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视域中文学经典构成的历史诗学问题

文学经典是文学史构成的重要基点。在互文性的视域中，运用历史诗学理论探索文学经典问题，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一是维谢洛夫斯基与巴赫金的本质主义的历史诗学观念，他们认为“传统”在文学中具有决定意义，文学经典由于承载着丰富的传统内涵，在历时的纬度上，它在与传统的互文运动中便呈现出永久魅力特征。二是海登·怀特的后结构主义的历史诗学观念，他在共时性文化系统中探索文学经典的建构作用，文学经典的力量体现在它与其它符码的跨文本的互文性关系之中。两种历史诗学观念构成对立与补充关系，它们从不同方面阐释了文学经典的永久性魅力。     

现代阐释学视野中的生态批评

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条件,但生态批评的批评对象并不仅限于当代意义上以“生态”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生态文学。生态批评可以发挥其阐释功能,重新分析和评价古今中外历史上描绘、反映大自然之美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经典文学作品。对经典文学的生态阐释应该把握好两个关键:一是要坚持“生态优先”,深入挖掘经典文学的“自然”内蕴;二是要正确把握阐释的“度”,避免过度阐释。     

民间与庙堂的融合与疏离——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关系新探

从民间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可以看出,最具民间意识的赵树理的创作与解放区规范的庙堂文学是一种既融合又疏离的关系.具体而言,在文学形式表层上,赵树理采用的民间文学形式很好地融合于解放区提倡的文学民族形式,但在思想精神深层面上,赵树理以表现人性启蒙思想的文学与功利主义的解放区文学又是疏离断裂的.从民间角度来重新审视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可以更加全面把握两者关系的本质,对长期以来把赵树理看作解放区文学代表的观点做出如实的纠偏.     

文学经典主义批判——兼答盖生先生

人类迄今为止的文学史,在总体上和本质上是一部经典文学历史。以经典为特征而组织起来的经典文学社会和经典文学时代,大体上是到20世纪的90年代中期才基本结束。也正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人类社会的文学开始步入了后文学时代。对于这样一个时代而言,在经典文学时代里所形成和铸就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观念,已经基本丧失了阐释功能和价值。必须重新思考对文学和文学史的理论理解,必须重新思考我们对经典文学的依恋情结。     

以“民族形式”写作“人民文学”的先河——论《小二黑结婚》的母题学价值与叙事学意义

母题学和叙事学带来的穿越思维有助于破除赵树理作品的“两极阅读现象”,有助于确立赵树理小说经典在中国现代叙事学建构过程中的地位与意义：《小二黑结婚》不仅隐含着赵树理对乡土中国的寓言省思,也为“人民文学”提供了新农民、新农村、新社会的想象母题;它不仅是赵树理“民间文学正统论”的创作实践,而且以“新评书体小说”的文体试验、“文腔革命”的语体创新、“细节现实主义”艺术手法等为中国现代叙事学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     

赵树理小说中的农村社会隐喻系统

以完整自足的乡村社会隐喻系统为参照,对赵树理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进行细致的叙事学分析,可以发现赵树理将"农民生存"与"农村革命"两种话语形式糅合在一起互动互融的内在理路.此举并不仅仅是以社会变迁直接验证文学流变,而是力图从小说艺术发展中透视某些社会变迁在文学领域的再现或表现,以及某些文化因子的变化,使小说内部与外部的阐释得以契合相通,进而探寻赵树理笔下"农民中国"图景的特殊内涵.     

文学经典:一个必不可少的参照系

对文学经典进行广泛和深入的阅读,是文学创作者以及文学批评家的必备素养,是普通读者提高文学审美和鉴赏能力的有效途径,也是人民大众感受民族文化、了解民族历史的一种方式.本文将参照当下文学现实,从文学经典对于创作者、批评家和大众读者三类人群,以及对于文学生态和整个民族所具有的意义角度,来阐释文学经典所具有的参照性意义和;;价值.     

价值论视野中的文学审美价值和交换价值

在当代,经典与非经典、作品与读者、印刷文学和类文学产品之间的审美价值关系应在价值论维度上得到重新审视。文学的特殊性在于,其交换价值本身具有一种"生产"的意味,审美价值是在以阅读为代表的各种价值交换活动中建构出来的。现实中文学交换价值的大小将吸引更多创作者提供更高水准的产品供应,读者的数量和质量将直接影响到文学审美价值的呈现速度。纵观文学史,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读者会交换自己对于某部作品的看法,这种意见交换促成了文学经典的诞生,文学的审美价值因此将转变成为功利价值,并从审美活动上升到道德伦理、社会文化、民族国家、甚至人类文明的更高层面上,此时文学的审美价值就是宏观意义上的交换价值。     

赵树理文学的表征危机

用表征理论省察、考量赵树理文学,会发现赵树理文学也存在着表征危机,具体表现为其作品中的"次要人物"如二诸葛、三仙姑、小飞蛾的文学性描写远胜于其"主要人物"如小二黑、小芹、艾艾等,而这些人物又是他所着力否定的。其主观追求同实际效果之间发生了严重的背反。造成赵树理文学的表征危机的原因是:缺乏相应的谱系、话语范型支持,同时也与他对民间"小传统"中的诗意存在的回避、拒绝、否定有关。结果:一、造成对民间小传统的"暴力改写"和严重的妖魔化;二、使非文学的政治理性不断在文学土地上强势"殖民",导致文学越来越可能趋向被政治简单改写的危机。     

论赵树理创作对农民立场的自觉持守

赵树理的创作不仅以农村生活为题材,而且也以为农民代言为己任。作为现代农民作家的典范,赵树理无论是在延安时期的大众化运动中,还是在建国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语境中,都坚持自己的农民立场。在当下文学日益疏离农民立场的文化语境中,重申赵树理创作对农民立场的持守应该是有益的。     

四种知识谱系的对话——以1940-1960年代赵树理的被接受情况为例

中国文学研究者对于现代作家作品的诠释,暗含了四种知识谱系的对话关系,即受到西方近现代文化思想影响而致力于"人的文学"的一脉,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评价标尺的一脉,海外汉学界以之为"中国"图景的外缘观察方式,以及既作为精神资源又作为创作材料、影响复杂的民间文艺。对于赵树理而言,最后一点是决定性的。以赵树理20世纪40-60年代的接受情况为典型个案,可以深入理解不同知识谱系之间的微妙对话,为深化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方法。     

民间性叙事:赵树理和他的乡村革命

本文认为 ,民间性叙事是不同于启蒙和革命话语的以物质生活为内核 ,以日常生活为表层的一种叙事 ,文章以此构筑了一个物质与革命、物质与民间诸人际关系及物质与民间文化的阐释空间 ,从而对赵树理文学世界的真相给以一种新的但又切合实际的阐释     

鲁迅与延安文艺思潮

鲁迅作为"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虽然已于1936年离开了人世,但其作为一个巨大的精神性的存在,仍然在延安的文化生活中发挥着精神核心的作用。正是在延安时代,鲁迅的新文化"旗手"的地位得以确立,并开始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随着鲁迅及其作品的广泛传播和弘扬,在延安曾一度形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价值观为圭臬的文艺思潮。但这股以"鲁迅"为标志的启蒙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却遭到了同样尊奉"鲁迅"的权威话语的强力阻遏。这一冲突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坚守鲁迅启蒙主义精神的萧军和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胡乔木关于鲁迅道路的"发展"或"转变"问题的激烈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是借重了"鲁迅"这一资源,并按照毛泽东思想的话语方式,实现了对鲁迅及其作品的新的阐释,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对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主导地位的占领。这不但启动并促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由"五四"启蒙文学向延安"工农兵文艺"的重大转型,也由此形成了一套至今还影响着中国的文学阐释话语系统。     

试论我国当代文学的人民性

一人民性是古代文学研究中必须遵循和运用的重要原则。对此,近年来赞成的人似乎是越来越多了。但是,人民性的原则是否适用于对当代文学的研究,学术界的意见恐怕就难以一致了。什么是文学的人民性呢?简言之,文学的人民性,主要是指作品对待人民的态度,表现人民的思想、感情、利益和愿望。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学,是为包括工农兵在内     

延安文学转折的逻辑起点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理论和政策上指明了延安作家实行文学转折的意义与措施,而作家如何摆脱知识分子的身份特点,完成向革命者即工农兵化的转变是文学转折的逻辑起点,作家的工农兵化过程直接影响到他们创作转变的实际进程。丁玲与艾青是延安文学转折中有代表性的两个作家。     

当代文学理论现状的批判性反思

文学理论作为文学经验、文学现象和文学事实的总结与提升,在今天出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悖论现象:追求理论对文学的阐释,反而忘记了自身到底存在的价值何在。于是出现了文学理论与文学理论之间的差异。区别的背后其实是中西方对待文学的思维方式的不同,即文学理论对文学作品是一种价值判断还是事实判断。这两种判断带来不同的审视作品的姿态:"应然"或者"实然"。"应然"将文学视为一种未完成的状态,对文学有着一种批评的精神;"实然"将文学看成"盖棺定论"的静止不再发展的对象,对文学是一种求知的姿态。我们认为文学理论自我迭代到今天,应该走向的是基于"对象"意义上的事实判断和基于"方法"意义上的价值判断的融合。     

反思与重释:“红色经典”论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类型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路标。对“红色经典”不能因为过去和现在对其“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简单化定性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从“现代性”文化传统的审美延续、历史化叙事的运行逻辑、文学经典性的特定范型、以“革命”为主导话语的美学法则、大众化的文体形式等方面阐释了“红色经典”的生成机制和创作形态。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确认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而是为了论证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经典形态的“红色经典”,其价值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文学解释学是一门复杂的艺术——接受美学原理及其来龙去脉

20世纪中期以来,接受美学是世界上文学方法论研究中被讨论最多、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它赋予读者以中心地位,强调文学作品的开放性接受过程,即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经验。文本只有在被阅读时才会被唤醒生命,而唤回的生命并不是原来的生命。作品的意义是文本和读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文学阐释是一种理解或领会的艺术,积极的理解过程是创造意义的审美体验。对一部过去作品的理解就是今昔对话,以达到今昔审美经验的融合。不管是康士坦茨学派的姚斯和伊瑟尔,还是穆卡洛夫斯基、英伽登和伽达默尔,他们的理论常能见出康德美学或黑格尔美学的影响;而理论中出现的一些矛盾,也常是二者之间的矛盾,即注重文学表达与注重文学内容之间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接受美学所倡导的范式转换具有颠覆性意义,然而它的不少见解很难在实际操作中兑现。只注重读者经验的方法,往往会过于简化审美客体。     

赵树理:具有新颖独创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为一切革命的文学艺术家指明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及怎样为他们服务的方向,并带来了,解放区文艺创作的新局面。其中赵树理的创作可以说是体现了《讲话》精神的典范工作.周扬称他为“一位具有新颖独创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①茅盾也高度称赞他的作品为“走向民族形式的里程碑。”②那么赵树理“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到底新在哪里,有什么独创呢?     

反阐释与过度阐释:文本意义的审美向度之变

作为文学阐释的两种主流形态,反阐释与过度阐释代表着文本意义异化的两种审美走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反阐释是对过度阐释的一种纠偏.无论是反阐释,抑或过度阐释都是对追本溯源的一元论阐释思想的消解,但同时抑制阐释的“泛元化”同样是文学阐释的终极目标,由此为阐释设定边界则成为文本意义延展的重要保证,而建构在文本意图基础上的阐释成为延宕文本意义的科学阐释形态,由此,为阐释设定边界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