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配置的法理分析与立法抉择

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配置是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内容,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目的决定了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配置的制度目标。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股权设置包括成员股和集体股两种形式,而股权配置的客体应当为全部农村集体资产。成员股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参加集体收益分配的依据,其因包含了成员的个体价值而具有人身属性,故成员股不得流转、不得继承,且在成员增减时需对成员股进行动态调整。通过立法明确规定集体股的设置,可以发挥法律的教育功能,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集体所有制实现主体的观念强加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及相关主体,并纠正各界对农村集体资产股权配置中的“股”的本质属性的错误理解。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增减时,集体股可以发挥股份配置的“蓄水池”功能,从而避免成员股随成员变动而调整的复杂情况。     

股份合作制企业改制中集体资产的产权深化

股份合作制自产生以来 ,在我国各地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绩效 ,目前已成为农村集体企业和城市国有小企业改制的主要形式。但由于股份合作制是在没有制度设计的情况下 ,由群众和基层政府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而设计出来的 ,因此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集体企业在进行股份合作制改制中对集体资产的处置 ,即是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对集体资产的处置包括集体资产无偿量化给个人的问题 ;集体资产设置集体股的问题 ;集体股的归属和控制权问题等等     

关于乡村集体资产管理的再思考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中国入世使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地摆在人们面前 ,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大力推动经济建设。在大力发展乡村经济的过程中 ,如何正确有效地管理乡村集体资产非常重要。在我国目前乡村集体资产的管理过程中 ,存在的一些典型问题 ,如 :对改革的片面认识与指导问题 ;对改革后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不善问题 ;集体资产流失的问题 ;立法滞后的问题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实现对乡村集体资产的高效管理使之大力促进农村经济建设的途径在于改革、明晰产权、改善环境等。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的特别性与规则完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分配既是集体成员受益权与集体所有权得以实现的关键环节,也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正在制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核心内容。收益分配的特别性表现在：集体成员共享收益呈现成员内部的公益性,集体成员分享收益体现成员个人的私益性;以多元分配方式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多重综合功能。收益分配的特别性根源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公共性和成员身份性。就集体成员共享收益分配的优化而言,上缴的村委会款项、提取的福利费和集体股股息宜并入公益金;未达分红门槛的可分配收益与公积公益金的功能、性质近似,可将其转增公积公益金并参照公积公益金处理其结余。就集体成员分享收益分配的改进而言,劳龄股的设置应以劳动贡献事实为依据,主要适用于集体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并控制其占股比例;治理积分作为可分配收益的分红依据时应有分配比例限制;应完善新增集体成员优先购股权等规则,促进其平等分享收益。     

农民合作社资产收益扶贫：理论阐释与路径创新

农民合作社资产收益扶贫因其有效的制度安排,对于我国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接续推进减贫工作,以及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在厘清农民合作社资产收益扶贫基本概念与理论逻辑基础上,通过剖析贵州、重庆、内蒙古等地的实践案例,发现农民合作社资产收益扶贫具有协力推进、互利双赢、收益保底、联营联动等显著优势。针对目前合作社资产收益扶贫在管理机制、投资收益率、资源边界和政策协同等方面的现实问题,建议从完善组织绩效评估与风险保障机制、促进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明晰扶贫资产的产权归属、完善相关理论与配套政策等方面进一步提升农民合作社资产收益扶贫的实践效果。     

论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产权关系导致的新矛盾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原有的农村产权关系的一些弊端逐渐显现出来,文章全面剖析了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农村产权关系导致的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这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农村产权改革的必要性具有重要意义。     

深圳市龙岗区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对策研究

深圳市龙岗区建区10年来,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迅速壮大,集体资产总量不断增加,积累水平大幅度提高。如何加强和改善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是加快龙岗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项紧迫而必要的任务。本文在对龙岗区现行的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模式及其存在的缺陷进行实地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之上,从加强产权管理、运营管理、监督管理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的逻辑、进程及意义——基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的案例分析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实施股份合作制是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重要方向。基于制度变迁视角,通过对南海区集体产权改革实践的分析发现,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作为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传统产权矛盾是其内在根源,外部利润刺激是其诱致因素。农村股份合作制的改革目标在于解决集体土地所有者、承包者、经营者之间,以及国家、集体、农民之间在土地增值收益上的分配矛盾,改革重点是在明晰集体产权和集体成员身份的基础上,通过折股量化确认村民的股权和收益权。股份合作制改革不仅促进了农村生产实体和劳动实体的转变,实现了经济合作的"再集体",更强化了村社共同体意识,提升了村民的凝聚力,因而具有经济发展和社会聚合的双重意义。     

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的现状与改革路径——基于吴忠市盐池县20个村的调查

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本文采用问卷法和访谈法通过对吴忠市盐池县集体经济现状的调研,发现盐池县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不力,内源式发展不足,集体资产归属不明,集体资产僵化,特别是经营性资产存在闲置浪费的现象。本文根据中央文件的精神和地方的实践,总结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经验做法,包括清产核资、成员界定、股权设置与管理、建立健全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体制、选择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等改革步骤进行阐述,旨在为盐池县的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提供经验和启示,最终实现壮大集体经济,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目的。     

发展取向的资产建设：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扶贫实践研究——以P村“三区计划”项目为例

中国目前的反贫困策略,已经逐渐突破单纯的救济型扶贫,转向发展型扶贫,这一转变与具有发展取向的资产建设理念和发展性社会工作有所契合。本文基于发展型社会工作理论,分析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扶贫的链合性,并且以实际的扶贫实践为例,通过参与观察、访谈,并分析第一手调查材料,探讨社会工作帮助村民积累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扶贫实践。研究表明,发展取向的资产建设视角下的社会工作在乡村扶贫实践中发挥了独特作用,但其中也存在诸多困境与问题,需要从体制、政策等方面加以改进完善。     

共同富裕目标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困境及进路

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研究显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与共同富裕的多元化目标具有内在逻辑的关联性,有助于补齐共同富裕的乡村短板,是引领农民跨越贫困、迈向共同富裕的重要引擎。而拘囿于发展的非均衡性突出、资源有效供给不足、产权结构封闭和治理结构失范等因素的制约,当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整体发展仍较为薄弱。面向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以“飞地经济”为抓手,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着重盘活集体“三资”和扩大产权开放性,加速推动“政经分离”,促进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升级。     

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研究

金融扶贫是贫困地区顺利脱贫的重要手段,在分析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基础上实证研究了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的关系变化,结果表明:金融支持与扶贫政策对农村脱贫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在扶贫政策的影响下,金融支持对农村脱贫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变化趋势,在东部地区不存在显著脱贫效应,在中西部地区金融支持的脱贫效应显著存在。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扶贫力度,因地制宜推动区域间金融体制改革,深化金融发展在农村扶贫脱贫过程中的政策效应。     

中国农村多维贫困与精准扶贫

中国农村存在收入维度以外的其他维度贫困,且多维贫困程度较为严重,尽管在2000—2011年间农村多维贫困程度呈现下降的态势,但仍高于收入单维度的贫困程度。教育维度对农村多维贫困的贡献最高,其次是健康、生活水平和收入维度,资产维度的贡献度最低。动态来看,2000—2011年间教育和资产两个维度对总体多维贫困的贡献度不断提高,健康和生活水平两个维度的贡献度呈下降态势,而收入维度的贡献度基本稳定。中国未来针对农村的扶贫瞄准应从单一的货币贫困调整为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资产“五位一体”的多维贫困,要更为注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能力开发,以破除当前农村贫困日益显著的持久性和脆弱性特征,进而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的效率。     

后2020贫困问题初探

作为发展中大国,后2020中国仍然存在贫困问题。考虑到世界各国经验和扶贫成效,结合中国国情,应根据人的基本需求变化来确定新的贫困标准,这既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通常做法,又能够体现中国扶贫成效。扶持对象更加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解决难啃的硬骨头。扶贫战略应推动反贫困走向城乡一体,因为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低保和扶贫两项制度一体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能够为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贫困问题奠定基础。后2020贫困问题的政策取向可以是区域政策解决制约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外部约束,开发式扶贫政策提升一般贫困人口向上流动的能力,精准滴灌式扶贫政策解除特殊困难贫困人口的特殊困境,城乡一体化扶贫体系解决扶贫的“真空地带”。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县域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 2010—2019年全国 1486个县域的面板数据,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这一外生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对县域城乡收入差距也具有显著的收敛作用;在考虑模型适用性、遗漏变量、样本自选择等问题后,基于 PSM-DID模型等多种方法的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上述结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应在东部、融资环境较好以及财力水平较高的县域更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推动农村经济增长与加快城镇化进程,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缩小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渠道。     

财政支农资金的减贫增收效应分析

随着扶贫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传统的扶贫机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政府财政支农资金是贫困地区人口减贫增收的重要渠道,如何进一步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减贫增收效应,成为精准扶贫政策调整的关键。通过对31个省市（自治区）级地区的农村财政支农资金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无论是对全国整体水平,还是分区域考察,财政各支农资金项目都会对贫困人口减贫增收产生正向的积极作用,但区域间财政各支农资金项目的作用效果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对比发现,地区发展水平越是落后,社会性支农资金项目的减贫增收效应越强,效果越明显。应通过加大财政支农的资金投入,在不同区域差别化运用科学程序实施精准扶贫,加大农村财政教育支出,进一步完善财政支农资金扶贫工作。     

精准扶贫中的“援助诱惑”：问题、成因及治理

精准扶贫中的“援助诱惑”现象是指各类扶贫资源的大量投入对资源的各个利益攸关方形成诱惑,从而导致各方为得到资源而相互博弈的现象。它给精准扶贫带来的问题有：精英捕获问题、“扶贫依赖症”、腐败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究其原因主要有：中国扶贫制度中的人性困惑、乡村治理的“内卷化”以及能力弱化、贫困者机会以及权利的贫困、扶贫政策欠合理及基层干部的问题等。最后提出解决“援助诱惑”问题的几个针对性对策建议。     

乡村振兴视域下打赢凉山彝区脱贫攻坚战的对策思考①

今年初,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凉山脱贫攻坚工作,鼓舞了凉山干部群众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十九大提出的乡村 振兴战略是凉山脱贫奔康的行动指南。当前凉山彝区脱贫攻坚任务仍然很艰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助力凉山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思路是：促进产业兴旺,夯实乡村振兴之基,固牢脱贫致富之本;强化绿色宜居导向,改造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实现贫困农 民安居乐业;坚持乡风文明导向,移风易俗,培育脱贫致富内生动力;开展农村社会有效治理,根除致贫致愚的恶习,引导村民 健康生活;把生活富裕直接奋斗目标,狠抓基础民生工程,提升村民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为脱贫致富提供长久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