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学中的阶级分析：理论视角和分析范式

本文系统梳理了当代社会学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文献,揭示了阶级分析视角的核心和多元化的分析范式。阶级分析视角的核心是基于社会关系定义的结构性位置,是关于社会不平等及相关社会现象系统化的结构性解释。多元化的分析范式主要包括：（1）研究对象上的宏观层次（解释大规模社会变迁和转型事件）与微观层次（解释阶级对个人态度、行为和生活机会的影响）;（2）分析思路上的 “结构-意识-行动”（将阶级作为“集体行动者”）与“结构-状况-选择”（将阶级作为“生活条件综合信号”）;（3）解释逻辑上的“剥削和利益形成逻辑”、“状况逻辑或理性行动逻辑”和“结构化（或同质性）逻辑”。     

族群与教育不平等:我国西部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的一项实证研究

摘 要：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有关族群（民族）分层的文献,认为有必要把“民族”纳入到中国的市场转型和社会分层理论框架之中,并从教育获得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影响中国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的因素主要包括：城乡地域区隔、职业结构（阶层）、文化差异和国家政治进程（政策变迁）。基于对2004年中国西部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作者发现：（1）基础教育阶段入学的族群差异主要由城乡差别和阶层不平等造成,族群不平等已不显著;（2）少数民族子女高中升学概率依然显著低于汉族,其原因部分在于城乡、地域和阶层因素,部分在于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文化差异（如语言环境）等因素;（3）与汉族教育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模式不同,少数民族教育不平等的代际传承以资源转化模式为主,从而影响了不同族群在教育扩展中的获益程度。总体而言,虽然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教育获得仍显著落后于汉族,但其教育不平等更多地来自城乡和阶层之间的差异。     

认识中国的不平等

摘要：基于以往的研究,作者在本文中进一步提出了以下命题：（1）中国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受到一些集体机制的影响,例如区域和单位;（2）传统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助长了以业绩为基础的不平等,业绩被认为能够促进民众的集体福利;（3）目前很多中国人认为不平等是经济发展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有鉴于此,作者认为,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本身在当今中国不太可能造成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     

转型社会下的多重复合性风险——三城市公众风险感知状况的调查分析

在社会转型期,中国公众的主观风险感知呈现地区差异和多重复合等特点,三重复合-高度不确定性风险、两重复合-中度不确定性风险和单重-低度不确定性风险三种结构的社会风险共存。研究发现,公众普遍对低不确定性的单重风险感知最高,对高不确定性的三重风险感知最低;教育水平较高、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对高不确定性三重风险的感知程度较高,底层社会群体则对低不确定性单重风险的感知程度较高。从公众在三种感知结构的分布情况来看,中国公众的风险感知包含了对转型社会多重风险并存、交互影响和交互作用的认识,即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风险投射。     

组织的网络形式研究：综述与展望

摘要：本文是对近二三十年来国外关于组织的网络形式的实证研究成果的一项选择性综述。组织的网络形式是一种不同于市场和等级制的组织形式,社会学家们特别强调信任、互惠等在其中的作用。对于企业而言,进入特定的组织网络形式有利于促进学习和创新、提高合法性和地位、增进经济收益,这也是组织间结成关系网络的主要原因。已有研究多从制度主义、资源依赖、社会网络和交易成本等角度,探讨国家制度环境、产业属性、企业特征、社会结构和网络位置、交易特征等因素对组织网络形式形成的影响。作者认为,今后需要在网络组织的演化和绩效、不同网络组织类型的差异以及理论视角的融合等三个方面深化研究。     

收入不平等与个体健康——基于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数据与县级社会统计资料,通过拟合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对个体健康状况的影响,系统检验了绝对收入理论和收入不平等理论。结果表明,即使在控制了个体收入对健康的凹陷效应之后,县级收入不平等程度仍对个体自评健康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收入不平等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社会心理机制仅能部分解释不平等对健康的负面效应,而新唯物主义机制未能得到经验支持。     

卡里斯玛、公共性与中国社会——有关“差序格局”的再思考

对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已有的研究大多从个体与不同类别的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差异性出发来讨论。笔者以为,类似的模型几乎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文化里找到,仅从这一视角出发肯定有所偏差。事实上,费孝通认为存在两种“社群”：由团体格局所形成的“团体”和由差序格局形成的“社会圈子”。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不在于西方只存在“团体”,东方只存在“社会圈子”,而在于这两种“社群”在社会构成上的不同。笔者由此指出,“差序格局”的实际含义是强调由“差序”所构成的社会组织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主导与支配地位。中国所谓的公共领域,实际上由私人领域扩张与转化而来,或者受到私人领域的支配,这也使得中国社会的公共性供给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并取决于处于“差序格局”中心的某个个体或某一批个体的道德性     

单位团体献血运作的过程与机制:以北京市T大学为个案

本文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和血液制度变迁的背景下,以T大学的一次“女生节”献血活动为关键案例,应用集体行动的有关理论,分析单位团体献血的运作过程和运作机制。本文认为自愿无偿献血的运作过程是一个意义框架建构和延伸的过程。无偿并非没有任何激励,只是淡化物质激励,更多地强调象征激励,即对符号、话语、意义、价值等的突出,这不仅表达了对献血者的尊重,也促进了献血框架的再生产。单位团体献血的有效运作有赖于单位内部的结构易得性,由于高校具有更强的结构易得性,自然成为团体献血的主体。     

消散式遏制：中国劳工政治的比较个案研究

中国激烈的劳工抗争为何未能得到持续的扩展而被国家逐步平息,笔者试图通过对正式国有工人和长期临时工人的比较研究来回答此问题。本文聚焦这两组工人具体的斗争过程和机制,考察他们如何通过在街头抗议、集体上访和法律仲裁等不同斗争路线之间的穿梭,从而实现与国家代理人的互动。研究发现,这两类工人在斗争过程中获得了不同的象征性满足而不是物质上的让步;他们的满足方式的差异是国家代理人依据两类工人各自不同的历史轨迹和社会身份所做出的有差别的策略性回应与引导的结果。与强调工人内部分化导致集体无行动的“工人分化论”不同,本文所谓的“消散式遏制”强调分化的工人同地方国家代理人之间的互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们未能实现抗争可能带来的阶级认同,而是丧失了最初的激进动力和挑战性,逐步屈从于国家的和平驯化过程 。     

中国老年歧视的制度性根源与老年人公共政策的重构

老年歧视的产生原因包括个体、社会、制度、文化、历史传承等不同层面。本研究在分析老年歧视制度性根源和制度性老年歧视结构特征的基础上,运用内容分析方法对我国老年人公共政策体系进行系统评价。研究认为,老年歧视的制度性根源将社会对老年人群体的偏见和歧视以制度的形式固化和合理化,直接制约了老年人平等获得资源和机会的途径。因此,应以公平、平等的价值理念重建老年人公共政策,为积极老龄化提供制度保障。     

权力的嵌入性分析——国有资产重组下的企业结盟

本文对企业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策略互动及其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文章运用组织决策学派的“权力”概念,对国有资产重组下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与民企联盟的结盟进行了分析。在 “嵌入性”概念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作为结盟前提的权力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并且嵌入于中国市场化改革与政体连续性的制度背景之中,因此给权力关系与结盟带来了不确定性。文章试图把“权力”带回企业结盟分析的中心,在理论上对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嵌入与倪志伟的制度嵌入进行综合,提出应洞察行动者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以及更为广泛的制度因素对企业行动者的影响。     

外出务工对民族混居农村的影响——来自内蒙古翁牛特旗农村的调查

摘要：近20年来,“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城乡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现象,上亿农民进城务工与生活不仅极大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调整了城市人口的年龄结构,推进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同时也有力地改善了农民家庭的收入。但目前学界的研究偏于宏观分析和对“迁入地”的调查,对“迁出地”的调查相对较少。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半农半牧区的26个自然村的户访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当地外出务工人员的基本情况、结构性特征及务工活动对当地农户收入的贡献,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细致地认识和理解农村的外出务工现象及其对农民生活的影响。     

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工人依法维权的集体行动策略——以上海SNS企业工人抗争为例

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对于底层工人来说,争取合法权益的同时还要计算在这个过程中的经济成本与政治风险,因此“安全”、“有效”而又“可持续存在”的抗争方式是工人在采取行动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本文以上海某制造企业工人两次依法维权的行动为例,提出在这种逻辑下工人抗争所采取的“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的策略,既为抗争提供了组织保障,又提供了行动的合法性。最后,文章将这种抗争策略放在中国宏观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进行了讨论。     

“汽车梦”的社会建构:对《南方周末》（1998～2007）汽车广告内容的分析

今日中国,拥有汽车已成为大多数城市家庭幸福生活的一种理想。在“汽车梦”的社会建构过程中,作为一种消费意识形态的汽车广告在其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本文以《南方周末》（1998～2007）为例,对近十年的汽车广告内容进行分析。文章认为,“个体享乐性想象认同”和“社会参照性成功认同”是汽车广告用来建构“汽车梦”的两个重要的“认同策略”,其影响作用远远超过了汽车广告中的“功用策略”,对广告内容分析的结果证明了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文章最后对“汽车梦”为什么在近十年得到极力建构的社会根源进行了探讨,并对其所带来的潜在的社会后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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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与关系之间:商业银行小企业信贷中的信任建构

摘要：本文从信任的角度出发，发现交易中的关系信任和制度信任是交织作用的，并促进了信贷交易，二者都是通过行动者发挥作用，行动者在行动中遵循的是“自我〖CD*2〗情境”策略。制度化的信任在经济生活中凸现出它的重要地位，并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性，是现代企业的基础，是不可替代的。制度信任的缺陷可由关系信任弥补；关系信任的风险，须制度信任制约。只有建立良好的制度，关系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积极意义，克服其负面效应。     

媒体建构：自杀社会意义的赋予——以中国1919–1928年社会运动中自杀事件报道为例

摘要：中国1919-1928年社会运动中的自杀事件发生后,报道运用媒体设计的方法与多种修辞手段,从故事叙事模式、话语结构与话语策略上,赋予自杀行动正面而又积极的社会意义,是为了提高公众对国家共同价值和民族危机的认同,以便动员民众、共同御侮。媒体对自杀社会意义的赋予,具有社会建构的特征。这种建构是当时社会赋予媒体的使命,体现了自杀行动者个人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双向建构的循环关系是当时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的结果。     

市场、制度与网络：产业发展的三种解释范式

产业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现有的理论来看,主要形成了三个理论解释范式,即以新古典经济产业理论为代表的市场主义的解释范式、以历史制度学派和组织制度学派为代表的制度主义的解释范式,以及以网络和社会资本等新兴产业理论为代表的网络主义的解释范式。这三种理论范式分别把市场机制、制度与产业政策、产业网络与社会资本等因素视为产业发展的核心机制。在一定意义上,这些解释范式分别存在着“市场决定论”、“制度决定论”与“网络决定论”的倾向。     

影响城镇女性就业的微观因素及其变化：1995年与2002年比较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本研究利用1995和2002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调查”数据,检验了教育获得、家庭责任（婚姻和子女）和家庭经济状况三项个人或家庭因素对女性就业决策的影响以及它们效应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在1995年至2002年间,教育的正面效应变小,即教育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力下降,但婚姻和家庭经济状况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力上升。对照1995年, 2002年时家庭收入高的已婚妇女更有可能不工作,表明这是城镇女性就业决策走向理性化的一个过程。另外,作者并不认同“沮丧的工人”观点,认为失去正式工作的低收入家庭女性因生活所迫更可能进入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继续就业,而不是对再就业失去信心而永久退出劳动。     

通过运动进行治理：乡镇基层政权的治理策略——对中国中部地区麦乡“植树造林”中心工作的个案研究

摘要：乡镇基层政权的运作是一个备受学术界关注的领域。本文将依据中国中部地区麦乡的田野调查资料，以麦乡“植树造林”的事件为分析 “文本”，分析在压力型体制与后税费时期，在乡镇财政紧缩的境况下，麦乡通过将常规性工作升级为中心工作，进而通过运动的方式进行中心工作的实践，以完成所规划的任务。这种“行政吸纳运动”的治理方式事实上是基层政权在专制性权力丧失、基础性权力又尚未确立、行政运作缺乏充沛资源的情景之下，通过对传统的“运动”资源加以简化利用而做出的权益性的行为选择，而这一治理实践本身却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