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华北乡村中的“好汉”群体——以山西忻州为例

清末到民国年间,华北乡村中的＂好汉＂群体成员主要包括＂精英型＂、好赖型与＂无赖型＂,总体特征是凭借＂强力＂在乡村社会占有一席之地。他们或因有一定的文化休养,热心于公益事业,在乡民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赢得乡民的信赖;或因其身怀绝技,但从不欺压普通百姓,属于＂红道＂＂黑道＂的两路人,被乡民称为＂好赖人＂;或因其横行乡里,对民众利益构成严重的威胁,为民众所不齿。他们的行为对乡村社会产生着不同寻常的影响,＂精英型＂抑制＂劣绅＂不法行为的同时,还能最大限度地动员村民参与村政建设;＂好赖型＂既有维护乡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积极作用,也因其不良嗜好,对乡村社会的稳定产生负面影响;＂无赖型＂是乡村社会的破坏力量,一旦攫取了乡村权力,就成为一种典型的＂横暴＂权力。     

乡村社会的权利主体研究——以构建乡村的良法美制为目标

农民的概念已经变得十分模糊,从＂以权利意识为中心构建乡村的良法美制＂这一社会主义法治国目标讲,农民必须被限定在＂农业从业者＂的范围之内。如此以来,当代中国农村的权利主体就具有了非常值得关注的特殊性：当代中国农村的主力是48岁左右,一般都经过文化大革命等社会巨变洗礼。这一群体,被＂革命话语＂这一特异性化育涤除了传统社会的以＂礼让＂等规范为中心的道德理性。在改革开放后,又被以效率为主导的政治权威表彰追逐物质利益。     

网络“偷菜”与现代人怀旧的社会学分析

现代文化的变迁导致了现代人的认同危机,＂怀旧＂成了人们解决认同危机的有效途径之一。立足于现代人对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集体记忆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就成年人的网络＂农场偷菜＂现象分析,结论认为这是一种现代人认同危机下的文化怀旧,呈现的是大众、平民、草根化、网络性的文化怀旧特点,表现出的是现代社会大众对伴随他们成长起来的乡村文化的一种怀念。     

基层参议员与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建设

延安时期,中共通过重塑乡村权力结构主体而崛起的数量庞大的基层参议员群体,既是乡村建设的政治参与者,又是乡村建设的积极实践者。这种新的角色,使他们既能在新的制度框架内拓展乡村治理的社会权威,又能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乡村社会中的既有传统。作为民主制度的重要载体,基层参议员是乡村自治的主要力量。他们在中共强大的社会动员之下,以参议会为主要制度基础,将乡村建设与民主自治有机地结合起来,展开了一场全方位的乡村改造和社会革命并举的乡村建设运动。     

秦末汉初儒士之精神趋向

秦末大乱,部分儒士以群体形式坚守＂士志于道＂的精神传统,个别儒士则随时知变。汉初天下一统,儒士主体自觉意识增强,于思想、精神和政治实体等诸多层面提升儒学的文化理性和社会实践功用,使儒学与现实政治密切结合。汉初儒士政治存在意识的强化,彰显了一种新的精神动向。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转型

随着近代中国的大门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大量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他们在传播＂基督教精神＂的同时,还将西方近代的民主平等思想,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等近代思想文化带到了中国。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影响着中国,从而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结构,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转型。     

流动、巨变与理性:理解转型期 乡村社会的关键词 ———读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

60多年前,费孝通在对中国乡村社会进行深度观察与理解的基础上,写就了《乡土中国》一书。作为阅读和理解传统乡村社会的经典之作,书中所提出和论证的＂乡土本色＂、＂差序格局＂与＂礼治秩序＂等概念,至今仍是学者们认识和理解现代乡村社会的基础与前台。可以说,该书不仅为我们加深对传统乡村社会的理解提供了蓝图,也为我们认识现代乡村社会提     

汉魏之际中原世家大族文化活动探析

汉魏之际,以汝南袁氏、应氏,颍川荀氏、陈氏、钟氏等为代表的中原世家大族为了谋取政治利益,维护自身政治和社会地位,特别重视文化建设。他们在教育、经学、历史、文学及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他们不仅是这一地区文化活动的领导群体,而且是全国先进文化的代表。     

集体化时期的农民政治社会化分析

集体化时期的农民政治社会化沿着三条路径展开。一是土地改革导致的中国传统乡村政治形态的断裂为共产党改造传统农民,对其进行政治社会化打下了社会基础;二是人民公社集权体制为共产党对农民进行政治社会化提供了组织保障。三是日常生活政治化使农民在政治实践中获得了政治知识,提高了政治能力,完善了政治人格。经过集体化的洗礼,农民成为了＂政治人＂。     

文化振兴视角下西北民族地区村民自治的内在需求

民族地区文化建设是国家精神建构的一部分,也是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共性”和“个性”的关键因素。西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长期以来受到乡村民俗与宗教文化的交互影响,其乡村社会更加复杂,社会治理更加难以协调,随着现代经济社会对乡村社会的解构,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也发生了流失与变异,给乡村自治带来了新的局面。研究民族地区乡村传统文化的变迁以及乡村政治的新态势,分析当前乡村文化对村民自治的各种影响,通过对乡村政治的内在需求研究乡村文化的重建,寻找二者的契合与互构。     

20世纪以来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演进的文化谱系：文献检视与反思

文章从三个阶段对我国20世纪以来"国家"和"乡村社会"这两大主体的关系演进所构织的农村文化谱系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研究认为,文化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衍生的,共处于政治变革的世纪大背景中。在现代化的发轫期,当国家与乡村社会相对分离时,有组织的国家和有传统的乡村社会均产生了寻求变革的文化元素,这些文化元素的衔接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当国家高度动员和高度整合乡村社会时,国家文化显得强势而正义,原有的农村文化形似消解或者选择蛰伏。高度重合的国家与乡村社会必然产生巨大的张力,在国家回归公共文化引导者和公共文化服务者的角色,乡村社会成为孕育农村文化的主要主体之后,农村文化才可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这既是国内外学者研究形成的基本共识,也是百余年来农村文化衍生的基本脉络。当下的农村文化建设,应当予以借鉴。     

近代越南文化的变迁

近代时期,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是越南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时期。越南的传统文化发生了断裂,汉文化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较以前大大减弱,而以法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大举侵入。在这个东西方文化碰撞和交流的时代,越南进步知识分子意识到：如果想生存下去并紧跟世界的发展步伐,越南社会必须进行深刻的变革。在促进这一社会变革的过程中,越南知识分子非常清楚国语文字、教育以及媒体所起的关键作用,使它们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有效工具。在他们的自觉努力下,越南近代国语文学、宗教、建筑、音乐、电影、舞台艺术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新的生活方式也在越南社会中越来越普及。     

论中国古代“和”文化的生成与终极理想的设定

中国古代"和"文化,是在中国古代变化不已的特定时空中,在政治、经济、思想、科技等元素相综合的多元土壤中生成、发展的产物,还与起于夏、商成于西周的"天、王、民"学说有紧密联系。同时,中国古代"和"文化,立足于"天"与"人"及其关系,从对"天"的不同认识的角度分别设定了它的终极理想。     

宋代士大夫的精神风貌与传统民族精神

宋代以降,士大夫地位有明显改变。他们博学多才,疑古创新,身怀济世理想,积极参政议政,匡世救弊,挽救危亡,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风貌,对传统民族精神产生了积极的深远影响。     

经济能人治村情境下普通村民政治参与边缘化——一种类差序格局的分析视角

农村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日渐重塑着传统的村庄治理模式,经济能人治村成为乡土政治的新情境。经济能人治村在盘活农村经济、助推农村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村庄政治参与的失衡。以类差序格局的分析视角介入,可发现经济能人、非治理能人、普通村民在村庄权力秩序上形成了典型的＂差序格局＂,并由此导致普通村民在村庄政治运作的选举过程、治理阶段、利益分配中日趋显出边缘化的倾向,这与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经济能人治村模式及村庄治理主体实力差异等都有一定的关系。要确保经济能人治村情境下普通村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需从村民自治制度优化、能人治村模式完善、治理主体素质培育等方面寻求＂破题＂思路。     

论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及其现代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内涵丰富,其独具特色的＂仁＂、＂和而不同＂思想对于今天和谐社会的建设意义重大。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演绎发展历史中,其和谐观经历了身心和谐观、群体和谐观和宇宙和谐观的发展过程并一直影响到现在。正因如此,现代和谐文化与传统和谐思想才在碰撞中相互融合,找到了现代化的路径,即在扬弃旧＂和而不同＂的基础上立足现实、整合资源,为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和谐注入中国特色。     

以弱胜强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反思

我国优良的传统伦理文化和传统美德有很多,诸如尊老爱幼、助人为乐等。这些优良的传统文化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因为它们是使我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连接在一起的纽带。可以说没有这些传统的凝聚,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今天。但是,这些传统文化、传统思想,应该有选择的继承和发展。选择那些利于当今社会发展的传统文化,而抛弃那些阻碍社会进步的传统思想,弃其糟粕,取其精华。     

社会养老保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破解的难题

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涵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探求建立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其他保障措施相配套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阐述了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本质要求,分析了现行这一制度的基本情况和建立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可行性,最后重点提出了建立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思路。     

乌蒙山区农村社会转型与基督教的影响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任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应该强调五个方面——“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这些都密切联系到农村中新老价值观的碰撞、调适、整合,联系到社会转型。这当中,宗教作为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系统,宗教信徒作为国家公民,都是社会运动中的参与力量与资源。宗教、社会与政府三者之间如何互动,如何实现协调合力,推动社会发展？这成为了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本文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则,重点考察苗族信教群众聚居村寨,力图把握当前西部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中,基督教对新农村社区发展的各种影响,实事求是地提出“整合社会既有资源,发展农村和谐社会”的理论思考。     

论现代乡村人民调解制度的建构

随着乡村社会的逐步转型，以调解为主的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呈现日趋弱化迹象，严重影响新农村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在这种新形势下，有效整合本土资源，构建现代乡村人民调解制度就显得十分迫切。这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历史延续性的尊重，更是顺应乡村社会变迁，在制度上对传统解纷机制的一次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