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传统社会文化中的兵

秦汉以后，中国社会存在一个游离于“四民”之外的“兵民”群体，他们在以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础，宗法家族为纽带，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社会文化中，缺乏合理定位，以至兵民阻隔，结构失调，使军人难以获得“四民”社会的认同。     

弓弩及其在赵国军队中的应用

弓弩是古代最常用的远距离作战武器。赵国军队,不论是其传统的步兵、车兵,还是“胡服骑射”后新建的骑兵,都装备了弓弩。为制造出先进的弓弩箭簇及刀枪剑戟、戈矛盾牌等作战武器,赵国建立了严格而完善的三级监造制度。弓弩箭簇的先进,是赵国军队在战国中晚期具有强大战斗力,能够纵横诸侯、屡败匈奴与强秦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代巴里坤屯田述论

巴里坤地处新疆东部，清政府选择在此处屯田，不仅可解决新疆驻防军队的军粮问题，而且可减少从内地长途运粮的费用，故此，巴里坤成为清朝初期在西路屯田的核心区。清政府在巴里坤推行了兵屯、民屯、犯屯三种屯田形式。清代巴里坤屯田对清朝统一新疆、加强西北边防、巴里坤经济发展等方面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

一新军原起军队是国家机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反动军队是保护旧制度最顽固的工具。满洲贵族早年凭借八旗和继起的绿营统治了中国,到后来,八旗和绿营日益腐败,他们为了镇压人民革命运动、继续维持其封建专制统治,对军队进行了多次变革。清朝军队的变革,据《清朝续文献通考》兵考二中说:“我朝定鼎中原,当时所用仅止八旗劲旅,而已无敌于天下;其后额设绿营制兵,多或六十余万,少亦五十余万,较之八旗,不啻倍蓰。乃粤匪、捻匪、川匪、回匪之乱,制兵竟不足恃,于是加饷挑练,而有练军;招募勇丁,而有湘军、淮军、毅军;及日本之役,练兵练勇又不恃,于是仿照西法添设新军,而有袁世凯、聂士成两军,及湖北之洋操队、江南之自强军。”这一段话,概述了清朝兵制变革的三个重要过程:一是前期的八旗和绿营,是代表清     

试论19世纪中期清朝军队的演变

本文以 19世纪中期战乱之际的安徽为中心 ,厘清了“兵”、“勇”、“团勇”与“练勇”的概念 ,并从“勇营”、“练军”到“勇营留防”的发展过程 ,探讨了清朝军队的演变及与基层社会武装的关系 ,进而提出清末基层社会武装及代表人物由之进入并留驻上层政权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晚清练军中的集权与分权之争

练军,是晚清军事制度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也是“同光中兴”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它又是同、光年间中央与地方势力、清朝贵族与地方督抚争夺的一个焦点。 练军之起——用兵抑或用勇之争 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军以疾风扫落叶之势,横扫了大半个中国,几十万“八旗劲旅”和绿营制兵望风而溃,“不但不能收一战之功,且不能为一日之守”。这时,以曾国藩为首的在野乡绅们,别创一套全新的招募、营制、饷章和思想灌输法,拉起了一支全然不同于制兵的湘军,并很快就显示出它比八旗、绿营具有更多的优点,更有战斗力。咸丰末年,勇营已在实际作用上完全取代了制兵。到同治初年,太平天国与清朝之间的胜败之局渐露端倪,于是,在清朝统治集团中,中央的贵族显宦们和地方的督抚将帅们都在盘算,在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用哪一种军事制度来维持     

论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超大计划”

“超大计划”是美国尼克松政府在越南战争结束前向南越实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援助计划。该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在美军撤离前最大限度提升南越军队战斗力,使其代替美军承担主要作战任务,最终实现越战“越南化”。这项计划的顺利实施,不仅在客观上加速了美国撤出越南的进程,还因为该计划涉及美国与其他盟友之间的国际合作,对美国与其他盟友的关系和地区局势也产生了辐射影响。     

兵民是胜利之本

一进行革命战争的依靠力量是什么?赢得革命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是什么?这是从事革命战争或进行革命战争的准备所必须解决的带根本性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毛主席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回答,他说:“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在《论持久战》这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著作中,专门用一节来论述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问题,指出军队和人民的进步,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样一个强敌的最根本的两个方面。毛主席的这个思想,在当时大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     

八旗兵同太平军作战述略

八旗是清朝经制军队之一,从它产生,发展到灭亡,前后经过了三百一十年(1601——1911)。目前史学界不少人认为,八旗从康熙平定三藩之乱起就衰落了,此后便成为一个贵族纨祷子弟集团。笔者认为,八旗战斗力削弱,组织纪律涣散,只是清中叶以来八旗的一个方面,也应该看到,清朝后期,尤其是太平天国时期,清廷仍然征调了大批八旗兵同太平军作战。八旗官兵在这场关系清王朝生死存亡的搏斗中,拚死力争,顽强抵御,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是八旗的另一个方面。本文企图对八旗兵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及其地位,进行初步探索。     

地方学者的“兵要地志”新论点

兵要地志是军队根据作战需要,对某一地区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因素的现实与历史情况及其对军事行动的影响进行综合论述和评价的一种参考资料。地方学者沈克尼在《固原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撰文《我国兵要地志源流概说》认为,“兵要”一词最早见著于史籍的是《左传》,“地志”一词始于西汉。而“兵要地志”之称在我国的出现和使用则在民国初年。文章以“兵要”与“地志”的考论为始,叙述了我国兵要地志由明代军事要地志的雏形,发展到清代末年的“地理兵要”,直至现代的兵要地志的历史过程。     

北宋“冗兵”析

北宋军队“衣食天子”、“不耕而食”,给国家财政造成极大负担,因而使“冗兵”问题成为引人瞩目的重大问题;由于士兵的职业化、终身化,军队有进无出,形成了一支由老弱残疾组成的非战斗兵种——厢军,是积兵成冗的基本原因。这一切正是唐宋之际土地占有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在军事领域中的反映,是“兵农合一”的征兵制被“兵农分离”的暮兵制所取代的必然结果。透过北宋“冗兵”问题的种种现象,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汉书·艺文志》兵形势考

《汉书·艺文志》将兵书划分为四种,其中的兵形势,有学者认为是讲求军事行动运动性、灵活性的一个流派,有学者认为就是战术,但从先秦典籍来看,形势之"形",主要是指编制实力的组织管理,并兼及作战部署,而"势"则是潜在的预期效能,即编制实力经"形"的有效组织管理而转化成的战斗力。从《汉书·艺文志》看,《兵书略》对"形势"的定义与列入兵形势家的《尉缭子》《蚩尤》等书都与军队组织管理有关。从学科体系结构看,兵形势是类似于近现代"军务"职能的专守之事和专精之学,是传统兵学的四大分支之一,故兵权谋作为总的战略方针与战术方法,在整个兵学体系中发挥统摄作用,而形势、阴阳、技巧分别在治军众、通鬼神、管器械三个不同向度上支撑着权谋的实施。     

北宋乡兵征募制度探究

北宋时期,北宋政府征募了大量乡兵协助禁军戍守和作战,特别在边境地区,乡兵规模十分可观.乡兵的征募分为征籍制和招募制两种.征籍制属于强制性义务兵役制,招募制则有募兵制的特点.征籍制乡兵数量虽然庞大,但与政府的经济利益关系松弛,很难激发其战斗力,徒有虚名.北宋政府通过授田等方式招募的乡兵与政府的经济依附关系紧密,因而战斗力较强,北宋中后期,招募制乡兵的军事地位逐渐提高,成为北宋王朝巩固边防的重要力量.     

对太平军的历史考察

太平军在早年 ,分别男营女营 ,实行圣库制度 ,纪律严明 ,战斗力甚强。后来 ,成员日益复杂 ,粮食供应困难 ,男女混杂 ,纪律日坏。太平军兵由将招 ,饷由将筹 ,形成以家族为核心、以同乡为外围的大大小小的集团 ,较清军的绿营兵有较强的战斗力。久而久之 ,其弊端也突出显现 ,各集团之间互争雄长 ,互相仇杀 ,损失惨重 ,成了太平天国终归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先秦儒家邦交思想摭要

先秦儒家邦交思想主要有以下方面:以“和而不同”为基本准则,主张“以他平他”,反对“以同裨同”;以“协和万邦”为价值目标,要求“表正万邦”、亲善近邻、尊重小国、救助贫弱;以“止戈为武”为政策理念,强调“国之安危在兵”,但力主“不以兵强天下”;以“以正为本”为攻伐救守的行为范式,提出了“惟义为可”、“惟民所止”、“惟道是则”等基本主张。     

北宋军法实际操作问题考察

北宋建立后 ,为了革除唐末和五代以来武人跋扈、骄悍难治的积习 ,逐渐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备的军法体系。北宋军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受整个政局形势的影响 ,一方面有效地维护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 ;另一方面 ,由于统治者在具体执法时存在着种种问题 ,以致到北宋中期以后 ,军政上出现了军纪不明、“将懦兵骄惰”现象 ,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 ,使宋军在与周边民族的冲突中一直处于劣势。这是最终导致北宋王朝虽然没有亡于“内患” ,却亡于“外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论人的近代化与梁启超的‘新民’理论

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在器物、政治近代化失败之后,人的近代化则成了先进知识分子探讨的新课题。在这一条件下产生的梁启超的“新民”理论,通过塑造一个具有近代人意识、特征的“新民”形象来推动人的近代化,因而对青年一代从传统中蜕变出来,向近代人转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北宋军法基本内容考略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支柱 ,而军法则是确保军队高度集权统一和加强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手段。军法作为创立军制的重要内容之一 ,受到我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众所周知 ,唐末五代之际 ,将帅士兵骄纵 ,“兵骄则逐将 ,帅强则叛上”1,武夫悍将成为政坛上的主角 ,因而军法对于在结束五代兵变、篡权局面之后建立的北宋王朝意义更为重大。建国伊始 ,宋太祖即着手整顿军政 ,制定新的军制 ,史称“凡其制 ,为什长之法 ,阶级之辨 ,使之内外相维 ,上下相制 ,截然而不可犯者 ,是虽以矫累朝藩镇之弊 ,而其所惩者深矣”2 。在这个新军制中 ,军法体系是极…     

清末在华教会、传教士的经济活动及其影响述略

以义和团运动为标志的清末教案问题,有着深层的经济原因。在华教会、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借传教之机,广泛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对中国传统社会小农经济结构产生破坏力,侵犯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各阶层的经济利益,导致清朝社会官、绅、民一体的反洋教运动。     

简论清代康熙时期的“新满洲”与“布特哈八旗”

清代康熙时期(1662——1722年),为了加强对东北边疆地区的封建统治,抵抗沙皇俄国的武装侵略,对分布在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流域以及库页岛辽阔山河之间的满族(女真)、索伦(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赫哲、费雅喀、库雅拉人等,在沿袭清初设“乡长姓长”管辖,采取种种措施密切他们和清朝中央的关系的同时,还按照“兵民合一”的八旗制度,将他们之中的部分居民,编组为“新满洲”与“布特哈八旗”。这对于加强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