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的州县吏治

明代州县处于官僚和社会矛盾夹击的两难境地,是吏治腐败的滋生温床。国家政策的逼迫和自身利益的诱导,使催科赋税虐民过甚;馈送贿赂和过客索要,成为填不满的黑洞;进士举监分途,对州县吏治消极影响极大;狱讼的黑暗和吏胥乡官生员对政务的干涉,形成地方政治的严重弊害。明朝之亡,根源在于州县的残暴和贪贿。     

浅析明代的督抚

明代的总督、巡抚,属中央派遣的督察官员,自明中期开始,其体制及权力逐渐向地方大吏 演变,它不仅为清朝正式成为地方大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明代政治生活中发挥举足 轻重的作用。     

试论明代的巡按制度

明初,为了使政权长治久安,朱元璋吸收汉唐以来监察官吏的经验,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其中派御史巡按地方,监察文武官员的制度在明代政治生活中影响极大。一巡按的设置与职能     

锦衣廷杖与明代官僚心态

明代锦衣卫职守所施行的廷杖,历来为世人所唾弃。但在对明代廷杖的起因和过程以及所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之后就会发现：明代政治生活中廷杖这一酷刑在其随着历史进程演变当中所造成的种种结果,无不时时刻刻反映着明代皇权与官僚阶层之间互动过程中的微妙关系。     

制度环境、自由裁量权与中国社会政策执行

西方经典理论认为街头官僚拥有自由裁量权,能够进行“政策再制定”。他们通常基于规避执行风险或降低自身工作压力来运用自由裁量权,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角色。然而在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街头官僚对自由裁量权的使用受制于国家政治导向、政策执行制度环境、地方官员的利益等外在条件,个人追求私利的考虑则相对影响较小。在这些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下,街头官僚只获得了象征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的行动很难产生“政策再制定”的效果。通过展示影响中国街头官僚使用自由裁量权的政治逻辑,对于理解我国社会政策执行困难具有启示意义。     

明代大计考语“虚”、“实”探因

大计考语是明代文官考察时对地方官员治绩进行概要性评价的文本。吏部依据官员考语内容对相应官员的去留升调做出决定,因此大计具有极端的严肃性和重要性。然而在实际政治运行中,大计考语这种理应尽力求实的文本却时常出现不实的状况。从制度史的视角对明代大计考语的"虚"、"实"问题进行探讨,可以发现考语不实的重要原因不仅在于注考官员责任感的缺失,更在于考语保密性不足导致如实填注考语的政治风险远大于收益;在保证中央政令科学合理的同时兼顾官员正常的心理诉求,才是保证中央政令在地方得到落实的关键所在。     

明代王府文官迁转制度

明代王府文官之设为例行辅导宗藩之外，又为中央政府削弱藩王力量之目的而得以加强与完善。在此目的得以达成之后，王官的政治地位便接踵衰落，具体表现为其迁转的困难。针对王官在其体系内部的迁转，朝廷先后设置了官员出身、任职时长、藩王奏保和抚按荐举等三项标准，限制大部分官员升迁至内部序列的顶点。同时，吏部又以不考绩，从而不能迁转的方式限制王官向外迁转。明后期出现允许王官外迁的制度，但因为该类官僚的劣质化，终究在实践中没有开放其外迁。明代王府文官迁转制度最终发展为限制该类官僚迁转的制度，其合理性在于帮助明末吏部解决过频、过多的官僚人事流动。     

具有涉他偏好的地方官员晋升锦标激励研究

将行为人涉他偏好(嫉妒和自豪)因素引入地方官员政治晋升博弈模型中,考察了其对地方官员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涉他偏好对地方官员产生了更高的先验激励,在加剧同级官员之间竞争、促使地方官员付出更多努力的同时,还改变了社会福利水平和地方官员对区域合作抑或分割的行为选择;处于竞争劣势的官员会在维持发展型努力的同时采取"攫取之手"并提高其保留效用;地方官员在合作时倾向于同所辖区域发展水平相差较大的区域,而非发展水平相近的区域。     

明代官员得谥因素探析

明代继承唐宋三品以上给谥的资格限制,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明代官员得谥品级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三品以上两京大员方能得谥的标准贯彻始终,而品行业绩特别突出的少数四品以下官员也可得谥。官员生前品行业绩是衡量其得谥与否的重要因素,业绩平常者概不予谥。个别一二品高官无善行而得美谥则最终不为社会所认可;四品以下的中低级官员因品行业绩特别突出而得谥,他们的所言所行符合传统谥法对立德、立言、立功方面的要求。明代中央集权制的强化使皇帝操控着官员得谥,其他因素诸如官员之间的恩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背景、避讳等也会影响官员的谥号。总体而言,明代官员得谥因素既有对历史的继承,也是明代自身发展特点及具体人事干预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反映了官员谥号背后复杂的政治态势。     

为政与良知——阳明学者邹守益的为政理念及其对江西地方官员的影响

邹守益是阳明后学中与地方官员交往人数最多、并对其影响最大的学者。他与江西地方官员的讲学、交游、通信、撰文等种种交往，都是实践并传播良知学政治理念的方式。他把为政之道区分为三个心性层面：以私欲为政，以资禀为政，以学为政。后者即政学一体、万物一体。这些理念对官员的学术倾向、文教举措、个人品行及心性工夫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明代儒学弘扬路线由“上行”转为“下化”的情况下，阳明学者将“得君行道”转为“得官行道”的努力，是儒学在地方社会施展“上行”路线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儒者实践政治理想的一个重要途径。      

论明代俸禄制度演变的原因及其影响

俸禄制度是古代职官制度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制度之一,俸禄水平的高低影响着官员的廉洁状况.明代官员的俸禄是典型的薄俸制,历来有"最薄"之说.明代的薄俸制,严重影响了明代的政治生活,造成廉吏难支、贪风不息等恶果,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太平天国乡官的任用标准与社会功效

对太平天国乡官制度的研究,传统的阶级分析论观点过分拘泥在乡官的阶级成分上,并以此为基础判定政权的性质。其实,以历史当事人的视角去认识当时的政策,是一种更客观的研究角度。太平天国任用乡官的标准,是建立在太平天国地方行政的政治需要之上的。出于以征收粮赋为重点的传统地方行政的需要,太平天国着意与精通传统行政事务的地方名流合作。从社会功效角度来看,太平天国当局通过发挥地方人士的行政优势,很好地弥补了自身行政经验的不足,成功影响了地方政治,并有效缓冲了自身对农村社会的冲击。     

明代官员进谏模式及其特点

明代官员敢言之风盛行,在传统"五谏"说的基础上,明代官员主要采取婉言讽谏、敢言直谏、犯颜强谏的方式进谏.其中,官员在婉言讽谏时,又往往借灾异、古训、先贤、祖制、史官以及自劾不职等方式进行.明代官员的进谏实践,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的进谏理论.与前代相比,群体性的直谏、强谏成为明代官员进谏的显著特点.明代虽谏无专官,由言官掌言责,但进谏的官员不限于言官,层面广泛,进谏风气浓厚,且传统的进谏戒律多被打破.明代官员的进谏模式及其特色,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明代文官集团的成长.以及士大夫为维持士人政治所进行的抗争和努力.但进谏官员多下场悲惨,反映了士大夫政治在膨胀皇权的挤压下日薄西山的态势.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明代官员在进谏方面的努力,可视为中国古代士人政治的挽歌.     

相维与制衡:明代权力中枢间的阁臣群体

阁臣群体是直接服务于明代皇权的中央核心辅政官僚群体,这个群体在维系明代皇权延续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政治功能,他们的辅政活动与明代整个国家机器运转构成了良性互动,他们在明朝中央权力运行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制衡作用。历史中的明代阁臣群体并未获得史家比较客观的评价,明代阁臣群体的政治地位值得进一步肯定。     

清代钦差大臣之司法权

清代钦差大臣司法权主要体现在审理地方官员违法犯罪案件和京控案件两个方面,由于钦差大臣具有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其司法权的行使对清代地方官员行政失职和腐败案件的发现与彻查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同时也对地方司法审判起到了重要的监督作用。但由于钦差大臣本身也是官僚群体中不可分割的一员,其司法权的行使不可避免的受到各方因素的掣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司法功能的正常发挥。     

试论明代对官员的俸禄处罚

本文对明代的俸禄处罚作了考察,认为明代的俸禄处罚运作的已较为规范。而且通过俸禄处罚,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官员的工作效率,改善了其行政不作为的工作态度,所以这一制度被清朝承袭,并加以完善。但由于明代官俸很低,实施俸禄处罚使得一些官员生活拮据,因此又导致了其趋向贪污和受贿,从而对明王朝的政治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     

地方官员政治承诺可信度及其行动逻辑

以2002—2011年副省级城市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为载体进行地方官员政治承诺可信度及其行动逻辑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地方官员政治承诺行为中承诺主题的趋同性和承诺可信度的异质性并存,这揭示了政府年度工作报告政策议程设置的相对封闭性和地方官员政治承诺行为的选择性应付策略。研究还发现：副省级城市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也存在明显的“报喜不报忧”和“好消息及时报”现象;以及处于不同年龄段的地方官员在其政治承诺行为中超额承诺率和超额完成率显示出独特的变化轨迹与内在逻辑。这些发现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于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行为特征及其边界的理解,并为进一步验证和充实地方官员趋中行为理论提供了经验证据。     

官僚腐败问题与清代云南盐政“官运制”的兴衰

清代云南食盐专卖制度"官运制"的建立、运作过程中,反腐败是中央政府建立和运行这一制度的主要核心。但是出于反腐败的目的,盐课正额和作为食盐生产、运输成本的盈余的定额都被长期固定,造成了燃料价格上涨背景下的成本经费不足。由此官僚被迫长期挪用经费,中央政府也不得不允许官僚自主挪用,造成了贪腐的新机会,也引起了中央的对官员的不信任。但是中央对于地方财政状况却难以具体把握,经费定额越发固定,对亏课的官僚惩处也越严厉,官僚则不断将补偿亏课压力转嫁给百姓,激起百姓反抗。以此"官运制"的运作为线索,可知清朝的清代财政中官僚腐败与反腐的互动结构,即官僚在经费定额内的自主调配的必要性与中央对地方具体财政监管乏力的矛盾。最终,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官运制"废止。     

立储之争与明代政治

立储之争是明代政治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围绕储君，明代的皇帝、后妃、官僚、宦官展开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角逐。这种角逐，致使很多有政治才干的人因谮而谪外，破坏了明代政治的安定，对明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专差专使巡视考察制度

明代继承前代制度，时常派遣专差专使以及勋臣、宦官到地方处理应急事务，并且对地方进行巡视考察。由君主直接派遣的专差专使被授予很大的权力，除了处理应急事务之外，在地方巡视考察中发挥重要作用。派遣专差专使巡视考察地方，既是专制君主扩大耳目的举措，也是整肃吏治的重要手段，作为时代的产物，曾经在强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维护王朝的政治统治，规范官员行为等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