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医药学成就初探

西夏医学研究是西夏科技史研究领域内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 ,其主要原因是资料缺乏。《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公布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本文以《俄藏黑水城文献》(主要利用其中的文物考古资料即出土的医方 )及其他西夏文文献为主 ,结合相关汉文文献和藏文文献资料 ,拟对西夏医药学状况作比较全面的探讨 ,对西夏医药成就及其特点作一评价。     

黑水城所出西夏汉文入库账复原研究

《俄藏黑水城文献》收录有几组有关材植、胶泥、漫土等建筑材料的文书,有关学者已对其中若干文书进行了研究。本文认为以上文书的几十个残片实际上可分为材植行文和胶泥、漫土入库账簿两大类,并专门对入库账簿进行了复原研究,最后形成了西夏以年度为单位逐月逐日逐人逐组登记驮数并押印为记的入库账书式,推断其性质为西夏的年度专项物资入库账,年代应在西夏乾祜二年（1171年）或前后。其意义和价值主要有三个方面：入库账书式丰富了我们对西夏文书种类特别是汉文文书种类的认识和了解,对研究西夏文书制度尤其汉文文书制度具有原始史料的文献意义;账簿文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夏脚户的组织规模和运营规模,是反映西夏交通运输史的珍贵资料,是研究西夏库藏史的第一手资料。     

河北邯郸大名出土小李钤部公墓志刍议

西夏出土文献很多,但所见碑石较少。2013年9月,河北邯郸大名县陈庄村出土了一方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所立夏、汉文合璧"宣差大名路达鲁花赤小李钤部公墓志"。此墓志的发现增添了新的西夏文碑刻品类,是具有重要学术和文物价值的收获。鉴于此墓志是有元一代最早的一方西夏文、汉文碑刻,显示出元代西夏后裔的民族传承、墓葬特点和文化特色,具有特殊的文物和学术价值,十分稀见,建议定为一级文物。希望对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对出土墓志相关地区从民族学、社会学的角度予以调查,以便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西夏兵器及其在中国兵器史上的地位

本文以西夏文、汉文文献为主 ,结合考古文物资料 ,从种类、制作的材料、方法、规格以及配备、校验等管理制度几方面入手 ,拟对西夏兵器作尽可能全面的分析探讨 ,对西夏兵器在中国兵器史上的地位作尽可能客观公允的评价 ,以期对西夏兵器能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 ,对西夏兵制的研究亦能有所裨益。     

2010年西夏学研究综述

本文分十四个方面对2010年西夏研究成果进行了扼要介绍,认为该年西夏研究成果以考古、政治、宗教、文化、语言文字、民族为主,所用资料以汉文文献或以有汉文底本的西夏译本为主,西夏文文献研究力度不够.     

黑城所出F116:W115号提调农桑文书的考释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经1983年和1984年两次对黑城(蒙古语称作哈拉浩特,是西夏黑水城和元代亦集乃路的遗址)进行发掘,获得近3 000件各种民族文字的文书,其中汉文文书的数量最多,除少量属于西夏时代的佛经外,其余都是反映元代至北元初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文书.这批出土文书为研究当时的历史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虽然已经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但研究还有待深入.其中农牧类的F116W115号提调农桑文书反映了元政府重视种桑养蚕,在亦集乃路推行区田法和桑粮间作制等方面的问题.     

谅祚改制考论

谅祚改制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礼乐制度、衣冠器物、官制军制以及思想观念等,多为李元昊草创经营所未能及者,给西夏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依据现有汉文、西夏文文献和文物考古资料,经比较研究可知,谅祚改制是一次仿唐色彩浓厚的改制.     

俄罗斯国立爱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部馆藏黑城文物记述

190 8年 3月俄罗斯探险旅行家彼·科兹洛夫率领考察队首次到达黑水城进行发掘考察 ,1 90 9年 5月 ,科兹洛夫再次对黑水城进行发掘 ,两次共发掘西夏文物 3 0 0 0多件 ,其中包括佛雕像、画像 ,西夏文及汉文的写本、刊本 ,陶瓷 ,织物 ,金属制品 ,钱币 ,漆器 ,皮制品等。这批现藏于俄罗斯国立爱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部的西夏文物的发现在全世界引起极大轰动 ,掀起了一股西夏学研究的热潮。     

西夏“秦晋国王”考论

本世纪初,在我国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出土了大批西夏文文献和汉文文献。在汉文文献中以佛经为多数。其中有一种刻本《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经末有一篇西夏天盛十九年的施经发愿文,尾题记有职官名称“太师上公总领军国重事秦晋国王”①,但未记人名。在以前所能见到的西夏文和汉文资料中,也未发现西夏有关于“秦晋国王”这一封爵的记载。那么,这个在西夏中期权位显赫的重要人物究竟是谁呢?据笔者考证,他不是西夏皇室嵬名家族中的人,而是把持朝政近二十年的权臣汉人任得敬。为了说明这一点,还需要对发愿文本身和有关文献进行对照分析。下面首先引录部分发愿文:     

英藏黑水城文献社会文书述略

英藏黑水城文献现存于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 ,共计 70 0 0多件 ,上世纪初被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从我国黑水城掠走。这批文献主要是西夏文 ,也有部分汉文和梵文 ,文献年代可确定为西夏和元朝时期 ,保存有较丰富的社会文书 ,内容包括历书、医书、卜卦书 ,契约、账册、户籍册 ,律书、诉讼文件、官府呈文等 ,对人们认识西夏、元朝政治、经济、法律、民间贸易及天文医药发展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的西夏姓氏考证

文章在全面搜罗《中国藏黑水域汉文文献》中西夏姓氏的基础上,对其中元代黑水城地区的西夏姓氏进行了梳理,考证出嵬名、也火、小李、吾即、吾七、罗即、普珠、叶玉、兀南、兀那等蕃姓在西夏时期的西夏文、汉文写法,追溯了梁、李、苏、贺、杨等汉姓在西夏时期的使用情况,并对西夏姓氏在蒙元时期发生的变化作了简略论述。     

西夏文书史的建构--西夏文书研究之一

自从俄罗斯学者科兹诺夫1908年深入我国黑水城盗掘西夏文献之后,西夏学的研究逐渐兴起了一股热潮,到目前为止,出版学术专著和发表论文颇丰,但对西夏文书及其文书史建构的研究目前尚属空白.笔者大胆尝试,通过已经考证并公布的材料和研究成果,主要从西夏文书的体裁、载体、组织机构、作者等四个方面对西夏文书史建构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探索,基本理清了西夏文书史建构部分内容的脉络.     

关于西夏边防制度的几个问题

西夏军事制度的研究是西夏研究的薄弱环节 ,而军事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边防制度。西夏的边防制度比较复杂。本文以西夏文文献《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和《贞观玉镜将》为主 ,结合其他西夏文、汉文相关资料和当前研究状况 ,拟对西夏边防将领的选派、边防军的职责、奖罚制度以及边防制度的特点等具体问题作比较全面的探讨 ,以期有补于西夏边防制度研究     

西夏文《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再研究

《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是目前所发现的为数不多，兼具汉文、藏文、西夏文三个文本的西夏文献之一。本文在林英津女士《西夏语译（尊胜经）释文》基础上，进一步对英藏、内蒙古藏西夏文本进行梳理，结果表明各藏卷西夏文本《尊胜经》至少有9个不同的版本，分属于合刻本、单刻本、写本和石刻本四个系列。通过对题记及部分语言材料的对勘，可以推论，《尊胜经》的西夏文译本和汉译本据藏文本翻译而来。以此同期、同源性的藏文本、汉文本作为对勘材料而进行的西夏文藏传佛教文献解读，于西夏语言学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从《俄藏黑水城文献》看西夏文书的制作与保护

《俄藏黑水城文献》是由中央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联合整理、编辑的大型珍贵文献图书。该文根据《俄藏黑水城文献》,结合其他文献和文物考古资料,对西夏文书的制作材料和工具(包括文字、纸、笔、墨、砚等),制作方式(有抄写、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等),页面格式(包括栏线、界格、文面和页码等),装订形式(主要有卷子装、经折装、蝴蝶装和线订册页装等),以及西夏文书的封面和裱褙等问题作了全面的探讨。     

浅谈考古发现的西夏文献资料及其研究价值

20世纪出土了大量的西夏文献资料 ,主要集中在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 ,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夏文献资料匮乏的状况 ,为人们从总体上了解西夏文献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另外 ,出土的西夏文献材料对于传世的汉文西夏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一 )可以据以补充大量的新的西夏史料 ,使我们对西夏历史的了解更加全面、系统。 (二 )可以据以修正以往汉文西夏史料中的疏误。 (三 )可以据以考证汉文史书中对西夏历史语焉不详的记述。 (四 )可以据以印证汉文史书的记载之实。还为研究中国古代印刷史提供了新材料     

考古发现的西夏文献资料及其研究价值

20世纪出土了大量的西夏文献资料 ,主要集中在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 ,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夏文献资料匮乏的状况 ,为人们从总体上了解西夏文献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另外 ,出土的西夏文献材料对于传世的汉文西夏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一 )可以据以补充大量的新的西夏史料 ,使我们对西夏历史的了解更加全面、系统。(二 )可以据以修正以往汉文西夏史料中的疏误。 (三 )可以据以考证汉文史书中对西夏历史语焉不详的记述。 (四 )可以据以印证汉文史书的记载之实。还为研究中国古代印刷史提供了新材料。     

黑水城西夏汉文南边榷场使文书补考简

本文对黑水城西夏汉文南边榷场使文书录文进行了考补,指出文书中“银牌安排官”之“银牌”二字,当是西夏牌符制度中级别最高的一种,“银牌安排官”可能为中枢机构的派出官员或机构,认为后大庆三年（1142）文书的书式等与其他榷场使文书不同,故不宜将所有南边榷场使文书的时代统一定性为“后大庆三年”。后大庆三年（1142）文书中记载的“新法”,似可称为《大庆新法》,而非《贞观玉镜统》。     

创建黑水城出土文献研究新的里程碑

黑水城文书是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以后的又一次重大出土文献发现。对于这批珍贵文献,史金波从文物、文献和史料以及学术等三个方面对其价值进行探讨的同时,指出了在录文、定名和断代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并对黑水城出土汉文文献的研究情况作了探讨。白滨从文献出土地辨析与文献甄别、文献缀合以及文献残卷的拟题与断代等三个问题入手,以现有的研究成果为个例对黑水城文献整理与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作了解析。孙继民对文献的朝代构成和学科定名问题进行探讨后认为,黑水城文献的朝代构成中可确定的是唐、五代、辽、宋、西夏、金、伪齐、元(包括北元)诸朝;目前流行的"西夏学"一语不足以涵盖黑水城文献的性质,围绕黑水城文献而兴起的专门学问用"黑城学"或"黑水城文献学"定名更为恰当;此外,他还对"黑城学"与"西夏学"的关系进行了辨析。杨倩描认为,俄藏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不仅可以对两宋之际以鄜延路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史料作一定的补充,而且对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宋代制度、事件、人物的研究也有相当的价值。     

黑水城西夏汉文南边榷场使文书补考

本文对黑水城西夏汉文南边榷场使文书录文进行了考补,指出文书中"银牌安排官"之"银牌"二字,当是西夏牌符制度中级别最高的一种,"银牌安排官"可能为中枢机构的派出官员或机构,认为后大庆三年(1142)文书的书式等与其他榷场使文书不同,故不宜将所有南边榷场使文书的时代统一定性为"后大庆三年"。后大庆三年(1142)文书中记载的"新法",似可称为《大庆新法》,而非《贞观玉镜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