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光棍”的区域分布及其形成机制——基于村庄社会结构的分析

根据血缘结构与地缘结构匹配方式的差异，中国农村可以初步划分为南方团结型村庄、北方分裂型村庄与中部分散型村庄三种理想类型。村庄社会结构主要从婚姻的家庭支持度和村庄排斥度两个维度形塑“光棍”形成逻辑。具体而言，北方分裂型村庄父代对子代婚姻的家庭支持度最强，村庄社会对“光棍”的排斥度最强，“光棍”生成的概率最小；南方团结型村庄父代对子代婚姻的家庭支持度一般，村庄社会对“光棍”以结构性保护为主，“光棍”产生的概率次之；中部分散型村庄父代对子代婚姻的家庭支持度最弱，村庄社会对“光棍”较少排斥，“光棍”产生概率最大，“光棍”数量最多。对农村“光棍”区域差异的社会学分析建构了“光棍”研究的中层理论框架，对于“光棍”危机的社会政策干预具有重要意义。     

农户贫困代际传递阻断研究——基于家庭发展能力的视角

目前我国部分贫困人群正从暂时性贫困转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困,这将影响社会公平、稳定和发展。提升贫困家庭的发展能力,是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方式。基于CFPS数据库,构建了父代和子代成人数据库,分析了父代家庭发展能力对子代经济收入的影响。文中将家庭发展能力分为家庭策略、家庭功能和家庭禀赋三个维度。发现全国家庭的发展能力存在区域性差异,经济收入也仍然是当前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子代的经济收入从依赖父代家庭的强关系网络转向依赖家庭外社会网络,从依赖家庭代际财富转移到依赖社会就业实现发展;父代家庭从业的多元化和公共服务的更易获得也会提高子代的经济收入。应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减少人力资本流动的障碍、指导建立和睦的亲邻关系,从各方面积极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父代责任伦理调适与家庭养老法制优化

家庭责任伦理是指导农民代际互动行为的价值规范,父代是接力行为的行动主体也是子代反馈行为的评价主体,父代责任伦理影响农民家庭代际关系与养老秩序。城镇化背景下父代责任伦理进行了适应性调适,低龄父代延长资源积累时间,高龄父代克制消费需求,父代接力行为扩张。孝道话语在父代责任伦理调适下发生变动,孝道履责主体多元、孝道标准下降、孝道约束力弱化,父代为子代的反馈行为减负。为重塑农民家庭养老秩序,家庭养老法制融合孝道建构起有利于父代的保护话语,然而家庭养老法制保障力度加强却未同步改善农民家庭养老秩序,应然法律话语与实然孝道话语的分离是理解这一悖论的关键。家庭养老法制要立足于父代责任伦理的调适以及孝道话语的变迁,以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和父代主体意识为原则优化家庭养老法律。     

从“婚配”到“婚恋”：婚姻模式变迁与农村光棍形成——基于关中L村的实地调查

随着打工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农村婚姻市场形成和自由恋爱逐步兴起,由父母主导的传统“婚配”模式向子女自主选择的“婚恋”模式变迁。在开放的婚姻市场中,对婚姻资源的激烈竞争促使农民的婚姻责任发生了代际重塑,表现为子代在婚姻市场中负责恋爱找对象,父代承担婚姻消费支出。从“子代找得到”与“父代娶得起”两个维度分析农村婚姻缔结过程与光棍形成机制,可建构出农村的三种光棍类型。在紧张的婚姻形势下,为了应对婚姻压力,农民的家庭策略发生了重要变化：传统的小农家计模式难以应对婚姻的竞争性消费,倒逼农民主动进入务工市场;父代通过抬高婚姻支付来增加子代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农民生育观念随着婚姻压力增大而改变。     

代际责任视角下农村早婚形成机制及脆弱性研究——基于黔东农村的田野调查

我国主流婚姻模式虽然已转型为晚婚,但是在部分农村地区仍然持续存在早婚现象。基于黔东农村的实证研究发现,父代的低度代际责任是当地农村青年早婚不断涌现的主要原因,它在婚恋方式、生育观念和婚姻决策等方面都影响着早婚的产生。养育责任中的底线逻辑导致家庭规训的缺位,从而助长了青年自由恋爱的过早发生。教育责任中顺其自然的观念延缓了生育观念的现代转型,早孕倒逼结婚成为地方性知识。婚姻责任中的有限资源支持削弱了父代对子代婚姻的经济宰制,进一步强化婚姻决策的自主性。值得警惕的是,由于缺乏联结家庭生活的强整合与牢固的家庭情感,大部分早婚家庭难以长久维持下去,最后往往以成婚不成家而宣告结束。     

家庭责任场域对农户家庭策略和发展能力的影响分析——基于豫西L村的经验考察

社会转型激活和运转了家庭责任场域,推动了农民家庭策略的演变,也增强了家庭发展能力。农民家庭策略呈现出家庭成员劳动时间彼此嵌套的自我挤压、主辅工作相配合的效率最优配置以及基于人生任务考量的消费优先次序等特点。这一家庭策略生成的核心机制在于农民家庭责任场域。责任场域是由现代婚姻市场的高标准物质条件以及小亲族村庄社会性质影响下子代婚配的刚性目标进一步激活,并且是在夫妻、代际、代内不同责任类型的相互作用中组织运转,以催生家庭策略、增强家庭发展能力。但家庭责任场域强化后在迎合现代婚姻市场要求的同时,也再度延长了代际剥削链和加剧了本地婚姻圈竞争。     

父代压力模型：父代责任的一个解释框架

在中国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代际关系逐渐成为家庭研究的主题之一,但既有研究对代际关系中父代责任的内涵、结构及影响因素缺乏系统分析。文章引入父代压力模型作为父代责任的解释框架,将父代责任与父代能力之间关系作为研究切入点,并对影响模型的相关变量,诸如子女性别与数量、父代责任链条与实现的时空条件,时间跨度与不确定性等进行了分析。进而构建了父代压力综合模型,试图利用父代压力模型展现父代责任的结构性特征与总体性特点,为深入研究父代责任提供具有操作性的分析框架。     

农村代际关系情感化 ——基于城郊农村的调查

在社会转型期,农村代际关系逐渐呈现情感化趋势.通过对城郊农村代际关系进行田野考察,在三代视域中分析农村代际关系的变迁及其互动逻辑.结果表明:城郊农村子代与父代的关系表现为交往型代际关系,即以"资源投入-情感反馈"为核心的互动模式,并具有子代依附性、代际互动日常性与互惠性、价值整合性特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打工经济的兴起、计划生育后家庭结构少子化趋势、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城郊家庭"一城一乡"居住格局,共同构成交往型代际关系的社会基础.在交往型代际关系中,父代与子代形成多元互动策略,通过教养分离、亲密关系建构和互动均衡维持家庭代际关系的总体平衡.交往型代际关系是父代与子代共同调整的结果,具有高度情感性特征,有利于子代发展和家庭关系和谐.基于此,建议重新审视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及其平衡过程,以此理解社会转型中的家庭变迁.     

代际交换:隔代抚养的实质与挑战

隔代抚养是当下普遍存在于我国城乡家庭中祖辈参与或独立抚养孙辈的一种照护形式。根据祖辈投入到抚养孙辈的责任大小、时间长短及角色定位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部分转让,较完善替代”“部分转让,局部替代”“全部转让,局部替代”以及“全部转让,较完善替代”四种类型。隔代抚养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是理性互惠与利他主义原则的有机结合,包含了物质服务及心理在内的代际传承与代际交换。这种抚养方式促进了家庭人口的流动,增强了家庭代际互动,同时增加了家庭成员的角色冲突与代际矛盾,形塑出新型代际关系。为此,要抛弃隔代抚养剥削论或义务论而强化代际依存和互惠共赢观念,发挥政府在隔代抚养中的政策引导作用,积极整合力量开展广泛的社区照顾服务,增进祖辈老人的社会适应与社会融入问题。     

教育、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分析

良好的代际流动可以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家庭成员的教育和社会资本是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重要通道。文章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从教育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探讨两者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机理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男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代际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女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并未显著影响代际流动;尽管父代受教育水平并不直接影响家庭代际流动,但它在男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社会资本在农村家庭代际流动中的作用也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子代通过社会资本路径求职能够促进其向上的代际流动,而社会资本在女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并未发挥显著作用;进一步的区域比较研究发现,农村地区整体上的代际流动不明显,且一级地区、二级地区均呈现微弱向下的流动趋势,三级地区呈现微弱向上的流动趋势。由此提出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维护农村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加强农村乡风文明建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农民提供更多非农就业信息等建议。     

学前隔代抚养对农村儿童学业表现的长期影响——对家庭早教作用机制和教育能力调节效应的审视

基于黑龙江、河南、浙江、四川四省小学儿童问卷调查数据,探析学龄前这一农村儿童人力资本形成重要时期的隔代抚养经历对入学后学业表现的长期影响,考察学前家庭教育在"隔代抚养-学业表现"影响路径中的作用机制及隔代抚养人教育能力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隔代抚养对儿童学业表现的长期影响因隔代抚养人教育能力而异;隔代抚养人教育能力较差时,会对儿童入学后学业表现产生不利影响;随着祖辈教育能力提高,隔代抚养通过增加家庭早教频率对儿童入学后学业表现产生积极影响.随着全面三孩政策放开,隔代抚养现象可能进一步增多,建议加强对隔代抚养人的教育引导,普及学前家庭教育相关知识,提升隔代抚养教育质量.     

农村“代际剥削”的路径与机制

在城镇化的背景下,第二代农民工通过婚姻市场要价这一"倒逼"的基本路径,从父辈手中索取资源进行结婚、买房,实现小家庭在城镇的立足,并依托父辈的隔代抚养和其他后续资助完成人口和生产的再生产。对于第二代农民工的父辈来说,"续后"的家庭信仰使得他们仍然恪守责任伦理,村庄经济分化所衍生的社会性面子竞争则形塑了村民"虚胖"的生活逻辑,以保证其家庭和子代的延续与生活的体面和尊严,避免沦为社会的底层。     

城乡家庭:城市化进程中城郊农民的家庭结构转型

工业化与就近城市化、小农村社体制与家庭伦理共同型塑了城郊农村半城半乡的城乡家庭形态,即子代进城安居,父代留村务农。区别于新三代家庭结构,城乡家庭具有家庭结构弹性化、代际关系和谐化与家庭权力平等化等特点,并通过家庭责任的"双轨化"分配与选择性资源整合实现父家庭与子家庭的协调发展。     

农村彩礼变动的两重分析:婚配性别比结构与代际责任

城乡之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打破了农村传统通婚圈,农民在开放的婚姻市场中完成婚配。部分地区女性外流,出现婚配性别比结构失衡,形成本地婚姻竞争,并推动彩礼标准提高。婚姻压力是彩礼变动的外部条件,代际责任是彩礼支付的内在基础,彩礼变动是外部婚姻形势变化与家庭伦理共同作用的后果。不同地区婚配性别比结构不同,且代际责任存在差异,造成了不同农村地区的彩礼差异现象。彩礼变动可从婚配性别比结构和代际责任两个维度解释。     

作为代际剥削手段的彩礼——转型期华北农村彩礼习俗嬗变研究

彩礼是婚姻支付的重要形式,其变迁与农村社会的巨变紧密相关。进入新世纪后,华北农村的彩礼习俗发生了质变,彩礼本来是缔结婚约的标识物,也是代际之间均衡的财富转移方式,现在却变成了代际剥削的手段,子代借此向父代索要高额家庭财富,推动了彩礼数目的暴涨。彩礼性质的嬗变是家庭结构、家计模式和代际关系变迁合力型塑的结果,其中代际关系失衡是根本原因。     

家庭农场经营代际传递的实证研究

基于全国主要省份家庭农场的微观调研数据,利用数理分析的方法以及Logit模型研究家庭农场经营代际传递性以及经营行业的代际传递性.结果表明:家庭农场表现出较强的经营代际传递性,且家庭农场经营行业也存在显著的代际传递性;父代不同的经营模式会导致这种传递性的强弱不同,由强到弱依次为父亲经营农场、父母共同经营农场、父母至少一方经营农场、母亲经营农场;低人力资本家庭农场的经营代际传递性强于高人力资本家庭农场,大规模家庭农场的经营代际传递性高于小规模家庭农场.基于研究结论,建议相关措施需要关注家庭农场子代的现实诉求,优化家庭农场发展的配套措施,根据不同类型的家庭农场设计不同的支持政策,引导家庭农场创新式发展与转型升级.     

变色的嫁衣:作为代际剥削手段的彩礼——转型期农村彩礼习俗的性质嬗变研究

彩礼是婚姻支付的重要形式,其变迁与农村社会的巨变紧密相关。进入新世纪后,豫东农村的彩礼习俗发生了质变,彩礼本来是缔结婚约的标识物,也是代际之间均衡的财富转移方式,现在却变成了代际剥削的手段,子代借此向父代索要高额家庭财富,推动了彩礼数目的暴涨。彩礼性质的嬗变是家庭结构、家计模式和代际关系变迁合力型塑的结果,其中代际关系失衡是根本原因。     

“自主型”代际关系与农村养老秩序——基于川西平原S村的实地调研

调查发现,"自主型"代际关系逐渐成为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新动态,其主要特征为代际之间财产分配自主化、伦理责任低度化及情感高度关联化。自主型代际关系形成的结构性诱因是婚姻模式的情感化、村庄竞争的弱化以及相对健全的养老保障政策。其最直接的社会效应表现为代际之间在物质上既脱离剥削而情感上又温情脉脉,代际在"抚养—赡养"的关系中具有更大的自主空间,而非明确的权利义务责任关系。由此,农村秩序化自我养老模式得以形塑。     

农村劳动力外流背景下的家庭离散与老人自杀问题透视

劳动力大规模外流使得农村家庭结构的完整性受到极大冲击,许多离散型家庭出现。离散型家庭主要包括留守家庭、隔代家庭和空巢家庭。通过对豫东地区8个村庄自杀案例的实证分析发现,在这三种家庭类型中,老人自杀原因存在较大差异：留守家庭中老人自杀的主要原因是婆媳矛盾。在隔代家庭中,抚养孙辈的经济压力与对孙辈照顾的代际矛盾是老人自杀的主要原因。而在空巢家庭中,日常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的缺失是老人自杀的主要原因。因此,应根据离散家庭类型进行分类,针对不同类型群体制定不同的制度与政策,从而构建可操作性较强的农村老人关爱服务体系。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养老选择的代际差异及其养老脆弱性

通过对陕西安康地区15个村的大龄未婚男性或其父母进行深入访谈,采用扎根理论对51份访谈资料进行归纳,比较大龄未婚男性家庭两代人的养老选择差异,并基于养老资源可及性分析其脆弱性。研究发现,养老选择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儿子未婚虽然使得父代和子代养老脆弱性都增加,但由于大龄未婚男性仍承担了主要养老责任,对父代养老资源可及性的影响并不太大;未婚更导致子代养老资源的匮乏,且子代的养老脆弱性随着年龄增长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