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国时期抑商政策产生的原因及其实质

春秋战国是我国奴隶制崩溃，社会生产力发展时期。商业也迅速发展，出现了一个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商人阶层。这个阶层流品复杂，既有冲破“工商食官”束缚，获得自由的“贾人”，也有从贵族、官僚、个体手工业者和庶人转化而来从事买卖活动的人们。这些成分不一的人们，组成了一个松散的没有特定阶级属性，但有自己特殊利益的自由商人阶层。他们的形成，一般都认为是在春秋中后期，他们随着生产的变化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壮大，以致到了战国中期，经商逐利已成为一种社会风俗和时尚，富商大贾以及他们所拥有的财产日益增多，…     

论《金瓶梅》中的商人与官吏关系

《金瓶梅》中的商人与官吏之间有的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有的是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但更普遍的是一种金钱买卖关系。官吏以政治权力的不公正使用换取商人的钱财美色,商人用钱财美色购买官吏的政治权力以谋取商业上的暴利和商业之外的社会特权。《金瓶梅》中商人与官吏的金钱买卖关系基本上表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特点,表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与官吏买卖关系形成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原因。     

论两宋时期本国商人和海外商人所受待遇之异同

中国古代国家的财政收入除了通过赋役获得外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就是贸易。宋朝由于其特殊的政治状况和国家形势,更是十分重视通过发展贸易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尤其重视对外贸易的发展。但同时,宋政府也鼓励国内商业发展,对本国商人从事商业活动也有系统的规定。本文拟从经济、民事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浅析宋政府对本国商人和海外商人待遇的异同,以便更好的了解的宋政府对商人的待遇方面的法律政策。     

元代西域人的商业活动

西域商人早在蒙古初兴时就与其建立了一定的商务关系。蒙古西征后,更多的西域商人利用日益开放的陆海道东来中土,从事商业贸易。由于他们的兴衰与蒙古贵族的利益直接相关,故而受到统治者的保护,并使其多具官商性质。西域商人亦因此在元代课税扑买、斡脱经营、市舶贸易等商业活动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商人杀王莽说”辨析

西汉末年,绿林军攻入长安,“商人杜吴杀莽,取其绶,校尉东海公宾就……斩莽首。” 史家历来把手杀王莽的杜吴视为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中华书局标点本《汉书》中对“商人杜吴”也按此义标点。     

近代广东商人与广东的早期现代化

在近代广东 ,商人是同早期现代化关系最密切的群体 :他们投资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工矿业、交运业 ,使广东在清末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广东商人在从事经济活动的同时走遍全国 ,了解世界 ,提高了自身的地位 ,“阶级意识”开始觉醒。商人在文化、教育、社会救济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还积极参与地方政治与爱国斗争。但广东商人也有其局限性 ,在 2 0世纪头 2 0多年 ,商人这个群体主要经营传统商业行业 ,尚未产生一个工业资产阶级。这种情况 ,对广东早期现代化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聊斋志异》中的商人形象

《聊斋志异》中有不少篇幅涉及到商人,其中有粮商、盐商、布匹商、珠宝商、水果商……他们构成了洋洋大观的商人形象画廊,给我们展示了封建社会后期的商业活动全景。他们以贩卖为主,以山东为中心,在全国各地调剂有无,靠商品的地域差价赚取利润。在《聊斋》里,坐店零售的商人并不多见,就连客栈主也多以陪衬的身份出现。这里我们着重从三个方面来谈谈这些商人形象的特点。 首先,《聊斋》里现实社会的商人和超现实的神仙鬼狐相始终,商业活动和神秘力量相纠葛,商人们的悲欢离合,成功失败大都掌握在神仙鬼狐的手中。一部《聊斋》,既根植于现实的土壤,又沐浴在绚丽多彩的超现实的阳光里,《刘夫人》中廉生的一举一动,亡魂刘夫人都一     

徽商文化市场精神的迭变及时代发展研究

徽商,也称为"徽帮",是对历史上活跃于徽州一带的商人群体的总称,随着明清时期商贸活动的日益繁荣,徽州商人为了提高其竞争力,开拓更大的市场,选择了"抱团取暖"的方式来从事商业活动,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商人帮派.与同时期其它地区的商帮有所不同,徽商继承和发扬了儒家文化,在其文化市场精神体系中融入了儒学的思想和理念,因此他们既是追逐利润的商人,更是以诚为本、以义取利的儒商.文章围绕徽商的文化市场精神展开研究,对其精华与弊端进行了深刻阐释,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在当代的传播迭变与时代发展.     

科举制与士商合流

宋代以后,士大夫经商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学者一般将其归因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实际上,商业的发展仅仅是士人经商的原因之一,若从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来看,可以看出科举制的实行与其大有关系:科举制的实行,导致士大夫政治、经济地位的降低,并进一步损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使他们不得不通过从事一向被人看不起的商业活动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     

在全球化的商业环境中看交叉文化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大量的事例进行剖析 ,阐述了有许多文化和环境方面的因素限制和影响了从事重要商业活动管理人员的工作。指出由于文化因素是与社会环境相连的 ,环境发生变化 ,管理系统也必须随之改变。要使管理工作有效 ,则必须随着文化环境的改变而调整管理方式。企业应有针对性地对从事跨国经济活动的有关人员进行交叉文化方面的培训 ,以使他们适应相应的文化环境     

英格兰王室的经济管理制度刍议——以“羊毛集中地”制度为中心

英格兰的“羊毛集中地”制度,于1313年正式建立,1558年结束.集中地制度规定羊毛等商品需通过议会指定的港口进行对外贸易活动.该制度虽然是中世纪英格兰中央权力支持商业活动的典型制度,但是随着1467年王室将集中地的管理权出让给集中地商人,集中地制度发展逐渐偏离,中央权力退居幕后,他们不再对集中地进行强有力的管理,而将其作为敛财的基地.15世纪后半期开始,集中地制度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近代商人的慈善公益活动

近代商人是慈善公益事业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他们从事了诸如施医、救灾、赈济等传统型的慈善公益活动,也从事了诸如开办学堂、学校等教育事业,开办阅报社,创办济良所等新型的慈善公益活动。后者对近代社会的发展无疑起了更大的进步作用。     

社会如何制约权力--多元主义民主的解析及其困境

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学者托克维尔、罗伯特·达尔等提出和发展了权力的社会制衡理论。他们认为,有效地制约国家(政府)的权力,必须有一个脱离于政治国家的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存在利益各异的自治的社会组织和集团,权力被高度分化,国家(政府)不再是惟一的权力中心,共享权力的不同的利益集团和社会组织,也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和参与政治决策的制定,从而达到制约国家(政府)权力,避免权力失控的目的。然而,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却不可避免地陷进了理论初衷与客观现实矛盾的泥潭。     

客商与清代河南农村经济

客商问题是研究清代河南社会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探讨客商对清代河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产生的社会根源等问题,对今天振兴河南本地经济不无借鉴意义。本文试图以客商与农村经济这一角度对此问题做个探讨,以就教于同仁。 河南地居“天下之中”,交通便捷,物产丰富,市场广阔,具有从事商业活动天然的优势,按理说,具有近水楼台优越条件的河南土著商人应当比较活跃。然而当我们对清代河南的情况进行一番考察后发现,且不说在交通发达大城市,就是在交通闭塞的农村,异常活跃的却是以山西商人为代表的客商而非土著商人,河南市场几乎为其所垄断。     

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乡村联盟与地方政治——以南昌地区为中心

晚清至民国时期,地方军事化、清末新政以及议会选举等一系列政治变革,不仅导致中国社会传统政治体制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且引发了地方社会权力体系的不断重组,先后出现了团练局、同姓联宗、“同盟会”等乡村联盟.这些不同形式的乡村联盟,在士绅、知识分子、商人、律师、家族等各种社会力量的运作下,逐渐成为地方社会中新的权力中心,对地方社会的政治格局及其演变趋势产生了深刻影响.     

评金朝大定年间的女真为本政策

金世宗为维护女真民族传统,保持女真人的强悍战斗力,保证女真人的特殊地位,施行了以女真为本的政策。金世宗的女真为本政策格外受到后世统治者和史家的重视,也成为史家从总体上评价金世宗以及金朝社会政治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试从大定年间具体的社会历史状况出发,从四个方面对金世宗以女真为本的政策进行总体评价。     

徽州与衢州:江南城乡的片断记忆——稿本《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初探

<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是在徽州新近发现的民间珍稀文献,作者江南春出身于商人家庭,本身亦从事商业活动,在其各类记载中,尤以衢州和徽州城乡的记述最为生动,特别是有关宗教信仰方面的描摹,既有本土和侨寓地的各类神庥,又有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从中可见商人与信仰传播的密切关系.由此,亦颇可窥探十九世纪中叶中西文化交汇背景下徽州士商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     

唐代藩镇割据与商业

唐代藩镇割据势力比较重视商业活动,不仅颁布了一些保护商业的措施,而且实行官榷以垄断商业,通过征取商税来获得巨额费用。个别藩镇借助商人力量来支持自己的割据,而许多商人则通过与藩镇的结交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地位的提高,藩镇对商业利润的需要,构成唐代藩镇重视商业的社会条件。尽管唐代后期商人与藩镇的关系密切,在经济上相互勾结,但商人并不可能对当时的政局有多大的影响,不可能成为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     

近代胶东商人与地方公共领域——以商会为主体的考察

近代胶东是山东商业活动最为繁盛的地区之一。随着商会的纷纷设立,近代胶东商人通过商会组织,积极参与工商管理、市政管理、社会公益等地方公共事务,在地方公共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地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微信红包政治社会学研究

微信红包具有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社会治理学意义。红包产生即时性“领袖”与群众心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心理、政治犬儒心理、群体无意识心理和政治感恩心理。红包是产生社会边缘性权力的重要原因，是社会边缘性权力的粘合剂。红包对社会治理学产生重要影响，是微信共同体自治的重要动力。红包政治心理影响和决定社会边缘权力、影响社会自治。红包政治社会学对中国政治社会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基础性、微观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