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红军长征精神的历史体现与现代传承

两万五千里长征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工农红军抛撒鲜血所谱写出的壮丽史诗。福建是红军长征的重要出发地,福建特别是闽西地区为红军提供了人力支持和战略物资的后备支持。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宝贵的精神财富来指导福建新时期工作的开展。让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夺取新时期新长征的胜利而努力奋斗。     

藏族群众对红军长征胜利的贡献

1935年5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藏区时由于严格执行党的各项民族政策,赢得了藏族人民的信任和拥护。藏族的普通群众和很多开明的上层人士从人力、物力及道义上采取各种方式支援红军,为红军取得长征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文章从充任翻译、向导,搭起红军胜利的桥梁;成立地方武装,维护秩序、平定叛乱、配合红军作战;支援粮食、发展经济,解决红军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藏民参军,为红军补充优秀兵力;救护伤员、保护红军;运送物资、铺路搭桥等其他支援红军的活动等6个方面对藏区群众对红军长征胜利的重大贡献作详细论述。     

红军长征与近代贵州民族关系的变迁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交错杂居和少数民族成片聚居的省份,红军长征经过贵州不仅是一支军队的突围行动,它引发了贵州社会多方面的变迁,民族关系亦不例外.红军长征前贵州的民族关系形势是,一是少数民族众多,二是由于历史及现实的原因,民族关系紧张.红军经过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党和广大红军战士经过亲身经历,对中国的诸多民族问题,特别是少数民族的生存环境、风俗习惯等方面有了切身的认识.结合贵州少数民族众多的特殊情况,党和红军积极主动调整政策,积极制定并通过各种形式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对民族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政策与策略趋于实际与具体.基于红军长征在贵州等民族地区的一系列政策基础和历史经验,党的民族政策很快成熟与完善起来.     

永恒的纪念碑——对红军精神的探讨

红军长征已经过去80多年,长征精神作为红色文化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新时期研究红军精神,如何让红军精神与时俱进,从红军精神中吸取养分,激励我们继续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下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论甘、宁回民与红军长征

红军长征，历时两年零一个月，行程二万五千里，转战全国11个省区，是一个震撼世界的军事奇迹。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工农红军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它不仅是“人类历史上的独特壮举”，而且“成为人类坚定无晨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几十年来学术界对于这一重要事件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学者们纷纷从党史党建、军事学、历史学及民族学等不同角度展开深入研究。值此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本文试图拾遗补缺，拟从区域民族史的视角对红军长征与民族区域进步与发展等问题进行简略探讨。不妥之处，敬请各位方家指正。     

长征时期汉藏民族关系的深化发展及其对藏区社会的影响研究——以四川藏区为例

四川藏区是红军长征途经地域最广、聚集人数最多、停留时间最长、所处环境最艰险、最早建立少数民族革命政权的地区,红军在四川藏区期间,积极、妥善处理与藏区广大群众、上层人士的关系,汉藏民族交往进一步加强;积极帮助藏区群众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民族自治政权,努力建构民族平等的新型政治关系;四川藏区人民群众给予红军巨大的支援和帮助,对保存红军势力、支援红军北上作出了巨大贡献。长征进一步加强了四川藏区汉藏民族的密切交往,深化了汉藏两族的友好关系,对四川藏区社会的政治、社会、血缘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族群口头传统与红军长征时期民族政策的宣传动员——以贵州布依族红军歌谣为例

红军长征时期对民族政策的宣传动员显示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从理论走向具体实践,而如布依族红军歌谣这样的族群口头传统则是其中重要的地方渠道,与红军自身的宣传动员形成互联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在这些红军歌谣的文本与红军宣传的革命话语中都强调凸显了“同一与同体”这一核心概念结构,从而实现了意义的共通;另一方面,“同一与同体”的意义框架,会深化布依族群众对红军的身份认同、促成其革命意识的觉醒并发展为对红军革命理念的认同,进而在情感、理想信念等方面产生动员作用,指引着广大布依族群众积极投身于红军的革命斗争中。长征时期红军民族政策的宣传动员中所彰显的人民性、群众性的时代意蕴,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统战工作的开展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立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试论红四方面军对长征的贡献

红四方面军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支援和策应了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为党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提供了重要依据，对红军长征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红军长征在康区的“扩红”宣传及其成功原因试探

中国工农红军20世纪30年代长征通过康区时,面对汉藏隔阂、国民政府的"反宣传"、严酷的自然环境等困难,积极开展了"扩红"宣传工作。红军通过建构"认同"以获取藏族民众的支持,通过谈判、合作、俘获、感化等方式争取土司头人与寺院喇嘛,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康区社会的各方势力,推动了红军顺利通过康区。同时,由于康区的社会生产力限制、红军人数众多等原因,藏族民众为了红军的顺利北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红军长征过桂北时实施的民族政策及其当代启示

红军长征过桂北时,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桂北地区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制定了民族平等、团结、联合的基本政策.民族政策在桂北地区的成功实践,为红军长征经过其他民族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借鉴,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和党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探索.在新时代,必须继续深入实施民族平等政策,持续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创新民族政策宣传方式和载体,建立民族政策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坚持从少数民族地区实际出发制定民族政策,才能确保党的民族工作顺利有效地推进,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长征时期党在贵州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的实践

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长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团结少数民族,在各地宣传的民族平等口号和实施的民族政策,为新中国民族工作播撒了种子。贵州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命运的转折点。本文以贵州一省为例,梳理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平等团结、民族统战、尊重文化、救贫济困等民族工作,将贵州各民族人民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探索和实践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的建构,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贵州打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指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方向,凝聚了民心,为转战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石。     

红军长征在雪山草地的粮食问题

红军长征爬雪山 ,过草地 ,战胜人间罕见的艰难险阻 ,在世界军事史上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在雪山草地 ,由于自然的或人为的诸多原因 ,使粮食问题成为红军生存的首要问题。它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与红军的生死存亡。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 ,川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藏、羌、回、汉各族人民 ,以无私无畏的奉献和牺牲 ,大力支援红军 ,成功地解决了粮食问题 ,保存了革命的力量     

长征中的民族工作:成功实践与当代启示

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少数民族广泛接触、深入了解,较为全面探索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道路。长征中,面对民族矛盾、宗教问题与现实政治相互交织,中共中央设置专门的民族工作机构,制定了不同的具体民族政策,各路红军发布有关指示、决议、布告、宣言,张贴通俗、形象的标语、法规、口号、壁画,使少数民族了解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和政策主张。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的民族工作成功实践,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源头,将激励与指导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开展。     

口头知识的不确定性——以土城老人讲述的红色故事为例

民俗学把田野调查奉为圭臬,为了强调田野调查的神圣性,往往把来自田野的口头知识设定为"属于民众自己的""‘鲜活的""富于生命力的"文化传统,因而也就预设了口头知识不受质疑的免检特权.可是,我们在土城的田野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的口头知识都是不确定的.因此,口头知识难以作为我们了解确定性知识的推论依据.我们从口口相传的田野中看不到红军长征的真实面貌,只看到了不断变异的红色故事,看到了人们的口头传统.     

论红军长征中民族政策的运用与发展

1934年10月,受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影响,中国工农红军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失败,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长征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南、西南和西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艰难跋涉。为顺利通过这些地区,红军创造性地运用了我党的民族政策,既有力地保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同时也对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制定的民族政策进行了验证,探索出了一条实施民族政策的有效途径,丰富和发展了民族政策的内涵。     

红军长征在宁夏的丰碑──纪念纪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60周年

1935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宁夏西吉县将台堡胜利会师，标志着长征的结束。红军帮助建立回民独立师、预海回民自治政府，赢得了当地回汉人民的拥护。     

羌笛高奏前进曲

曾在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中作出了自己贡献的羌族人民,正以新的姿态,开始了新的长征。羌笛高奏前进曲。活跃在万山环绕、岷江之畔的羌族人民,在新时期总任务的召唤下,精神振奋,信心倍增。一些老红军战士表示: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路过这里播下的革命火种,照亮了羌族人民翻身解放的道路,使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同全国人民一     

论长征红军建立的回族革命政权的特点──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

红军长征途经回族地区建立的革命政权，具有组织形式的多样性、机关性质的民族性、活动内容的应急性、存在时间的短暂性、影响产生的深刻性等特点。     

忆红军长征在少数民族地区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政委肖华同志,曾随毛泽东同志率领的中央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过长征中的多次主要战役,参加了至今传为佳话的红军争取彝族首领小叶丹,借道大凉山北上的工作。本文《忆红军长征在少数民族地区》,是肖华同志应我刊约请而作。作者在文内忆述了党在早期和长征时,对民族工作制定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红军在长征中,身体力行,模范执行党的各项民族政策,遵守群众纪律,维护少数民族利益,解救人民群众的危难、疾苦,赢得各族人民的信任和拥护。文章还忆述了少数民族人民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热情支援红军,甚至不惜用生命帮助红军;红军走后,人民群众奋起斗争,以燎原烈火之势,英勇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等史实。红军在长征中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让我们学习红军长征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发扬红军与各民族团结友爱、共同战斗的优良传统,加强各民族大团结,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长征时期党在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领导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四川阶段是我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时期,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以毛泽东民族理论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民族领导力。中国共产党民族领导力实践体现在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四个方面,具备清晰的主体、内容和客体构成,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时期的民族领导力实践是党的民族领导力初步形成时期。长征时期党的民族领导力在四川民族地区的实践体现了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源自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民族领导力,也凸显出中国共产党民族领导力从民族独立到多元一体,再发展到共同体,凸显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领导力的人民性、民主性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