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种类的审视

证据种类是一国证据制度当然的构成要素,对待证据种类的立法处理方式是该国证据制度的重要特点.本文讨论了不同国家及我国港台地区证据种类的概貌,分析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证据种类制度的特点,剖析了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种类存在的困境,提出了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的重构方案.     

法定证据种类的解释视角反思——以刑事诉讼为中心的分析

法定证据种类的传统解释应当受到质疑。传统解释选择了一种“大诉讼”场域的解释视角,将证据保全资料与被保全的证据视为同一证据种类。这种观点模糊了不同证据种类之间的逻辑界限,导致人证类证据难以确定,助长了刑事审判证据运用的书面化、电子化现象,并使当事人一方形成的证据保全资料无法取得证据资格。要想突破传统解释面临的困境,必须将解释的视角转向审判场域,在修正证据种类概念的基础上,重新界定证据保全资料的证据种类与证据地位。     

环境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机制研究

环境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有序转化,对于加强环境行政执法与环境司法联动,强化环境刑事司法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环境污染证据提取的专业性和及时性、环境污染证据的客观关联性,是环境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学理基础.由于受行政违法与犯罪二元立法的影响,当前我国环境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机制在实践中面临诸多困境,诸如部分环境行政证据转化后找不到对应的刑事证据种类、环境行政取证难以满足刑事诉讼要求、证据转化审查形式化等.通过落实"应移尽移"原则、分化对应证据种类、规范环境行政取证程序、强化证据转化审查力度等方式,可以破解上述问题,实现环境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的有序转化.     

司法活动中人工智能证据的“偏在风险”及法律应对

人工智能证据丰富了证据种类,有助于查清案件事实,但是基于人工智能所具备的数据来源广泛性、算法黑箱性和表达专业性,人工智能证据存在证据“偏在风险”。解决证据“偏在风险”问题,一是制定统一的算法标准和准入规则,严把入口关,将非法人工智能证据予以排除,同时要警惕算法内嵌的价值偏向;二是建立健全算法审查和监督机制,组建融合法学、计算机知识的专家委员会,从实质和形式两方面入手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人工智能证据监督和审查体系;三是完善人工智能证据的质证规则,通过有侧重点的证据开示制度和专家辅助人制度强化质证权利。     

论现行刑事证据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证据是证明案件的依据,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刑事证据即刑事诉讼证据,是能够据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真实事实.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的实质是运用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证据及其运用是刑事诉讼的中心问题,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法律制度.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证据的概念和种类、收集和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及证人的资格和保护等问题作了规定,但对证据运用过程中涉及的具体证据规则未确定,在司法实务中容易导致证明责任分配及证明标准界限模糊而不易操作,应在新刑事证据制度方面作进一步的完善.     

测谎结论的证据资格及其规范

现行三大诉讼法均未明确规定将测谎结论作为证据种类单列,诉讼法学界对此也存有争议。首先通过对否定测谎结论作为证据的观点进行反证分析后认为:测谎结论具有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和关联性,可作为诉讼证据使用;再将测谎结论与司法精神病鉴定进行对比分析后认为,测谎结论可归于证据种类中鉴定意见一类。最后,建议对测谎技术作如下规范:一是制定行业标准,严格规范测谎员的资格认证;二是加强对测谎鉴定机构的监管。     

间接证据疏义

在证据学理分类中，间接证据是理论分析较复杂、规则使用限制也较多的证据种类，但在间接证据的定义中存在着某些歧义与混乱。这些歧义与混乱主要归因于对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分类目的的误解、分类标准的混乱运用和间接证据特征的误读上。通过对分类标准的厘定和间接证据定义的溯源考察，可以对间接证据的定义作出一定的修正，并在此基础上正确把握间接证据的特征。     

大数据证据适用的三重困境及出路

大数据证据是对海量数据进行筛选、汇总、提炼、形成结论并在审判中使用的证据。大数据证据不同于"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收集的证据",后者并未对传统证据规则形成明显挑战,而前者将导致大数据证据与传统证据规则产生明显冲突,进而引发大数据证据在法庭适用中的三重困境。第一重困境是大数据证据种类与法定证据种类的不适应,这一困境应通过不同阶段的"三步走"策略逐渐解决。第一阶段,应将大数据证据作为一种鉴定意见;第二阶段,应将大数据证据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第三阶段,应放弃将证据种类作为证据门槛的做法。第二重困境是因可靠性质疑而导致的相关性困境,这一困境产生的原因是大数据的黑箱化运行以及大数据技术的复杂性。对此,最为简单直接的办法便是公开算法的历史准确率。其中,算法历史准确率公布的主体应是算法开发者(或改进者),因为开发大数据算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便是计算(改进)正在进行的算法的准确性。同时,为了保障算法开发者(或改进者)公布的历史准确率具有可信度,还应由政府部门牵头,依托具有相应专业人才、技术支撑和监管能力的行业自律组织负责算法的监管。除此之外,必要时还应寻求鉴定人、专家辅助人进行解释,使一般人能够理解基于"数据经验"产生的关联,从而进一步对大数据证据的可靠性进行判断。第三重困境是因对隐私权的侵犯和"证据偏在"的影响而导致的可采性困境,该困境应通过构建"原则+制度+技术"的融合规制路径来加以解决。从原则角度出发,大数据证据的应用原则包括数据有限使用原则、数据主体"弱同意"原则和数据甄别原则;从制度的角度出发,一方面,应构建大数据技术风险评估系统,对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进行风险等级评定;另一方面,应引入大数据技术应用的审查机制,这包括大数据监管机构的审查和司法审查。从技术角度出发,应尝试通过"数据脱敏"等更加先进的技术完善隐私保护机制。除此之外,大数据证据第三重困境的化解还需要通过完善证据开示制度等方法增强诉讼的对抗性。     

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新探——案件事实信息理论在电子证据中的作用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网络应用的飞速延伸，在司法实践中涉及电子证据的案件越来越多，从最早的恒生公司诉王洪网上名誉侵权纠纷到新浪诉搜狐侵犯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电子证据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电子证据的定义、与其它种类证据的共性、能够成为独立的证据种类三个方面研究了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这对证据体系和证据立法的完善，以及司法实践中证据的运用具有积极、现实的理论和指导意义。     

证据概念的历史演变及其认识论重构

证据被认为是进行推理的主要根据,是当代哲学认识论的重要话题之一.对于证据的概念,不同时期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见解和认识:古希腊和罗马时期,证据被视为一种符号证据;近代科学产生之后,则被认为是一种归纳证据;当代证据的概念,则是建立在严格的概率理论之上的.在中国,证据的概念也经历了从传统的"字本位"证据观到现代的"逻辑中心主义"证据观的演变.证据概念的历史演变表明,证据的概念绝非用简单的逻辑语言可以表达,它依赖于对证据内容的认识论考察.     

试论电子证据及其勘查过程中的证明力保障

电子证据是一种新型的法定证据种类,其重要性在日常的法律生活中是不言而喻的。由于电子证据本身的特性,其与英美法系的最佳证据规则如何兼容、如何有效地保障电子证据勘查过程中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都是电子证据能否发挥证明力的关键问题。     

我国证据分类制度的功能反思————以刑事诉讼为中心的分析

我国证据分类制度诸多难以解答的疑问要求理论分析的视角从“制度逻辑”转向“制度功能”。限制证据能力、排除不属于法定证据种类的证据材料,一直被认为是我国证据分类制度的法律功能,但是这种理论上预设的功能在司法实践中从来没有实现过。受侦查中心主义和侦查案卷审判模式的影响,证据分类制度实际上发挥着“强化侦查案卷证据能力”的功能。因此,建议从审判视角重新定义证据种类,以司法解释方式限缩侦查案卷在审判中的使用,逐步实现我国证据分类制度从“强化证据能力”转向“限制证据能力”的功能归位。     

土地纠纷中证据类型与运用规则分析

为破解证据类型划分以及证据运用规则在土地纠纷中的适用难点,应用类案分析方法对土地纠纷司法裁判文书进行探析发现:在证据类型方面,以“人证、物证、书证”模式划分土地证据易致对其被动消极认定,“材料 证据 定案依据”模式存在行政机关取代审判主体认识的倾向,应审慎运用“证据资料 证据方法”二元结构,而按照“主要 一般 参考”模式进行划分具有现实意义;在证据运用规则方面,民事证据保全制度与土地纠纷解决无法完全适配,土地证据客体范围在常规证据收集制度下产生排斥现象,亟需释放土地纠纷电子证据的应用潜力。因此土地纠纷证据运用一方面需要以土地证据类型划分为基准,平衡土地证据举证责任;另一方面需要以土地证据适用认定为切入,构建“抗告 撤销 赔偿”的缓冲带。要打破部门法学科壁垒,以土地法条文为基底,合理解释土地证据规范,推进土地仲裁证据非诉化。     

证人证言与证人证据属性之我见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人证言是一种证据。但由于将证人证言作为证据存在着不可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因此对证人证言及证人证据属性的重新分析和定位很有必要。通过对证人证言与证据定义之间的比较、其证据属性与证据必有属性之间的比较以及其表现形式与其他证据种类的表现形式的比较,对证人证言不具有作为证据应有的证据属性和表现形式进行了论述,最后得出证人才是证据的结论。     

论我国刑事证据属性理论的重构--刑事证据“四性说”的提出与意义

传统三性说在刑事诉讼中理解和适用均存在困难,尤其是无法准确解释中国法语境中的瑕疵证据、情况说明等证据问题,这是需对传统三性说进行理论完善的主要原因。通过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可以划分为证据过程与证明过程。表达证据过程的参数是证据能力和证据力,表达证明过程的参数是证明能力和证明力。按照四属性说,瑕疵证据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证据力待定,不是证据能力待定或者可补正排除的非法证据;在案件实体法事实证明问题上,应当总体否定情况说明的证明效力,建立明确的证明能力禁止规则。四属性说比三性说更具有知识性和实用性,比两性说更加准确和适用,是一具有理论拓展价值和历史承继性质的证据属性理论。     

论技术侦查证据的使用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对技侦证据材料法庭审核的三种规范模式,在未来的实践运作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潜在性问题:法庭审核的三种规范模式蜕变为单一的庭外调查;而辩护律师又难以介入庭外调查程序;加之技侦种类的不明确,庭外调查最终可能异化为秘密审判.唯有明确技侦材料在刑事诉讼中线索指向和证据使用的双重功能定位,恪守最后使用原则,理清技侦手段所获实物类证据材料和作为人证的言词类证据材料的分类审核程序,才能将技术侦查所获证据的使用效果发挥极致.     

论专利诉讼开放型科学证据体系的构建

为应对专利诉讼中复杂的专门性问题,我国在庭审实践中引入了专家鉴定人、专家辅助人、技术调查官和专家陪审员等诉讼参与人,以帮助法官理解专门性知识。这一做法旨在回归教育模式,防范专家代替法官裁判的风险。由于我国现行法定证据种类的限制,司法鉴定范围无法涵盖大部分专利专门性问题,现有的科学证据审查规则也难以解决新的专门性证据审查问题。为此,我国需要突破证据种类法定的限制,从封闭性的司法鉴定体系走向开放型的专门性证据体系。该体系的构建可以分三步进行：首先统一确立专家证人制度;其次实现专利诉讼中科学证据应用模式的统一;最后参考相关国家和地区证据规则,优化我国的科学证据体系。     

民事诉讼法修改与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

本文结合《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就如何修改和完善民事证据制度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一,文章首先论述了民事诉讼法修改中民事证据制度调整的基本视角,认为民事证据制度修正和调整应该立足于对证据制度基本结构的搭建;其二,文章对修正案中关于证据种类的规定提出质疑,尤其是证据的排序,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三,对证人制度的完善提出了批评和建设性的意见,认为保留单位证人的规定是不合时宜的;其四,针对修正案,对防止举证迟延的对策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宽松的举证时限制度应当予以肯定;其五,文章对必须在民事证据中加以规定的免证事项做了论述;最后,对有效应对"证据偏在"的法律措施——文书提出命令制度的基本规范予以论证。     

论刑事证据的法律分类

本文对刑事证据的“种类”、“分类”之称谓进行辨析,认为两者实质含义一致,进而提出采 用“法律上的分类”与“理论上的分类”的观点。作者立足我国刑事证据的立法分类,分析其规定不足, 建议重新分类,特别指出刑事证据分类应注视一、二审的转化问题和与今后将建立的证据规则相衔接 问题。     

刑事证据新分类:客观性证据与主观性证据

我国证据法学理论并没有关于客观性证据与主观性证据的分类,但根据内容的稳定性与可靠性程度的不同对我国刑诉法中的8种证据进行划分,不仅具备理论上的可行性,也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区分客观性证据与主观性证据,能够指导办案机关扭转“口供中心主义”的做法,有利于刑事冤假错案的防范与纠正。在证据新分类的指引下,公安机关要转变口供至上的理念,客观性证据与主观性证据并重;检察机关要合理引导、深入挖掘,把紧客观性证据审查关口;审判机关要综合全案进行审查判断,发挥审判的终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