of assuming it. We discuss these resul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etal and parental normative pressures which affect timing of marriage for young wom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