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厚英小说的叙事特征

本文以戴厚英小说为研究视域,以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学理论为依据,从戴厚英小说的话语特征、叙事模式和叙事视角等三个方面阐释戴厚英小说的叙事特征.笔者认为:焦灼的叙事话语、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和多样的叙事视角构成了戴厚英小说的叙事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形成又与她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及自身的文化因素相关联,因而既呈现出历史的共性,又颇具戴厚英的个性.     

"三言"的叙事视角模式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源于“说话” ,受其影响 ,存在着一个说书人叙述格局传统 ,导致了白话小说文本叙事的拟对话模式以及叙事视角的全知与限知动态结合模式。拟对话表现在形式上大致是虚拟对话场景和阐释典章制度及民情风俗等 ,直接与读者 (听众 )交流、沟通。“三言”故事都是在全知的前提下 ,作者保留、延宕某些信息而成限知 ,限知和全知视角形成动态组合 ,但易出现视角越界现象 ,造成艺术上的疵漏。     

迷惘、顿悟、解困——论韦尔蒂畸零人小说的叙事模式

美国南方作家尤多拉·韦尔蒂的小说别具一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她的南方畸零人故事。文章从小说文本的总体关照、表层叙述和深层解读入手，通过对畸零人背景的介绍、场景与瞬间技巧的独特运用以及小说人物从迷惘到顿悟从而解困的故事发展模式的分析，总结了韦尔蒂畸零人小说的叙事模式，展现其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     

多元叙事模式下的莫言长篇小说研究

叙事模式是一个比较灵活的概念,学界至今没有明确的界定。但可以确定的是,叙述者、叙述视角、叙事技巧是叙事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小说中,不同的组合组成了不同的叙事模式。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莫言的小说以它的叙事性被许多人解读。莫言长篇小说在叙述者层面形成了客观型、主情型、体验型的交流体系;在叙述视角层面,形成了多维时空下的话语狂欢体系;在这种交流体系与话语体系中,凸显了作家独特的述史与叙事相结合的精神空间。     

《我的名字叫红》的叙事视角分析

帕慕克在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对叙事视角的运用独树一帜,以有限的多角度第一人称视角叙事的模式,运用不同视角的转换,视角模式的转移以及不同视角叙事的系统性等形式形成了其在叙事中的独特风格。     

修辞性叙事理论框架中的交流模式研究

交流模式是指在作者、读者互动前提下进行文本分析,特别强调文本的意义如何通过某种方式传递给读者。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和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是修辞性叙事理论框架中交流模式转变的代表性著作。本文以这两部著作为理论基础,着重于费伦对布斯的继承与超越,探讨在修辞性叙事理论框架中文本交流模式是如何由作者本体论到作者、文本、读者循环互动推进的,通过文本交流模式发展轨迹和完善过程的描述,不仅可以使我们看到叙事理论的优势和特长,而且使我们认识到,叙事理论的修辞性转向有着坚实的理论支撑,它为小说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提供了更为开放的空间。     

语言的自适和超越——张洁叙述语言的变易及其艺术追求

与传统小说相比较 ,张洁小说在叙事角度方面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限知叙事的运用和小说视角的转换两个方面。在叙述方式上 ,她打破了传统小说十分注重情节的连贯性和逻辑性这样的结构模式 ,形成了情绪化和中断顺叙直接评论的结构模式。张洁在其叙述语言的变易中实现了她的艺术追求。     

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艺术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 ,叙事技巧和程序的革新与实验是中国现代主义小说最大的艺术成就。小说中“心理—情绪”型叙事结构的采用 ,展示出人类灵魂深处的颤抖 ,打碎了叙事整体感以及因果逻辑链条 ,动摇了中国传统小说“情节—性格”结构一统天下的地位。“限知型内视角”、“呈现式”叙事口吻以及“跳角”的使用 ,从根本上瓦解了中国小说编排叙事视角的传统 ,使文本呈现出多义性、模糊性特点。叙事时间刻度的模糊和时间转换语的消除 ,不但为文本带来强烈的象征效果 ,而且使文本本身成为一个大的意象 ,产生多元化的意义 ,迫使读者必须与文本进行横向“对话”,调动了读者对文本进行再创造的审美能力。     

哲理与文学——论卢梭《爱弥儿》中的小说书写策略

《爱弥儿》是法国启蒙哲人卢梭的代表性哲理作品,被誉为一部“教育小说”,它融合了理论论述与小说叙事两种书写策略,在文本中呈现出一种论述拖出叙事,叙事承载论述的动态互动模式。在此模式中,小说叙事始终服务于哲理的阐发与接受,实现了修辞意义上“劝说”的功能性运用。一方面,小说叙事通过演绎抽象的理论论述,用故事对理论观点进行论证。另一方面,小说叙事将文学想象与虚构内嵌在文本的整体性中,从整体上提升了哲理作品的文学性与美学价值,并借此在读者接受上发挥优势。由此,通过分析《爱弥儿》中独特的小说叙事,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启蒙时代哲理与文学之间的交互关系,为重估文学在启蒙中的重要价值提供一个新视角。     

《祝福》小说及电影文本的叙事比较

《祝福》的小说文本与影视文本的叙事各有特点,主要体现在叙事的视角、叙事的空间和时间、叙事的声音以及叙事的意象等方面。     

叙事策略与文化意蕴——论《红高粱家族》《北极村童话》《风景》的儿童视角

20世纪80年代的儿童视角小说创作空前繁荣。本文主要通过对儿童视角小说的内部研究,分析比较其叙事特征,并从文化诗学的角度揭示儿童视角叙事方式所具有的独特的文本内涵。     

中国小说的"史传模式"新论

中国小说叙事与史传叙事有着相当密切的渊源关系,过去人们从文学虚构论出发,局限于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藩篱,看不到两者间真正的互文性优长。事实上,中国小说的史传模式对中国小说的文体形成与叙事建构是有相当贡献的,它并没有阻碍中国小说的发展,应该说后世的小说叙事者对史传的追慕,恰恰促使了中国小说的壮大与成熟。所以,当我们把小说叙事与史传叙事统一在纪实的语境中来探讨时,就会对中国小说的史传模式进行较为公正的评判,而不是如诸多照搬西方文学话语的论者那样进行过多的否定。也就是说,中国的小说叙事只有继承了史传叙事传统的精髓,才能真正彰显其现代性文体价值。     

论迟子建小说的儿童视角与她的想象世界

迟子建的小说风格独特，喜欢使用儿童视角看世情人生，逐渐形成了一种童心叙事模式。童心叙事把作家的儿童视角与她的想象世界联系起来。她的想象世界至少包含着自然、民俗、人情和生死等四个方面。她的作品为现代社会提供了许多终极意义上的思考，无疑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成就。     

论九十年代小说的叙事视角

随着市场话语的勃兴和启蒙思潮的低落，90年代小说的叙事视角呈现出多元化格局：全知叙事走向衰落，局部化、限制性的叙事视角方兴未艾，旁知视角和隐知视角呈现为非人格化叙事。90年代小说叙事视角的转换是对全知叙事的假、大、空模式的反拨，同时，90年代作家对旁知视角和隐知视角的滥用也在某种程度上走向媚俗的歧途。     

略论《聊斋志异》冯评与但评的理论价值

清代《聊斋志异》评点有多家,冯镇峦、但明伦两家评点的理论性最强,本文从小说虚构思想、叙事思想与形象塑造思想三方面论述了两家评点的理论价值。就小说虚构思想而言,两家评深化了从文本内部验证小说虚构特征之合理性的观念;就小说叙事思想而言,两家评从文章写作学视角对小说文本的叙事手法进行了创造性的阐发;就小说形象塑造思想而言,两家评对志怪小说形像塑造方法及其文本效果做出了独特的理论创新。     

原型与叙事模式

原型影响叙事模式的形成.它既影响文本的结构模式,又制约着人物的行为模式、叙述者的叙事视角和节奏.同时,原型受社会禁忌的约束,在传承中将改变内蕴或置换形式;其"神圣性"也往往影响叙事结构和角色设置.     

见证之“我”与苏联成长小说的教育意义

一般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苏联官方文学中,全知视角占主导地位,且承担教育功能,而内视角一向是被排挤的。高尔基《我的大学》及在其影响下哈萨克斯坦苏联时期作家穆坎诺夫所创作的自传体小说《生活学堂》均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两部著作中承担教育功能的是内视角,以见证之"我"为典型,对文本教育意义的阐发产生了重要影响。见证之"我"与苏联成长小说教育意义关系的探索,对该时期文本第一人称叙事乃至整个苏联文学的叙事研究至关重要。     

新乡村政权与伦理秩序的想象与重构——合作化小说叙事中的“改造”模式及其阐释

动员、改造农民参加合作化是50至7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主题表现的重心所在,在合作化小说叙事中,主要是从乡村政权与乡村伦理宗法秩序的重构乃至身体上的"劳动改造"等一系列有着共性特征的情节模式将"动员"与"改造"这一国家话语形象有力地传达出来的。对合作化小说叙事中的"改造"模式予以梳理和挖掘,将有助于从多维的视角透视"改造"叙事背后所潜隐的政治文化蕴含。     

论《英雄不过是三明治》的叙事特色

美国黑人女作家爱丽丝·奇尔德里斯的小说《英雄不过是三明治》主要有两个叙事特点,一是使用多人第一人称视角观察和叙述故事,二是在相应章节间穿插新闻、广告等非虚构材料,把虚构文本和纪实文本融为一体,为表现小说的主题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使小说具有鲜明的叙事特色和独到的艺术效果。     

后现代主义视阀下的《百年孤独》阐微

马尔克斯创作的小说主要反映拉丁美洲的社会文化生态。作为在后结构主义思潮中诞生的小说,《百年孤独》与解构主义理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互文关系,在小说"文本"、"叙事"与"语言"的维度下,叙说小说文本对解构主义理论的先验诠释,以及那些蕴藏在文本中的隐喻修辞所具有的丰富意义,同时剖析作者在解构主义语言观下构建起来的叙事迷宫。由于《百年孤独》文本的终极意义"无法言说",对这部小说进行解构主义研究可以从叙事话语的视角着手,来深入理解作者如何在叙事的迷宫中被彻底消解,最后深陷在语言的藩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