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孝”伦理的法律分析

"孝"伦理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一直是维护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重要社会规范.孝伦理基于父母对儿女有养育之恩,强调儿女应当"事亲"、"敬老"以回报父母,由这种付出与回报的关系,可以清晰地看到蕴含其中的父母与儿女代际间的社会契约法律关系.而且,这一契约关系得到社会伦理道德和国家法律的强有力的保证.这一契约关系在古代传统社会里有其合理性,在当代中国社会仍有着符合时代需要的重大价值.     

"自我"与"他者":儒家关系伦理的多重图像

将儒家伦理化约为差序格局,认为儒家伦理不能适应陌生人社会,这种判断只是关注了儒家的血缘亲情伦理和礼的差别性待遇,而没有认识到儒家伦理的多重维度。事实上,儒家在人与人之间、在自我与他者之间还建立了普遍性的关系伦理、交往价值理性和相与之道,这种伦理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效,而且对中国现代陌生社会和陌生人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也是有效的。通过儒家关系伦理和相与之道的多重图像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医患信任模式

由于缺乏相应的历史条件,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类似于现代医学及相关社会制度条件下的"医患关系"和相应的"制度信任",但存在一种建立在中国文化传统、宗族和社区伦理秩序以及熟人关系法则之下的独特信任机制。在中国人的传统医学生活中,职业伦理、文化制度和亲缘伦理关系是建构医患信任的一般机制,地缘关系以及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社区共同体意识和社会舆论也起到很大的作用。病人与医生都被束缚在特定的关系场域和规则之下,依从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威和社会秩序,并在其中发展出具体的信任模式。     

游走的"边缘人":新时期乡族小说的新形象

游走的"边缘人"——流动农民是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出现的新型阶层。"边缘人"的兴起是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带来的必然结果,对"边缘人"的发现和书写,构成当代文学不可忽视的大事。忍让型"边缘人"经济地位的缺席预示了他们劳动价值的失范,"自我认同"型"边缘人"则通过自身的抗争努力寻求社会的认同。新时期乡族小说以特有的艺术形式反映了这些"边缘人"所表现的生存、伦理、价值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     

论戈迪默《新生》中的三重伦理关系

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的最后作品《新生》没有沿袭她以往作品的反种族隔离主题,而是讲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在后种族隔离时代获得第二次生命的故事。该故事向我们展现了当下南非人的生活,尤其是白人家庭错综复杂的伦理关系。本文以文学伦理学为批评视角,分析《新生》在特殊的伦理环境中体现出来的人与自然、人与他者以及人与自我之间相互联系而又相互依存的三重伦理关系。     

孝伦理与封建中国生产方式的关系探析

研究深广影响中国封建社会的孝伦理,有助于判识孝道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生命力。在中国封建生产方式及其所造成的人的依赖关系下,存在着产生、发展孝伦理的深厚土壤。封建生产方式决定了孝伦理的基本内容。孝伦理保护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推行、发展封建生产方式提供必需的政治、思想条件;从道德层面保障了封建社会农民群众实际利益需求的实现。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和血缘宗族聚居的人口状况也是孝伦理突出地存在于封建中国的重要原因。     

“进城/返乡”背景下新世纪乡土小说的乡村伦理关系

新世纪乡土小说家对乡村伦理关系的书写主要是在"进城/返乡"的背景下完成的。随着"民工潮"的涌动,乡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荒野化、空心化、隔代化、畸形化成为乡村社会的特征。乡村伦理关系书写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与以往乡土小说不同的面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夫妻关系,外出打工者与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的关系,返乡女性与留守女性的关系。作家们通过对"进城/返乡"背景下乡村伦理关系变化的反思,挖掘乡村伦理关系变化的深层原因,探寻乡土社会发展的可行路径。     

中国改革利益重心从"部分人"向"整体人"的转移

社会改革是利益关系的调整.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这标志着中国改革从侧重"部分人"利益转向侧重"整体人"利益,而后者要求同时关注劳动力使用和劳动力生产两个环节.在现代市场经济背景下,劳动力生产即教育已经成为发展生产的基本领域.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超越,逻辑上发生在这一领域.一方面,科学技术已经是第一生产力;另一方面,教育战略正在构成第一生产关系.     

中国古代都城空间形态要素分析——以唐宋都城为例

城市形态要素的研究是城市形态特征研究的基础。中国古代都城空间形态由路径、边界、区域、节点、标志物等要素构成,它们之间有着复杂的结构关系。古代都城形态要素的空间功能和价值理念在于实现都城的政治核心功能,表达都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中国传统伦理与哲学思想的建设理念。都城空间形态要素的变化受政治经济、社会伦理、文化思想等因素影响,并导致都城空间形态特征的演变。     

人对自然的伦理关系何以可能

人对自然是否有伦理关系?这一提问内蕴着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人对自然是否可能有伦理关系?二是人对自然具有怎样的伦理关系?三是人对自然是否应该有伦理关系?人对自然的确具有伦理思维与伦理实践的能力,但其伦理关系的内容应是最有利于人类利益的生态平衡规律.它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周易》女性伦理析论

《周易》包括《易经》《易传》,经、传有着不一样的女性伦理价值观。《易经》女性伦理呈现国家、社会、个人伦理多层次和多样性的格局;而《易传》倾向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妇妻社会伦理,体现了统一性,并对这种统一的女性伦理接通天人之际,凭借形上的根据以证成其合法性和合理性。《周易》的这些女性伦理观,是我国古代女性伦理的重要理论来源,对于后世的女性伦理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今人在分析《周易》女性伦理时,应当坚持经、传相分的观点,才能准确地把握其女性伦理观。     

论周公与和谐文化传统

周公建立的以"德"、"孝"为核心价值的伦理道德体系、以"礼"、"乐"为载体的社交礼仪制度,以及"德治"、"仁政"的政治模式构成了中华民族和谐文化的基本框架,并直接为儒家所继承和发展,成为影响整个中华民族文化性格和历史发展的深层根源。     

“以德配天”与“以人为本”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思考的重要问题。商周之际，为了解释周代商政权的合法性，产生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念，在此基础上周公提出了“以德配天”的重要思想，开启了神权政治观向道德政治观的转变。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奴隶制的瓦解，“公室衰微”．人的主体地位上升，“以德配天”思想被诸子发展为“以人为本”的政治观和系统的民本思想，从而使中国政治文化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研究先秦政治伦理，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借鉴意义。     

周人伦理文化观的核心、表现和特点

伦理文化观的核心是道德观。从周人对“道”和“德”的理解可以看出他们的道德观。周人的“道”、“德”观，不仅包含着对天道、世道、人道的信仰、体认和遵从，而且包含着对传统道德、现实道德和理想道德的兼顾整合。周人的伦理文化观表现为观念、行为、制度和器物。周人伦理文化观的特点是政治化、礼乐化和理论化。     

管仲的伦理思想初探

管仲的伦理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基本上是维护传统的道德观念,核心是“礼”,但管仲所维护的“礼”已与传统的“周礼”相去甚远;“仁”是春秋时期的新道德观念,虽然不能肯定管仲一定提出过“仁”的概念,但其思想中的人本主义精神却为“仁”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管仲对伦理学最大的贡献是他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道德基础论。     

论商周君权思想的变化

商以前君权合法性的根源在于“帝” ,但也存在君为民设的观念 ;“帝”与民是通过君来沟通的。至周“帝”的权威性动摇 ,产生了“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的观念 ,以民为基础把天帝、君、民联系起来。在君权的传承上 ,商代早中期虽有嫡庶之分 ,但嫡长子继承制并未确立 ;商代末期嫡庶之分才清晰起来 ;周人严格实行嫡庶之分。随着商周社会的剧烈变动 ,君权统治由外在对天帝的依赖走向内在的道德自律     

《管子》的工程伦理思想述评

工程伦理思想是《管子》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工匠职业伦理上的“诚工”“毋作淫巧”等职业规范,职业伦理教育上的“四民分业而教”的教育模式,工程管理上的“以人为本”的伦理价值取向,以及工程与环境关系上的“人与天调”的工程伦理观。这种古代的工程伦理思想,在今天仍有重要价值。它不仅从理论上对我们立足本土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的工程伦理学有很大启示,而且对我们在实践中开展多种形式的工程伦理教育,正确处理工程与环境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的“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中国古代“和”文化的生成与终极理想的设定

中国古代"和"文化,是在中国古代变化不已的特定时空中,在政治、经济、思想、科技等元素相综合的多元土壤中生成、发展的产物,还与起于夏、商成于西周的"天、王、民"学说有紧密联系。同时,中国古代"和"文化,立足于"天"与"人"及其关系,从对"天"的不同认识的角度分别设定了它的终极理想。     

清末民初小说话中的几个理论热点

清末民初涌现出来的小说话,数量众多,色彩斑斓.本文就当时小说话中较为集中讨论的有关古与今、中与西、"新派"与"旧派"之间关系的问题作了述评,反映了当时不同观点的冲突与调和.民初的小说话多为"旧派"小说家所作,他们指摘"新派"文学家的偏颇与问题,呼吁新旧两派"和衷共济",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未真正形成"和衷共济"的局面,值得令人深思.     

试论先秦儒家的犯罪学思想

中国古代的犯罪学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夏商周三代时期。先秦儒家承袭了前代的犯罪学思想 ,但又予以改造和发展。先秦儒家的犯罪学思想是世俗的思想理论 ,这一理论摆脱了神权的束缚 ,以民本主义的观点对犯罪问题进行了诸多探讨 ,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曾有深远的影响。先秦儒家的犯罪原因理论、先秦儒家的犯罪防治主张以及伦理(道德 )与犯罪之关系三个方面的问题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