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农村人力资本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借鉴人力资本外溢模型,实证分析了湖北省农村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湖北省农村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远高于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农村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对产出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从要素产出贡献率来看,物质资本对湖北省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3%,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水平贡献率之和仅为10%,湖北省农村经济发展仍属于物质资本推动增长型,人力资本是湖北省农村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和短板所在,提升湖北省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是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分析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效应农村富余劳动力由农业转移到劳动边际生产率相对更高的非农业部门中就业,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一是增加产出总量,推进经济增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中就业,将大大提高其劳动边际生产率水平,     

通向繁荣之路: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

本文旨在从"资源错配和生产率"框架下识别我国高速公路建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量化其资源配置和总量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普遍存在中间投入品这一事实,本文借鉴Hsieh和Klenow(2009)的测算框架,引入中间投入品,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高速公路建设数据,实证探讨了中国高速公路建设对3种要素扭曲(资本扭曲、劳动扭曲以及中间投入品扭曲)的纠正程度,并进一步测算了要素优化配置带来的总量生产率提升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的资源配置效率惊人,2001～2007年每年平均高达13.23%。总量生产率提升渠道主要来自矫正劳动投入扭曲和中间品投入扭曲两个环节。高速公路建设通过优化中间投入和劳动投入带来的总量生产率提升效应分别为4.39%和9.80%。(2)总量生产率的提升与高速公路建设优化要素配置有关,稳健性分析表明企业距离高速公路的距离每降低10公里,可以矫正中间投入扭曲2.33倍,劳动投入扭曲15.17倍。这些矫正提升了企业平均规模,使得过小企业能够发挥规模经济,过大企业抑制规模不经济。(3)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的资源配置效应有很强的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的总量生产率提升效应大于东部;私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总量生产率提升效应最大;中小城市的提升效应大于大城市;轻工业和资本密集型的提升效应分别大于重工业和劳动密集型。本文研究有助于认识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效应和区域协调发展效应,对我国今后进一步开展高速公路建设方向和深化"一带一路"倡议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苏州黑色失业与绿色就业调查研究

一般而言,经济发展必须具备资本、劳动力、能源和技术等主要的投入要素,这些要素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不同贡献。理论研究表明,在能源、资本和劳动力三个要素之间存在着替代或互补的关系。如果能源与资本、劳动力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则能源价格提高或实施节能减排政策,可以通过能源的资本替代或劳动力替代,继续保持行业产出的增长;如果能源与资本、劳动力之间是互补关系,则提高能源利用的环境政策就会减小对能源要素的投入比重,从而降低产出水平。劳动力投入与能源投入的这种互补效应,理论上的结论就是,清洁技术投资会导致企业削减就业岗位。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社会经济的不利影响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后,"民工潮"的出现给社会带来的极大的变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但使农村经济压力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了缓解,还促使了国家经济的增长以及人力资本的积蓄,也为传播先进的城市文明和先进文化提供了一个畅通的沟通桥梁.但也不可否认,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社会经济也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社会经济的不利影响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后,"民工潮"的出现给社会带来的极大的变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但使农村经济压力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了缓解,还促使了国家经济的增长以及人力资本的积蓄,也为传播先进的城市文明和先进文化提供了一个畅通的沟通桥梁。但也不可否认,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社会经济也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影响。     

要素产出弹性与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测算

技术进步对推动中国当前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技术进步贡献率则是对这种作用的有效衡量.测算技术进步贡献率首先需要确定要素产出弹性,针对当前要素产出弹性和技术进步贡献率估计存在的分歧问题,利用参数方法,借助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关系的计量经济模型,在对C-D生产函数进行扩展的基础上,改进了要素产出弹性的估计方法,提出利用灰色理论和非参数局部线性估计相结合对要素产出弹性进行动态估计的方法,并用该方法估算了1986年一2006年中国制造业贫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测算中国制造业分时期的技术进步贡献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贡献率小于50%,经济增长主要还是靠增加要素投入驱动,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用本研究的方法估计的产出弹性来测算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对非技术因素具有一定程度的过滤作用,有效消除了索洛余值中的非技术进步因素,为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测算提供了参考依据.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个动态搜寻模型与实证分析

运用动态均衡分析方法,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搜寻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性因素,并采用2003-2006年国家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建立Probit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外出从业收入与费用、农业产出与投入、转移者个性特征等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显著性影响。由此可见,经济因素是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核心因素。要应对"民工荒",关键是要满足农民工的物质需求,给予农民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该研究对于揭示"民工荒"的成因,保持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平稳、持续地向城镇转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非携带式医保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锁定效应研究

本文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为例研究了非携带式医保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的锁定效应。新农合旨在为农村户籍人口提供医疗方面的保障,但其现行的制度安排却使其具有较强的非携带特征,从而限制了参保人的自由流动。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个人层面的微观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和最大似然估计(MLE),以临近社区(村)和临近县(区)的平均参合率为工具变量,对新农合的锁定效应进行了研究。本文发现,参加新农合使农村留守劳动力转移到城镇的概率降低了34.7%,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到本乡镇以外的概率降低了41.9%。对中老年人的锁定效应高于青年人。此外,参加新农合使本地农民工转移到本乡镇以外的概率降低了37.1%。因此,新农合的非携带特征不利于劳动力的大范围自由流动。     

管理提升了企业劳动生产率吗?——来自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经验证据

与现有文献多从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宏观结构性因素出发研究劳动生产率增长问题有所不同,本文基于2015~2016年"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就管理效率这一重要的微观因素对我国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影响机制进行了稳健地实证检验。运用OLS、PSM和IV等估计策略,本文研究发现:管理效率对劳动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因果效应,管理效率每提升10%,其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边际贡献约为14.2%。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与"低管理效率"分组企业相比,"高管理效率"分组企业在人力资本质量、物质资本质量、产品质量竞争力、内部知识分享等方面表现更优,上述4个因素是管理效率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渠道。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企业提升劳动生产率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工业用地供给对工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本文运用1999~2013年中国261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考察工业用地供给对中国及不同区域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表明:应控制工业用地增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加大资本、劳动力要素投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产业结构地区的工业用地供应实行差别化管理。     

把劳务经济打造为“第一经济” 重庆唱响城乡统筹发展主打歌

案例背景到2006年底,重庆市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达到706万人,占全市农村劳动力总数的51.7%,农民人均劳务增收对农民人均增收贡献率超过50%,大旱之年不减收主要得益于"旱灾损失务工补"。2006年12月1日,重庆市委常委     

中部塌陷原因及崛起途径探析

一1980￣2003年,我国中部地区"!的经济水平在全国范围内的地位持续下降。1980年中部地区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88%,1990年下降到83%,而到了2003年,中部地区只相当于全国水平的75%。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下降呢?依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一个经济体的长期经济增长率是由资本积累、劳动力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提高以及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配置和使用效率决定的。而实证研究表明,在我国1980￣2003年平均9.3%的经济增长中,资本积累贡献率为59%,劳动力总量扩张作用为9%,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为32%,也就是说,资本积累、劳动…     

少子老龄化、工业智能化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DSGE模型分析

少子化与老龄化成为中国人口发展新特征,经济增长亟需探寻现代化新路径。本文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构建包含劳动力供给冲击、工业智能化、内生性技术创新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揭示工业智能化对少子老龄化负向影响的双重调节机制。研究发现：短期内,工业智能化可优化劳动力与资本要素配置,进而提升经济均衡总产出,有效缓解少子老龄化的不利冲击。然而这一调节效应呈现显著的时期异质性：长期内,工业智能化难以弥补研发型劳动力缺口,并可能引发过度替代、贫富分化和通货膨胀等问题,对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支撑作用有限。研究结论表明：政府宜在合理布局工业智能化的同时,兼顾增进人力资本积累、提升自主创新质量,实现少子老龄化时代下的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劳动力流动与农业生产

本文构建了一个农户就业决策的数理模型,引入家庭在农业生产与非农生产之间比较优势的概念,发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成本增加,将扭曲家庭劳动力在务农与外出务工之间的配置。本文利用上海财经大学2013年"千村调查——农村劳动力城乡转移状态"数据,在控制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成本的内生性之后,我们发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成本增加,会带来以下几点负面影响:(1)不利于农村劳动力流动;(2)降低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可能性;(3)降低农业生产效率,具体表现为农业生产劳动力结构呈现女性化、老龄化的趋势,家庭土地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利用,农业劳动力的人均耕地使用量下降,最终降低了家庭的农业人均产出。     

过犹不及事缓则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与全要素生产率

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经济体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干预"会显著影响地方政府经济行为。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经济效率影响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以2002～2014年中国230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为样本,检验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当经济增长目标制定采用"留有余地"的设定方式时,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对较高,而在采用"之上"、"确保"、"力争"等硬约束表述时,地级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经济目标硬约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技术效率(TE)上。(2)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明显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种抑制作用在2006年以后更加严重并表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各个组成部分。(3)如果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目标采用"留有余地"设定方式,经济增长目标实际完成情况则会更好,全要素生产率也会得到一定地提升。(4)中间机制检验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层层加码"通过竞相投资的潮涌效应,扭曲投资结构,抑制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挤占以及导致企业间资源要素错配等机制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以上实证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仍较为稳健。本文可以为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一系列独特现象,如GDP水分、重复建设等问题提供重要线索。     

市场化、政治身份及其收入效应——来自中国农户的证据

本文采用2003~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住户数据,以党员和干部身份作为衡量指标,运用双差法建立计量模型,研究了政治身份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变化趋势。研究发现:政治身份户比非政治身份户的人均收入高19.38%,其中有5.84个百分点来自于政治身份的贡献(收入效应)。乡村干部户的收入效应最高(7.73%),其次是国家干部户(6.05%),最弱的是党员户(3.94%)。政治身份对农户总体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为0.48%,并不是造成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政治身份的收入效应主要来源于国家职工工资,以及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支付收入等非劳动性收入。市场化水平的提升,仅仅改变了政治身份在各结构性收入上的收入效应,对总收入的收入效应没有显著影响。构建和培育更完善的农村市场经济体系,规范和改革农村的政治治理结构和模式,抑制政治身份户、特别是乡村干部户的权力寻租及其收入效应,是中国乡村治理乃至农村稳定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集聚效应、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

<正> (一)研究框架、模型设定 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体现在:一方面,通过要素投入数量的集聚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另一方面,通过要素质量和效率增进促进经济增长。我们利用传统的C-D生产函数,将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的内部因素内生到生产函数之中,得到:     

我国文化产业投入的促动效应研究——兼论文化产业的经济支柱性地位

文化产业投入的促动效应是指国家、社会、各类文化团体及其个人在发展文化产业过程中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促进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所带来的效益。从经济视角看,文化产出效益是文化产业创造的工业增加值,它构成国内生产总值,其决定因素主要由两个:一是国家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二是文化人才作用的发挥。本文借鉴"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2005-2009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平均每年递增16.42%,源自国家对文化产业投入的贡献率为21%,其拉动率为3.43%,文化体育娱乐业从业人员的劳动贡献率为75%,其拉动率为12.35%。它表明,文化产业的发展,四分之三的因素依靠文化产业人才的贡献。由此进一步推论,在2015年左右我国文化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基于卢卡斯模型的人力资本贡献率测算

本文利用我国1990~2009年相关数据,以卢卡斯模型为理论依据,以劳动力投入量、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增长率为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投资贡献率进行了测算。本文认为,我国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新增投资对经济的贡献没有较大的差异,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远远高于物质资本的投资效率。