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冷战后美国对华意识形态外交的特点及其发展

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总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冷战终结后,冷战延续下来的意识形态却在美国对华外交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以"遏制中国崛起"为主的意识形态逐步成为美国制订对华外交政策的主流思想.不过,同冷战时期相比,其内容与功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意识形态更多地是作为宣传手段来推行势力扩张的强权外交政策.意识形态渗透到美国对华外交的各层次当中,与实用主义共同作用,从而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     

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国会和美国对华政策——以《加强台湾安全法》的出台为例

在众多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因素中,国会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国会在外交决策中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冷战结束后,美国国会加强了对华决策参与,总体上起着消极作用.<加强台湾安全法>是冷战后国会介入台湾问题的一个大动作.该法出台的过程为我们探究冷战后国会对华政策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中国政府已充分意识到美国国会的作用.力图发展两国间的对话机制,规避国会在中关关系中的破坏性作用,增加其建设性.     

论后冷战时期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外交中的影响

文章解释了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内涵,陈述了后冷战时期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特点以及后冷战时期新保守主义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提出了新保守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壮大有赖于冷战的特殊环境。在全球化进程迅速发展,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与依赖关系不断深化,所以会从根本上限制其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更大或更长远的影响。     

试论战后美国总统与国会的外交权之争

美国总统和国会的外交权之争源于美国宪法有关外交权规定的模糊性，并随宪法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增添新的内容。二战以来，总统和国会的外交权之争渐趋激烈，成为触及美国宪政制度核心的一个问题。本文初步考察了总统外交权一度膨胀和７０年代国会外交权复兴的原因及其对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总统和国会的这种权力之争在今后还将以或激烈或缓和的形式一再表现出来     

东北亚大国对蒙战略与蒙古的“多支点”外交战略

冷战结束后 ,地处东北亚的内陆国蒙古成为美日俄等大国竞相争夺的对象 ,而蒙古国也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 ,调整了其在冷战时的外交战略 ,实行“多支点”外交。本文分析了蒙古国之所以成为大国争夺对象的原因 ,以及其“多支点”外交政策对整个东北亚未来战略格局的影响。     

奥巴马总统:历史与未来

从许多方面看,巴拉克·奥巴马的当选都是美国的历史性时刻,并将影响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是,这标志着多元文化政治在美国国内政治中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再结合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干涉问题,尤其是世界经济危机,奥巴马的当选也标志着后冷战时代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转折点。最后,奥巴马取代乔治·W.布什还意味着美国诸多内外政策将发生显著变化。尽管奥巴马的当选具有这些历史性转折意义,但仍然存在许多历史的延续性。布什政府遗留下来的政策惯性成为奥巴马总统任期的起点。从某种程度上说,奥巴马尽力回归克林顿时代的美国外交政策,美国外交更像是防御性的,而不是前瞻性的。此外,美国政治结构也并没有随着奥巴马的当选而改变。     

从孤立主义到新孤立主义--论美国保守派的主流外交思潮在冷战后的发展与前景

新孤立主义是美国外交史上孤立主义思潮的再发展，两者都有明显的保守倾向。新孤立主义的兴起与美国外交传统和冷战后的现实状况有关，它主张对美国外交重新定位，修改全球干涉主义的原有思路。但这与业已巩固的美国主流外交政策价值取向相背离，因此并未对冷战后的美国外交产生重大的影响，其发展前景黯淡。但由于外交思维的惯性，它仍会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存在。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媾和后美军驻日”问题

二战后，对美协调外交政策重新主导日本对外政策舞台，日本政府在美国对目的单独占领体制下的外交上表现出很强的倾美性。随着美苏冷战的兴起，日本政府采取现实主义外交策略，权衡利弊，利用国际冷战对抗资源，主动提出了依靠媾和后美军继续驻目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1947年9月13日《芦田备忘录》的出台，标志着日本政府的以“媾和后美军驻日”为核心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正式形成。     

伊拉克战争前后法国外交“三部曲”

2003年,美国在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支持恐怖主义为借口,与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组建联合部队,对伊实施"斩首行动",发动了旷日持久的伊拉克战争。在这场战争前后,出于自身国家利益考虑,法国并没有像英国一样追随美国,而是在立场上与美国相左。在这场战争前后,法国外交政策大致经历了三次调整,每一次都体现出后冷战尤其希拉克总统时期法国外交的独特魅力。     

美国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政策预析

随着2008年美国新一任总统大选的揭晓,巴拉克·奥巴马以较大优势当选为美国新一任总统,这不仅标志着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的诞生,而且也反映出美国人民对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如何使国家摆脱困境并渴望拥有美好未来的一种选择.奥巴马当选后将改变前任总统布什在外交政策上的许多做法,尤其美国的亚太政策,将会有许多新的变化.新政府将走一条"国际协调主义"外交中间路线,即全方位多边外交,以实现他在竞选时所倡导的"美国梦"及"新美国价值观".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及其意识形态渊源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鲜明地体现了美国的价值观、使命观及利益观。美国理想主义外交的意识形态渊源于美国政治文化中的“美国例外论”和自由主义传统,理想主义理念作为贯彻美国国家利益的“符号”和表征,备受历任美国总统和外交决策者的垂青。尽管美国外交披着华美的道德理想主义外衣,但却难掩其追求现实国家利益的利己本质。     

对美国总统和国会在对华政策上互动关系的考察 --以克林顿时期为例

美国总统和国会在对中国政策上的互动,表现为在制定中国政策问题上,既有矛盾和冲突又有合作和妥协.总统的决策影响着国会,国会的决策同样影响着总统.总统和国会在处理台湾问题上都制定了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在中美关系的经贸问题上,总统和国会合作多于冲突.在中美关系人权问题上,总统和国会目标一致,那就是给中国施压,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美国国会内部的党派区分并不能完全决定美国国会的对华政策.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受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并随美国国内政治的波动而波动.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总统和国会在对华政策上演"双簧",也不要认为国会总是和总统过不去.     

冷战后的美国政治与美国外交

冷战后美国政治频繁的戏剧性变化表明美国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期和波动期。美国外交的摇摆与国内政治的波动有直接关系。这种波动不仅是政策性的，也是方向性的。美国政治的剧烈变化把党派冲突与文化检讨纠缠到一起，演变成美国人价值观念的冲突和匡正，美国外交政策也被置于这种冲突和匡正的争执之中。美国人自己内部的争执很难在短时间里取得共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各派都以自己的好恶去“指点江山”，干涉世界。冷战后的美国外交也就更加以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为出发点，而较少地面对国际政治的现实。     

论冷战后美国对华人权外交中的利益集团因素

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中人权问题凸显,关注人权问题的利益集团愈来愈多地卷入美国对华人权外交决策的进程。这种现象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这些利益集团结成联盟,加强了对政府的游说活动,力图影响对华外交政策。     

论第一次柏林危机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影响

第一次柏林危机是美苏冷战的产物,危机导致战后东西方关系进一步恶化,加快了德国的分裂和欧洲冷战格局的形成.对作为事件主要当事国的美国来说,危机的进程和结局对其1948年的总统选举和国会立法、冷战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大西洋联盟政策以及对德政策等内政外交的诸多方面,均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肯尼迪个人因素对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例

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激烈对抗。美国作为二战后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其外交政策对整个世界格局有着深刻的影响。肯尼迪,作为美国第35任总统,在任期间历经影响东西方世界的重大事件—古巴导弹危机。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不可避免地印有肯尼迪个人因素影响的烙印。     

克林顿政府外交政策对中国"入世"的影响

针对冷战结束后美国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克林顿政府明确提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第一条即确保美国的经济安全.为此,克林顿政府以振兴美国经济为核心,在全球、地区和双边三个层次上建构服务于美国经济利益的全球经贸战略与经济网络.在经贸优先的外交战略指导下,克林顿政府与中国达成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协定,扫除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最后障碍.     

论杜鲁门在美国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决策中的核心地位

第一次柏林危机是冷战爆发后美苏首次面对面的直接对抗.美国的应对决策体现了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之初开始的危机事件应对机制由"国会主导"向"以总统为核心"的转变,总统哈里·杜鲁门通过对"是否坚守西柏林"以及"如何发挥核武器的效用来回应苏联行为"等问题的处置,彰显了这种核心地位.同时,美国国内"反苏"的舆论环境和政治境遇、党派关系以及总统部属等诸因素也有效地维护了总统在决策中的核心地位.     

宗教与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以美国宗教团体的“苏丹运动”为例

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从隐性转为显性。在美国外交事务领域,宗教以及宗教团体通过无形的宗教意识形态以及有形的组织机构两个维度发挥作用。同时,其影响也受到各种传统及现实因素的制约。这在苏丹运动中就有程度不等的体现。苏丹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长期以来美国对非洲政策的所谓三不规则,通过媒体宣传、基层动员和社会运动等方式形塑了美国外交政策议题。苏丹运动同时暴露了宗教团体介入美国对外事务领域的局限性。该运动为人们了解宗教以及宗教团体如何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研究后冷战时期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提供了重要案例。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对欧的经济外交——以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为中心的分析

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美国外交的国内起源,它作为研究美国外交的新视角,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更多地呈现出非孤立的特征,美国积极地参与一战后欧洲的重建。但正是因为国内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分权使两战之间美国的外交呈现出分散化、相互矛盾和冲突的特征,最终使美国对欧洲的经济外交以悲剧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