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洋务思想中的船山哲学影响

郭嵩焘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是近代湖湘士大夫集团中研究与宣传船山思想的大将与旗手。洋务运动作为晚清士大夫面对西方文明冲击所进行的自强求富之政治改革运动,历来被认为是近代中国思想引进与对峙西学的重要一环。而郭嵩焘在推动洋务运动的时候,以船山实学思想作为方法论依托与理论参照来接续西学。在郭嵩焘的洋务思想中,体现了船山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之变革的思考,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中最具启蒙性的代表,船山的哲学方法论在郭嵩焘务实求变的洋务思想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思想与政治变革。     

郭嵩焘西学思想述评

作为晚清思想家,郭嵩焘清醒地意识到国家的强盛不能单纯依靠军事,而必须有相应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科技文化和风俗人心来辅成。为此,他对西方民主政体、教育制度和风俗教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的考察。郭嵩焘不仅敢于正视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而且对于中国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欣赏、接纳、学习西方政教、文化的胆识和见解,使郭嵩焘跳出了洋务派体用观的窠臼,在西学东渐的道路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思想的深刻和超前使郭嵩焘具有比同时代人更为高瞻远瞩的思想理念,也使他不可避免地成为思想解放的寂寞先驱。     

郭嵩焘思想评价

<正> 近几年来,随着洋务运动研究的深入,早期维新派思想与洋务派思想的关系问题,日渐为人们所注意,其中关于郭嵩焘的思想就是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试就郭嵩焘思想评价问题谈一点看法。一、关于郭嵩焘思想评价及早期维新派思想与洋务派思想关系的观点分歧对郭嵩焘思想的评价,在“文革”前没有展开讨论,一般认为他是洋务派的理论家。随着近几年洋务运动研究高潮的出现,郭嵩焘思想又被重新提出。文章虽然不多,但探讨较为深入。有人认为郭嵩焘对外主张妥协,但对内主张发展民营工商业却是非常进步的。又有人认为他是忧国忧民、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行者。他的思想水平已突破了洋务派思想的体系,他主张商民自     

新旧嬗替之初看西方教育--郭嵩焘考察西方教育之研究

洋务运动时期,新式教育兴起,可视为中国教育转型的开始.值此新旧嬗替之初,郭嵩焘受命出使英、法,亲身接触到了西方的教育现实.郭嵩焘受过完整的传统教育,于经史之学有很深的造诣;又以精通洋务著称,主张取法西洋,包括取法西洋的教育.这样一个具有变革思想的士大夫对西方教育的观察和思考,对于我们探索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初始轨迹具有重要意义.近年对郭嵩焘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对其教育思想的探讨稍显薄弱.笔者不揣浅陋,冀于此略尽绵薄之力,故草成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论郭嵩焘思想的前瞻性

郭嵩焘是近代思想史上前瞻性人物。他赋予古老的富强观以近代涵义;他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和世界文化的多源性,从一侧面对“西学东源”提出了批评;他是洋务运动的鼓吹者,同时又是洋务运动的批评者,他的本末观对洋务派“中体西用”论是一大突破。     

郭嵩焘教育思想刍议

郭嵩焘的日记、诗文、奏稿、专著、自传中蕴藏着丰富的教育思想.他认为学校教育关系到社会风气和道德水平的好坏,关系到洋务运动的成败,更关系到国富民强的大计;他坚持德智并举,重视实学,提倡"格致之学",关注艺术教育和体育:他主张广泛采用启发式教学,注重方法的多样性与灵活性,并对考试方法进行改进;他建议清政府多派学生赴欧芙留学.郭嵩焘的教育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而且对于今天的教育发展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洋务运动的批判者——郭嵩焘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郭嵩焘看作“洋务运动的理论家”,“洋务派内部的批评者。”通过对郭氏关于洋务运动以及中国近代化等问题的看法的分析,便会发现这一观点是对郭嵩焘思想的误解。一 19世纪中后期,“富强”成为进步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的共同追求。洋务运动为富强的实现提供了一条途径。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民族资本主义还处于幼芽状态的时候,洋务企业不管有多少应该批评之处,无可争辩的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象征。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领袖,不断实践并完善由他们开创的这种发展方     

知识·思想·信仰——郭嵩焘“回向三代”的理想诉求

三代是儒家政治追求的最高理想社会,素为儒家士大夫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回向三代"去追寻中华文化的元典精神,探索儒学的真实意蕴成为了历代儒家士大夫的坚定信念。郭嵩焘作为有着深厚儒学底蕴的儒家士大夫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他不仅以"三代之治"来批判当时社会存在的弊端,还以"三代之治"来观照西方文明,并把西方文明纳入儒学的框架内来考量。郭嵩焘"回向三代"的理想诉求体现了他对儒家最高理想的深层追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信仰,也表明了他的思想趋于返本与开新之间。分析和总结郭嵩焘"回向三代"的理想诉求,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既需要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更需要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转换。     

略论郭嵩焘的先知先觉

在中国近代史上，郭嵩焘是和“曾左彭胡”一道登上社会政治舞台的风云人物。虽然他的官运间阅远不及“曾文正”、“左文襄”之显赫，也跟与他一同被诏出山、　生出身的曾国荃相差悬殊；但他的先知先觉，他对当时世界的认识，特别是对西方文明的了解、却远远超过了他同时代的人，更是“曾左彭胡”儒家正统思想派所不能同日而语的。郭嵩焘的先知先觉，集中到十点，就是他通知夷情、明辨本末，第一个提出学习西方应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这些见解不仅超越了成、同时期大多数洋务派人物的水平，而且为他身后蓬勃兴起的维新变法思潮开了先路…     

朱熹解《孟子》“桃应问”章发微

朱熹《孟子》"桃应问"章解释围绕着"本于天理、验于人心"这一原则,主要从圣贤之心与圣贤之权两个方面论述了圣贤处事之道,与司马光、欧阳修、杨时、张栻等思想家的解释相比,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既讲天理又论人心,重在探究律法、政治的价值来源和内在基础;其二,反对一味求权、任意行权,重视"人情""人心"对天理与律法的证成,强调人、理、法的互动融合;其三,既论圣人之心又论天命人心,将二者置于一种互相制约又互动融合的关系中,为君主为政设定了法则;其四,圣人之心、天命人心与圣人之权统合于一理即五伦正理,并因人、因时各有表现形式,贯穿着"理一分殊"的理念。朱熹此章阐释涉及到"公共之理"在政治社会中的表达,可为深入解读朱熹的公私观提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