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代的民间宗教

宗教分为官方承认的合法宗教和未经官方承认的民间宗教两大类。中国古代的合法宗教主要是佛、道二教,民间宗教则种类繁多。合法宗教是正教,而民间宗教往往被视为邪教。中国古代的民间宗教源远流长,其形成并风行的原因主要是弱势人群需要有精神寄托,其教主可分为八种类型。根治民间宗教风行的办法是对百姓“富之”与“教之”,对于违法的邪教教主则应绳之以法。     

苏北农村民间宗教信仰状况与问题研究

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是简单和脆弱的。儒、释、道三教能够合三为一,共同交织在一起影响着中国农民的思想、价值和观念。民间宗教信仰构成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民间宗教是我国社会底层人们的一种信仰方式。通过对民间宗教状况的研究可以深入理解农民的生活意义和精神世界。民间宗教在苏北的存在状况大体有佛教体系、道家体系、民俗体系和民间信仰四个方面。随着外界约束力的减少,农村民间宗教信仰中出现了管理混乱、工作网络不健全和过分夸大民间宗教作用等一系列问题。     

苦难中寄托 前行中异化——中国民间秘密宗教试析

民间秘密宗教一般属于宗教组织中的“膜拜团体”类型。中国民闯秘密宗教可以追溯到东汉末的五斗米道和太平道时期,历史上的不少民间秘密宗教与农民起义密切相关;主流社会存在的不公正、不平等现象和人类认识上的局限性是民间秘密宗教产生的重要原因;只有在消灭了阶级、人类高度文明、高度平等的社会中民间秘密宗教才有可能彻底消失而成为一种历史现象。     

民间的防守与失落：赵树理的生命悲剧与尴尬

政治权力话语、知识分子精英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的内在龃龉与冲突,在赵树理身上呈现出了异常复杂的动态投影,而他自始至终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之上,“为农民”是他所有工作的出发点,也是他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年代有勇气发出不合时宜的呼声的根本原因。     

民问：从破碎到沉潜——赵树理小说的一种解读

赵树理的小说,表现了中国北方农村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历史变迁,战争、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是文本的基本框架。但在历史的波涛和底层中,又隐含着一个广大的、复杂的民间社会和一种民间文化形态。作家坚定地站在民间立场,逼真而深刻地描绘了民间世界从破碎到沉潜的悲剧命运,从中也折射出赵树理从“辉煌”到“末路”的人生轨迹。     

天津民间宗教现实活动调查与对策研究

19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国策的强劲推行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巨大变化,与全国各地的民间宗教一样,天津民间宗教也出现了复活的态势,特别是步入21世纪以后,更是呈现出日益兴盛的发展趋势。 为了掌握天津民间宗教现实活动的真实情况,2008年7月至2009年6月,笔者运用宗教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活跃在天津的民间宗教,展开了田野调查。一年来,笔者走访了南开区、津南区、北辰区、西青区、东丽区、大港区、静海县、蓟县等地民间宗教活动比较盛行的七八个乡村城镇,调查了近百名男女老少信众,召开了十几次座谈会,并多次参加民间宗教举办的各种法会,现场观察了广大信众的信仰活动。为了调查天津民间宗教与外埠民间宗教的渊源关系,笔者还前往河北省沧县、平乡县和山东省惠民县、章丘县,调查了那里的民间宗教活动。此外,在调查过程中,笔者还采取社会学的“问卷”方法,向民间宗教信众发放了200份“问卷”。与此同时,笔者又采用宗教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天津民间宗教历史进行了简略回溯。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天津民间宗教的历史与现状、天津民间宗教现实活动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并就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当代天津宗教信仰领域中的民间宗教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民间宗教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回顾与前瞻

文章系统回顾了中国民间宗教研究中的社会学与人类学传统,并提出了未来民间宗教在社会学领域内的三个发展方向。具体而言,将人类学的民间宗教研究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并分别探讨了其特征。之后,阐释了杨庆堃及其后的宗教社会学者们对于社区性民间宗教的分析。最后从民间宗教概念的扩展、民间宗教与主流社会学理论的结合以及民间宗教的跨地区跨文化研究三个方面论述了未来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趋势。     

赵树理的双向民间立场及其现实主义的特殊性

赵树理特殊的民间立场，不仅在于其利用通俗手法将政治意识形态进行“上”对“下”的文学现代性启蒙，也指他站在民间立场，代表并不拥有话语权的农民，从“下”而“上”对国家意识形态发表意见。正是这种连接起“上”与“下”之间身份的特殊性，才使赵树理的小说既具有为了与其“内在听众”保持“无间离”的密合状态而富有的种种特色（主要是对传统民间艺术形式的选取），又超越了民间艺术形式而有自己的独创性，并且因为始终保持这种现实主义的独创性，而使自己的作品在当代文学规范建立的过程中越来越发出不协和音。     

民间美术与民间习俗及宗教文化

本文借助历史及相关资料,论述了民间美术、民间习俗、宗教文化及三者关系。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原始渊源。提出了保护并发掘人类历史文化遗产,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弘扬传统并推陈出新的基本观点。同时提出三者之间要进一步相互促进,以拓展民间美术的更广阔空间。     

佛经文献与古代小说“照影称王”母题

照水自见影思称王 ,是与“天书”母题切近的一个小母题。标榜自身神性 ,很可能采取了相关技术手段 ;水崇拜的信仰及照水的巫术思维及其仪式 ,也与其密切相关 ;同时还有谣言的传播机制。“照影称王”母题说明 ,谶纬文化改造了原始巫术思维的映影崇拜 ,将其与先兆迷信结合起来 ;小说中这类反正统的主人公命运总是乐极生悲 ,见出皇权的不可侵犯。母题在通俗小说中流播 ,显示了正统思想对于民间异端的干预 ,也体现了民间秘密宗教及其神秘崇拜在通俗小说中的活跃     

两种革命的错位——论赵树理小说创作的时代意识

赵树理既是时代的积极追求者,又是一个落伍者。赵树理小说叙事中的民本主义思想、现实主义精神以及农民式的经验历史观与主流话语的革命浪漫化、史诗化的叙事要求矛盾,由此导致赵树理在言说革命时与政治权威话语的错位。     

论赵世炎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赵世炎是一名土家族籍的思想家，但他并不只是把自己置身于土家族一个民族的语境中，他是一个具有全球性现代性视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赵世炎哲学的理论特征是以全球性视野思考中国问题，其哲学的时代特征是以现代性定位中国革命问题，其哲学的实践特征是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为目的。     

传统叙事母题的另种阐释——赵树理小说的女性视角解读

赵树理把女性的解放或表述为女人与女人之间关系的调整 ,或表述为男人对女人的救赎 ,在这两种表述中 ,作者所关注的始终是女性的政治解放 ,而忽略了女性的精神解放。在这种选择中赵树理的心态是复杂的 :一方面他已预感或感受到了革命摧毁旧有文化秩序的威力 ,使他心甘情愿地去抒写社会的进步 ,另一方面他又无法摆脱中国传统文化 ,尤其是民间的道德准则对他的束缚 ,从而使他的男权文化意识在作品中凸现出来     

论赵世炎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贡献

赵世炎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他在党成立初期就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作了比较充分的阐述.特别是在党的组织建设上,他响亮提出了"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为党制定革命总路线提供了一定的方法论和理论基础,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论赵树理小说中婆媳关系的民间叙事

婆媳关系是赵树理小说所涉及的女性解放问题中特别被关注的一个侧面。有关革命的、新政权的叙事话语使其小说具有了叙事的合法性 ;而他自觉的民间叙事立场又使其小说自溢出相悖于证“名”的叙事空间 ,呈现出真实的女性关系     

《三里湾》对农村“集体”的想象及其局限

从历史和文献来看,1949-1966 年中国农村集体主义革命中的“集体”,其形态与意义都是被逐步想象和建构起来的.《三里湾》依托于“社员”、工分和“户”等层面,揭示了其时三里湾的农民正在开始走向现代性的社会.但是,赵树理和《三里湾》的卓越之处更在于,经由“民间传统”、口头语言以及与农民群众“共事”等问题,“集体”概念的内涵被给予了孤绝而幽深的辩难.赵树理是谨慎的,他执着地坚持“有多少写多少”,这使得“三里湾”同时也留下了复杂的历史遗响.     

太原功臣与武德政争

在唐代开国过程中,太原功臣跟随李渊起兵,并且在从晋阳至长安的关键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随着李渊从军事政权首领向帝国皇帝身份的转变,其集团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太原功臣逐渐被冷落,李渊通过《褒勋臣诏》对他们的身份做出了限定,使之成为一个仅享有“免死”特权的群体。然而,太原功臣们并不甘心,于是,在武德年间的政治斗争中,他们日益分化,为了自己的出路而选择不同的立场。他们在政争中的命运,映射出了唐初政权性质的变化,也揭示出了唐初政权结构的某些特色。     

创新:诗歌创作的价值体现——对赵翼诗歌理论的另一种诠释

赵翼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诗人、诗论家,其是否与袁枚、蒋士铨共倡“性灵说”,笔者对此并无疑义。但赵翼又与袁、蒋合而不同,其不同处在于赵翼以史家身份,遵从发展的历史唯物史观,积极倡导诗歌求变、创新的精神,追求和探讨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创新途径与方法,真正把“创新”作为诗歌审美价值的评判标准,因而赵翼在有意提倡诗歌“创新说”,而把诗写“性灵”纳入其诗歌创新的运营轨道。本文重点梳理了其诗论与袁、蒋的不同,详细诠释了其诗歌“创新说”的内容。     

"游离者":赵树理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角色

以“文摊文学家”身份走入启蒙大众行列的赵树理,内心充满了对大众的感情。而“方向”的确立,赵树理创作活动置于由意识形态、新的文艺规范及“名人”、“干部”构织而成的聚光灯下,为了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选择农民文化为农民启蒙的赵树理,这时表现出他对“文学范式”“名利”的游离及对业余创作的提倡,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独特性的社会实践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