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王蚕丛考辨——蚕丛实为蟾丛

文献记载“蜀先称王者为‘蚕丛’”,但考古发现却证明,与蜀王有关的是“蟾”,而不是“蚕”。巴蜀文字中常见的“手心”文所表达的其实是“蟾丛”,并非“蚕丛”。之所以“蟾“演变为“蚕”,首先是二者的谐音;其次是后世蜀地丝织业的发达;最后则离不开文人的想像和渲染。     

蚕丛考

蚕丛氏作为擅长养蚕制丝的部族,即以蚕而得名.蚕丛之"丛"应读为"宗",蚕丛氏实即蚕宗氏,和河宗氏的命名方式一样.蚕丛氏大约在夏代就从岷山辗转迁徙到达成都平原,成为了第一代蜀王.蚕丛纵目,而我国文献记载上的纵目之人和昆仑(岷山)关系密切,他们应当是岷山地区的古部族共同的信仰.三星堆的纵目神像为鱼凫族的信仰,而鱼凫族同样源于岷山.     

三重证据法探知古蜀史事

利用文献、考古、社会性历史信息三重证据,证实<蜀王本纪>中古蜀时间跨度3500年的合理性,其中蚕丛至鱼凫三代约跨越2000年.由此发现鱼凫与杜宇王朝之间至少有800年的历史空白.根据地名线索,得知蚕丛、鱼凫属于氐人,处于酋邦体制下,未有巩固的基地,最后南下转移,销声匿迹.     

唐前地方史志的小说化倾向

唐前许多地方史志保存了具有小说性质的片段.这些丛蚕短语,一方面昭示了一个时代史书的新趋向,另一方面也为六朝文言小说的兴起提供了借鉴,许多小说得惠于"野史"而有新变,中国文言小说也由此与史乘结下了不解之缘.     

三星堆青铜人面像“纵目”研究

四川广汉三星堆一、二号埋藏坑出土的诸多青铜面具,均是人面"纵目".这种"纵目人",是寻找古蜀国踪迹的重要依据.分析及比较学术界的诸多观点,并结合大量实地考察后我们发现,"三星堆纵目人青铜像"属古蜀国氐人,其遗族可能是至今生活在四川平武、九寨沟县及甘肃文县的白马氐人.他们在语言、服饰、舞蹈、婚俗等方面与藏人迥异,而同古文献记载的氐人的习俗相同.另外,白马氐人的面目特征和白马人祖传的"曹盖舞"三目神面具都与三星堆青铜面具的纵目特征非常相似.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古蜀国的蚕丛、柏灌、鱼凫是氐人部落中的一支--白马氐的先祖.     

鱼凫时代是古蜀社会转型期

古蜀有蚕丛、柏濩、鱼凫、杜宇、开明几个王朝,其中鱼凫时代位居第三。古蜀各王朝传说信息条数分别为4、0、3、11、14,鱼凫时代是一界线。据《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蜀志》,古蜀历时三、四千年,与新石器时代考古结果相合。前三代历时约1500年,后两代历时仅500年,故鱼凫与杜宇之间并不衔接,中间且有上千年的空白。据《山海经》知,鱼凫族实受颛顼族迫害而逃亡。从地名线索得知,此族沿岷江南下,再沿长江东至鄂西。由此可见鱼凫时代为古蜀社会转型期。     

蜀字源于瞽矇考

对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考古资料与相关文献的宗教学研究表明,"蜀"字的起源,确实非如许慎《说文解字》所说的来自对"葵中蚕"的观察描述,而是植根于古蜀祭祀系统,产生于商朝人对古蜀祭祀系统中的盲巫觋和大目神像之瞽矇睅目与跽坐体姿等突出特征的观察;"蜀"字是对这些最突出特征的简约集中的象形表达。这一结论本身又可以进一步对三星堆遗址坑的古蜀文化定性认识构成支持。     

圣山:成都的神话溯源--《山海经》与神话研究之二

成都最先是居住在岷山的古蜀人(即蚕丛氏、蜀山氏)崇拜的圣山,它和昆仑、岷山虽名异而实同,都是沟通天地的天梯,亦即天柱.古蜀人内迁成都平原后,"名随主人",他们将新居地亦命名为成都.而"圣山崇拜"对古蜀文明有相当大的影响.     

句吴土著居民的文化特征和泰伯的"端委"以治

商末,泰伯奔之江南.在江南蛮夷土著文化模式中,"裸国"、"黑齿雕题"和"断发文身"等是这一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泰伯"端委以治周礼"表明代表当时先进文化的周文化对蛮夷土著文化的渗透和交融.现代考古实物的发现,使得对上述中国古代典籍的阐释遇到新的课题.     

禹铸九鼎传说谫论

<逸周书·度邑篇>有"九鼎"的记载,说明至迟在周初便有九鼎的流传.考古发现证明夏代已经进入铜器时代,"禹铸九鼎"传说是对这一时代的反映,古史辨派对这一传说所持的"近于神话"的态度不可取.九鼎所刻图案可能是螭龙一类的动物,夏民族尚九,从古文字字形分析,"九"当是"虯龙"形,这些可能都源于夏民族的龙蛇崇拜.<逸周书>中有两条关于商周之际九鼎变迁的资料,具有可信性.     

“鱼凫田于湔山”及其可能的地域

湔山是鱼凫、杜宇等数代古蜀王朝狩猎、种植、生产的重要地域,是政治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常璩(东晋291-361年)著《华阳国志》描述的"鱼凫田于湔山"的缘故和地域今天依然不十分清晰。笔者通过实地调研文献分析认为,"鱼凫田于湔山"有其特殊的历史缘故和地理位置。古蜀王国时期,王权更替,执行"禅而不传"的权利交接方式。从鱼凫到杜宇、再到开明王,事实上是"禅天下而授贤,退而养其生,此以知其弗利也"(《唐虞之道》第27号简)。就蜀王个体而言,不可能活数百岁,无论蚕丛、柏、鱼凫还是杜宇,都可能采取"转世"方式延续其王和神权,故才能"皆神化而不死"。周武王伐纣成功,在建立西周之际,下诏蜀国"天降杜宇",鱼凫被迫禅让王位,因此,"田于湔山"应发生在鱼凫王失去王位之后。另一方面,由于失去了王位,"鱼凫田于湔山"的活动范围相对狭小。"田于湔山"的有限位置,可能在当今四川省彭州市磁峰镇、小鱼洞镇,包括通济镇等周边一带。     

聚落考古及其在实践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在简要回顾聚落考古方法的历史基础上,重点就聚落考古实践中聚落考古单位的界定、共时性间题的把握等进行了讨论.强调从地层学和类型学入手,重视"活动面"的清理,并针对具体的学术目标灵活把握聚落考古研究中的"共时性"问题,是聚落考古研究中的关键.     

汉语“江”的词源辨正——与张洪明先生商榷

关于汉语"江"的来源,学术界主要有"外来说"与"汉语固有说"两种观点。"外来说"认为"江"源自古越语,"汉语固有说"则坚持"江"为汉语固有词汇,而历史文献、考古、地理、语言学以及民族学等方面材料表明,"江"并非汉语固有词汇,而是来自古越语;汉语中专有名词的"江"大约始于商代,普通名词的"江"则是汉语与古越语进一步接触、融合的结果。     

试论古蜀人的迁徙与西南各族的融合——兼析彝民族的形成

一、古蜀人的迁徒及与西南各族的融合 古蜀国居民是各民族的融合体,从执政者的变迁上就可以看出。蜀王蚕丛“居石室”、死作石棺,看来是一个石棺葬民族。蚕丛最初主要活动在青衣江,岷江上游一带。蚕丛氏部族的南迁西移当很早,起码是战国以前。到柏灌,鱼凫的时代,蜀人从事渔猎生活,鱼凫猎于湔山,主要活动在今灌县境内即岷江中游地区,鱼凫猎于湔山,得仙道,仙去,“蜀人思之为立祠。”这实际上告诉我们鱼凫部落又失掉了手中的政权,而率部迁往他处居住。既     

中国古代作家的“长安情结“

"长安情结"是中国古代作家基于长安与政治的特殊关系而生成的心理印象丛.作为古都,长安所具有的巨大的政治功能直接影响着古代作家的人生实践;作为心理印象,"长安"在古代作家的创作中发挥了激活情感、寄托理想的作用.透过"长安情结",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作家群体超越个人得失的忧国忧民意识,以及他们出于个人生存、发展的需求而对政治权力的依附与追求.     

“日常审美经验”与“感知星丛”——生活论美学的“建构性”

"日常审美经验"和"感知星丛"构成了生活论美学的"建构性"维度,体现出"生活世界"作为当前美学基本理论问题重建之根基的学理价值。借助马丁·泽尔对"显象"与"显现"进行的理论辨析,生活论美学可以对"日常审美经验"进行理论描述和界定。作为具备"特殊可能性"的日常经验,"日常审美经验"既不同于"日常感性经验"和"艺术审美经验",又具有审美属性,是生活论美学为当代美学理论拓展出的新领域。"日常审美经验"所内涵的"感知星丛"观,则为生活论美学反思单一感知霸权提供了价值支点,形成了重塑当代美学"介入"品格的内在契机。     

论贝青乔的诗歌

贝青乔是道成诗坛著名的诗人.本文结合他仗剑从军、黔地壮游和流离颠沛等悲壮传奇的诗篇,展现他在宗派林立的道咸诗坛独辟蚕丛的创新精神和经世诗风,并简析其诗歌的特色和他在近代诗坛上的地位.     

披榛步墟:曾侯乙墓制度与文化研究30年

曾侯乙墓是我国20世纪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自1978年曾侯乙墓发掘以来,国内外历史、考古、冶金铸造、物理声学、天文历法、音乐律学、古文字学、中西文化比较、科技史等领域掀起了对曾侯乙编钟的研究热潮.与此同时,对李学勤先生首次提出"曾、随为一国二名"说,历史学与考古学界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末这20余年是曾侯乙墓研究的第一个高潮期.     

阿波罗起源述略——"东方说"与"北方说"

阿波罗是古希腊神话中最为复杂、受崇拜最为广泛的神明.对阿波罗起源的探讨,"东方说"与"北方说"是两种重要观点.由于这两家学说相关证据的缺乏,兼顾阿波罗所体现的外来因素和希腊本土文明特征的"多起源说"的提法亦逐渐得到学界的认同,但对于阿波罗这位深刻影响着希腊宗教乃至整个西方思想的重要神明起源的进一步研究,尚有待于更多文献与考古材料的释读与发掘.     

大型原创历史剧《万古红山》观后感

谬改唐人刘禹锡《陋室铭》的一句,"山不在高,鉴史则名。"在中华大地上,名山奇峰多的是,而万里长城之北的这座因红色山石而得名的钟灵毓秀的秀珍峰峦,居然能名满天下,俯瞰群山,有9万平方公里的赤峰地区也因之而得名,这其中的道理就直接根植在红山先民留下的原始文化根脉上。红山文化被认识的时间并不长。20世纪初由日本人首先发现东蒙古地区原始先民生活遗存的信息,1938年由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出版了《赤峰红山后》,"红山"作为一个广大区域原始先民遗存文化的表征进入考古研究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