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家庭功能发展基本公共服务需求研究——以南京为例

21世纪的中国家庭面临着家庭小型化趋势明显,家庭形式多样化,家庭功能社会化趋势明显,夫妻关系进一步平等和家庭成员老龄化等发展趋势。南京家庭也呈现出相近的变化态势,家庭人口规模已由五普的2.92人/户降至目前的2.77人/户,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由＂五普＂的8.24%升至9.20%,达73.61万人,列副省级城市第5位。吴帆、李建明等人指出,在这样的家庭变迁背景之下,家庭需求与家庭功能的对应结构失衡,家庭功能供求的自我均衡机制失灵,家庭能力建设比以往更加依赖外部的支持。周全德、冯庆林指出中国家庭发展面临结构失衡、功能弱化、关系松散和制度环境制约等困境。因此,各级政府更应聚焦家庭核心功能,了解家庭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并据此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环境和制度支持,全面促进家庭发展能力的建设。2012年,     

促进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家庭发展能力是家庭凭借其所获取的资源满足每一个家庭成员生活与发展需要的能力。主要包括经济能力、保障与支持能力、学习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和风险应对能力。家庭发展能力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力、社会结构乃至民族生存有着巨大的影响,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兴衰,关系到促进社会和谐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促进家庭发展能力建设,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全面做好新形势下人口计生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提升家庭经济状况、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的重要基础,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两个百年"     

我国家庭政策的发展路径与目标选择

我国家庭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与欧美国家完全不同的路径。由于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背景和发展水平不同,我国家庭政策的发展方向与发达国家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与发达国家"去家庭化"的方向相反,我国家庭政策发展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家庭化",即基于家庭责任前提构建福利保障体系,通过强化家庭功能实现为公民提供福利和保障的目标。我国的家庭政策具有双重任务:一方面要补充社会福利发展水平低造成的保障程度不足,提升家庭自身福利供给和保障能力;另一方面要针对家庭变化产生的问题,调整社会福利配给和组织方式,扩大以家庭为生计单位的福利保障。我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要以提升家庭发展能力为重点,包括就业支持政策和供养家庭支持政策两大类。     

浅议新型家庭人口文化建设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了“要注重发挥家庭功能”的发展理念。与此呼应,国家人口计生委在人口发展和人口计生事业发展两个“十二五”规划草案中也提出了新的工作目标：一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二是强调家庭发展在人口发展中的作用,提出增强家庭发展能力、促进家庭幸福和谐。要提高家庭发展能力,     

代际支持的家庭主义基础:独生子女改变了什么?——基于内蒙古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家庭主义是反馈式代际关系的文化规范基础,强制性约束因素和自主性弹性支持因素构成了家庭主义的两个主要维度.本文利用问卷调查资料对家庭主义各要素的影响情况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家庭主义有利于提高亲代家庭获取照料资源的机会,但是作用方式在独生子女与多子女家庭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家庭主义对代际关系的影响正在从以约束性为主的模式转变为以弹性支持为主的模式,逐渐演变为一种非规范性的、非刚性的、以子代和亲代资源、需求状况为基础的互动模式.家庭人口结构和外部社会经济条件所导致的资源结构上的变化为家庭主义的变迁提供了可能条件.     

江苏流动人口家庭生活现状、功能及发展研究

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和深入访谈资料,本文对江苏流动人口家庭生活状况、功能及发展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对象中夫妻双方或夫妻双方与子女共同居住生活在外出工作地的达72.8%.家庭平均年收入为(4.8±3.7)万元,96.5%的研究对象认为其家庭收入能满足或基本满足日常生活开支.家庭总的功能测量结果良好,平均得分为(2.08±0.36)分,但在户口、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居住情况和家庭成员协商解决大事的不同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江苏流动人口在基本解决生存问题的同时,主要面临着家庭发展问题,具体表现为:(1)技能培训不足,就业渠道单一.(2)劳动强度较大,返乡频率较低.(3)教育功能弱化,赡养功能缺失.(4)家庭保障有限,社会支持不足.为促进流动人口家庭和谐幸福,针对现存问题与发展需求,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家庭发展能力变化研究

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其发展能力决定了社会整体发展能力水平的高低,家庭发展能力测度是制定家庭发展政策的科学前提。文章构建家庭发展能力指标体系,运用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耦合分析方法对中国家庭发展能力进行测度,通过主成分分析确定家庭发展系统各指标权重,得出各子系统的发展指数权重。分析结果显示: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家庭发展能力的综合指数经历了稳步上升的过程,与此同时也存在家庭发展内部结构的不平衡性。家庭经济、家庭人口再生产和家庭生活发展三个子系统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家庭经济和家庭生活发展能力持续提升,家庭人口再生产能力逐年下降,使得家庭发展能力三个子系统协调度先升后降,家庭人口再生产能力的下降影响了中国家庭发展能力。中国家庭发展能力三个子系统耦合度不断提升表明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力加强,未来国家应着重加强家庭人口再生产能力建设,在教育、医疗、养老及税收等各方面给予家庭更多的精准扶持,改善家庭发展能力内部不平衡性,促进各子系统协调发展从而使中国家庭发展能力持续稳定提升。     

留守家庭：结构分化、适应与重构

城市化引发的人口迁移不仅影响到迁移者个体,而且影响到家庭本身。家庭成员的分离状况打破了原有家庭的和谐均衡状态．家庭子系统的功能受到影响：就夫妻子系统而言,由于关系疏离造成家庭边界模糊,负功能相伴而生：就亲子系统而言．因家庭边界模糊阻碍了家庭应对压力的能力,影响儿童的成长;就代际关系系统而言,亲代与子代的互动模式发生改变．老年人照料资源萎缩,代际互助中老年亲代付出增多。面对流动与分离,家庭系统在适应外在环境系统的过程中做出了调整：以家庭利益最大化为原则重新配置家庭资源,扩大亲属网络支持家庭,获取外部资源维系家庭运转．子系统与家庭功能在调整中得以实现．     

重构家庭功能保障体系

中国传统家庭担负着包括经济、抚养、赡养、教育、感情等各种功能,是一个功能的复合体。传统家庭中较多的家庭成员,以及父慈子孝、长尊幼卑等家庭伦理观念,维系家庭功能的充分发挥,对国家安定、社会和谐与家庭幸福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家庭人口规模小型化、人口老化、结构多样化和家庭人口居住分散化,特别是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淡化,家庭功能逐步弱化。家庭规模小型化人口老化,家庭养老能力下降。     

中国传统家庭养老的演进:文化伦理观念的转变结果

中国家庭养老功能的变化从现象上看是由于家庭构成的变化导致了养老功能的变化,而本质原因是文化伦理观念转变导致的家庭养老的协调费用变化。针对这种变化,从历史发展和中西比较两个角度进行文化伦理分析。部分养老职能虽然已从家庭组织中分离出来,但家庭作为养老职能的最主要承担者的作用并未降低,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加强。家庭养老有着很高的财政贡献度、传统伦理支持度和社会和谐贡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